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缩小区域差距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大量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体系中知识溢出、收益递增、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等作用的结果。因此，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也可由知识的部分公共物品特征和知识溢出的空间受限理论解释，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最早引入知识溢出效应来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卢卡斯在其1988年的经典文献中强调了城市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把城市视为先进生产技术聚集地，因此，城市化就成了一种劳动密集型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转移的过程。同时，城市的存在与发展是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体现，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一种度量形式，构建了城市化模型，暗示了可能存在不同于以国家或省为单位的经济增长特性。知识溢出的外部性与知识积累的规模递增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知识的空间溢出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大小取决于后发地区的赶超能力，技术差距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技术差距理论试图解释国家（区域）之间生产率的差距，深入分析了国家（区域）之间人均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8]。卢卡斯认为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模仿先进国家和地区的高效技术来实现赶超，而赶超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即所有有利于技术模仿或实施技术扩散的因素；二是技术的一致性（Technological Congruence），即应用新知识的技术能力，社会能力和技术一致性的趋同过程将使技术落后国家实现赶超。
卢卡斯在其论文《创造奇迹》一文中首先回顾了在增长与贸易领域关于技术的描述，认为技术与那一时期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致的[9]。同时，他用计量的方法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在职积累：“在干中学”，并讨论了学习效率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关于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可以通过在学校的教育获得，也可以通过“在干中学”而获得。卢卡斯比较了三个增长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验证：一个是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的模型，一个是强调通过学校培养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再一个是强调通过“在干中学”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10]。
2.关于知识溢出的研究
对知识溢出的经济学分析始于20世纪下半叶。知识溢出是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经济学分支解释集聚、创新和区域增长的重要概念之一[11]，是目前国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以格莱泽（Glaeser）、亨德森（Handerson）、克鲁格曼为首的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方面的顶级专家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学者一起，将新经济地理学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作出了很多有关城市增长、区域增长与知识溢出关系方面的杰出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阿罗（Arrow）最早揭示出知识的积累过程及其经济学含义，还指出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非排他性的特征，由此推引出知识具有溢出效应的特征。之后，罗默（Romer）在阿罗的基础上，证明了知识的溢出效应，并建立了以知识积累与溢出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最初的知识溢出研究局限于企业，但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在企业的微观层面上，研发投入与产出之间没有直接的确定性关系。因此，学者们转向空间研究知识的外部性，强调知识的动态外部性以及知识溢出促进集聚、创新和增长过程中的空间特征，尤其是将其置于城市与区域范围内探讨知识在空间溢出的机制。已有文献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对知识溢出进行了研究。一是解释知识空间溢出的发生机制，特别是解释知识溢出与创新活动的地理分布关系；二是将创新和集聚作为知识溢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中间变量，研究知识溢出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在区域层面上，主要基于创新和集聚两个变量，讨论了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知识溢出对区域内部和相邻区域之间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部分研究主要采用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寻求知识溢出的空间轨迹与模型[12]以及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影响。在城市层面，主要从知识溢出促进创新和导致集聚还是分散两个方面，分析了知识溢出对生产力和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13]。
可以看出，知识溢出已经成为影响空间集聚、创新与区域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解释空间相互作用的切入点。如何将知识溢出、城市集聚结合起来较好地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是本书的关切点。因此，我们将沿着以上两条主线对已有的与知识溢出和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的20世纪末以来的主要文献作出梳理。
（1）知识溢出与城市生产率。对于城市生产率的变化，格莱泽等人率先对城市工资水平与城市知识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14]。然后，莫雷蒂（Moretti）2004年的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美国城市工资增长与城市内受教育人数、教育水平的关系，以及城市内高学历者的回报问题。莫雷蒂首先通过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检验了1982～1992年美国城市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外人口受教育程度定义的城市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关系，通过应用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发现企业外受大学教育人数每增加1%，企业生产率就会增长0.6%～0.8%，并且高技术行业企业生产率增加程度大于低技术行业[15]。该文以产业联合专利来辨别行业之间的经济关系联系紧密程度。研究显示，与企业经济关系相对紧密的其他企业中高学历人数的增加，会促进本行业的生产率得到更大的提高[16]。莫雷蒂进一步检验了城区人口的工资水平与受大学教育人口比重的关系。他发现，受教育人数每增加1%，具有大学学历人群的工资就会增长0.4%，而同时低于大学学历人群的工资却增长了1.6%～1.9%，这一结果出乎研究者意料。他的解释是：可能存在一些除工资外影响高学历者就业的区位选择的其他因素未被发现[17]。
库姆斯（Comes）等学者对法国的工资分布与就业区的情况作了实证研究，得出一个较为普遍的结论：高学历、高技能的人一般会在就业稠密区找到工作。这个特征与包括有的移民负向选择去较低就业稠密区工作，而正向选择去较高稠密区工作的模式一致。然而，在很长的时期里，移民对在就业稠密区工作还是较低稠密区工作影响甚微[18]。
（2）知识溢出与城市规模。格莱泽在《城市的增长》一文中就具体讨论了是创新带来的垄断而导致的内生外部性还是非垄断导致的内生外部性促进了城市的增长[19]。此外，格莱泽等人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将城市、技能和区域变化很好地联系起来，作了有益研究的学者。他们在其《城市、技能与区域变迁》（Cities，Skills and Regional Change ）一文中，利用美国200年区域的变化资料验证了美国区域增长的变化。结果发现：只有极少的城市增长率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而教育在解释近几十年的城市恢复增长中起了合理的作用，但似乎并不能预测一个世纪以前国家的增长[20]。基于以上所提到的事实，格莱泽建立了相关的实证模型去估计区域的变化，发现教育增加了创业，人力资本溢出发生在城市这个水平上是因为技能工人生产了更多的多样化的产品，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同时，他还发现技能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或创业相关，而与生活质量不相关，至少在美国西部是这样的。同时，他还发现，西部知识工人抑制了西部土地供应量的增长，但在其他地区没有。这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观点——在那个区域，受更高教育的居民能够要求政府执行更严厉的用地管制政策，即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群对政府政策的干预能力越强。
将教育与城市增长联系，亨德森等人将城市集群发展程度与受教育水平联系起来，运用计量模型和面板数据研究城市增长问题。结果表明：在100万人口的城市地区，接受高中教育人口的标准差每提高1%，就会导致城市规模扩大12%；在人口为 250万的城市地区，这一效应达到了19%。即随着一个国家受教育人口水平的上升，城市规模将递增。城市规模会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长[21]。格莱泽等学者从城市动态外部性理论和实证方面作了大量杰出的研究，用美国的数据验证了知识溢出的MAR理论、雅各布斯（Jacobs）溢出效应以及波特（Porter）外部性，当知识工人都居住于同一个区域时，研发工人会变得同质，且思维也趋同。在这种情况下，新知识创造的均衡产出小于那种更具有异质性的工人同住在一个区域的情况，即雅各布斯效应更显著[22]。
（3）从城市集聚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和知识工人的异质性解释城市经济增长。伯莱特（Berliant）等学者从知识的内生多样性在长期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通过一群异质性的研发工人间的互动交流，搭建一个知识创造框架微观经济模型，再将这个模型镶入一个增长模型中去说明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结论：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研发工人的互动交流的有效性以及公共知识传播的有效性正相关[23]。
知识人才在不同空间范围流动并与周围群体发生互动和交流，尤其是面对面的默会（隐性）知识的交流，一方面促进了新知识的创造，另一方面加快了知识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传播[24]。特别是在产业活动空间集中的区域或人口密度高且多样化的城市中，知识人才在不同企业和区域之间的流动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促进了知识在不同群体和区域之间的传播扩散，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此相应，也就证明了城市集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4）空间集聚与内生增长。布朗（Brown）曾指出，在区域要素中决定技术接受的快慢和接受量的大小的最主要因素是城市或区域的规模（主要是人口规模），因为这反映着企业或工厂的空间集中程度以及市场潜力[25]。
（5）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与知识溢出。有学者从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方面说明人力资本及知识溢出是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性决定因素。对传递渠道的考察表明，空间知识溢出通常在跨国公司内发生，因为同一公司内部的知识传递不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变革的要求。弗斯富瑞（Fosfuri）指出，跨国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是知识溢出的重要渠道。马库森（Markusen）等学者建立了一个模型，指出跨国公司的中间产品需求会促使生产中间产品的当地工厂诞生，并进一步导致当地生产出能够与跨国公司竞争的最终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中间产品生产者便会成为跨国公司知识向当地竞争者溢出的介质。巴瑞尔（Barrill）等学者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样，德里菲尔德（Driffield）等学者发现，英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然而卢茨（Lutz）、塔伯特（Tybout）等学者发现，跨国公司内的知识溢出往往局限于高收入水平国家，这一点通常解释为研发活动依赖于高素质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往往集中在发达的经济体中[26]。
从企业层面上看，魏思琴（Klaus Wersching）以代理人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技术发展、公司的经济表现以及在不同行业中的集聚变化[27]。他分析了公司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并指出：公司不仅仅在产品质量上竞争，而且在创新过程中竞争。而一个公司的知识水平主要表现在其创新力上。新知识可以由研发投入中获得，也可以由地理和技术临近性的知识溢出中获得。模拟结果显示，在朝阳产业中有聚集的激励，而地理的邻近性可以提高创新。
（6）从制度方面讨论城市化与城市增长的关系。亨德森等学者主要将世界上几百个国家的样本分为民主的和专制的国家来证明齐夫（zipf's）法则的存在。他们用1960～2000年世界人口大于10万的大都市区数据，以国家农村城市人口比的一阶滞后项为工具变量，再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得到结果[28]。他们检验了城市化是怎样通过城市规模和数量的递增而被积累的，民主的程度与技术的先进性强烈地影响着城市数量与单个城市规模的增长。他们证明：相对于小城市，技术进步对大城市更有帮助。
（7）创业与知识溢出。奥德斯（Audretsch）等学者指出，企业家发生的知识溢出与新企业的建立和成长有关[29]。企业家在企业聚集区域创业能够获得大量的隐性知识，拥有创意或专利的企业家通过创立企业并与不同的群体发生互动和交流，特别是在与他人的合作过程中通过默会知识的方式发生知识溢出。斯托帕（Storper）等学者认为，区位在企业家创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区域，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不仅为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有利于企业之间前向后向的市场联系，更有利于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以及知识溢出[30]。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溢出的研究单元从企业转向空间，学者们在城市与区域空间范围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集聚、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将知识溢出、城市空间集聚与缩小区域差距结合起来的研究至今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探讨。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欠发达地区需要实现后发赶超的大背景下，鉴于以前的文献大多关注与物质资本相关的投资研究，本书将视角放到知识溢出以及知识工人及负载于知识工人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研究上，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欠发达地区想要赶上发达地区需要注意知识资本所能带来的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
二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区域差距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区域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特别是在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又掀起一轮高潮，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区域差异。以魏后凯、王一鸣、胡鞍钢、林毅夫、厉以宁等为代表的学者研究了中国区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区域差异变化的趋势及成因。二是关于区域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徐国弟、张友树、国家计委经济研究课题组等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探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但是他们提出的发展战略和模式都不尽相同。三是关于区域发展中的城市化。以周起业、文贯中等为代表的学者从城市化的角度探讨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认为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强的极化作用和辐射作用，但是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的发展应走城市化带动的道路。四是关于区域差距的成因。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类：要素投入、历史区位、经济结构、政策和制度因素。
（1）要素投入因素，主要分为投资要素（物质资本、政府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
首先是政府投资。郭金龙、王宏伟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造成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31]。王铮和葛昭攀发现各个省份之间的投资率差异是导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32]。徐现祥和舒元把中国省区的增长归因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技术转移，发现物质资本主导了我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逐步呈现两极分化[33]。王梦奎、李善同认为投资倾斜与地区差距一致性变动，投资增长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增长的主要因素[34]。王燕梅的研究认为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是由资金利用效率差异造成的[35]。陆迁等用基尼系数将我国固定资产的影响分为结构效应和集中效应，认为我国超过56%的地区差距是由民间投资引起的，而只有29.1%和14.4%是由国有资本及外国资本引起的[36]。何艳、安增科认为，地区投资分布的不均衡程度大于地区经济的不均衡，而且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和投资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具有极为相似的变动趋势，到90年代后期则出现背离，其主要原因在于地区经济差距是投资数量与效率的地区差距综合作用的结果[37]。
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资。国际、国内经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许多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落后地区经济起飞和摆脱贫困陷阱的主要方法之一。①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导致区域差异。江小涓指出，20世纪70年末以来，中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三大区域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是导致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38]。武剑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是各个区域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90年代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85%以上集中在东部[39]。②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差异是导致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但是作用机理各有不同。赵昌文、吴永红指出，由于在区位、基础设施和服务模式方面具有优势，东部外商直接投资远远高于西部，这是导致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40]。王必达认为，区域差异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互为因果。各个区域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差异，而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差异又是导致各个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41]。魏龙等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地区会因聚集技术、人力等优势而成为“先发”地区，它直接改变东道国的生产结构、技术分布及国内分工体系，是形成东西部差距的主要原因[42]。宁越敏等也从城市化的角度实证了国外公司总部一般愿意设在直辖市，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外商直接投资聚集地一般是技术和人力优势比较明显的城市[43]。王雷、韦海鸣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上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则进一步加深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上的非均衡[44]。显然，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是导致90年代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蔡昉、王德文的研究显示，200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463.67亿美元，其中87%分布在东部，8.8%分布在中部，只有4.1%分布在西部[45]。从 “九五计划”时期（1996～2000年）的所有省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占85.6%、9.5%、4.9%。魏后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他使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期间，东西部之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差异约有90%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差异引起的[46]。
再次是人力资本要素。连玉君也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了影响区域差异的相关因素，认为区域差异的形成源于区域之间初始人力资本激励制度、人力资本存量和区域间人力资本流动的差异[47]。徐璋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西部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对西部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的因素依次为教育投资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劳动就业人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追加及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降低[48]。由此可见，他认为，由于教育投资差异而导致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形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邹东涛、马海霞认为，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首先是知识差距、教育差距、技术差距和信息差距[49]，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以上诸方面的差距造成了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差异，人力资本差异是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50]。
最后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舒元和徐现祥强调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设定主要是 AK 类型的，即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物质资本积累[51]。陆铭等学者也强调资本是导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最为主要且日益重要的因素。随后，他们开始强调以全要素生产率所度量的技术对于中国省区差距的作用[52]。彭国华测算了1982～2002年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了我国省区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53]。李静等人也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是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傅晓霞和吴利学基于1978～2004年的省级数据，认为彭国华和李静等人高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但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断提高，将成为决定地区差距的关键性因素[54]。正如诺斯和阿西莫格鲁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表现或者仅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寻找深层次的决定因素[55]。
蔡昉、王德文、都阳研究了劳动力因素对地区差异的影响，发现劳动力市场扭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而由此产生的效率差异是地区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就经济结构和政策、制度而言，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和城市化程度上的差别，既受制于初始经济条件，也是地区或部门偏向（Region and Sector-Biased）的政策和制度作用的结果[56]。
（2）历史区位因素。无论是对地区差距的产业分解还是对“收敛假说”的检验，几乎都认为地理和历史因素非常重要。王绍光、胡鞍钢列出了各种导致区域差距的历史文化、区位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主要指纯地理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发现该因素对1979年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有显著影响。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空间的地理邻近性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地理因素或者其他偶然因素导致产业在某地聚集，并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自我强化[57]，同时地理区位还意味着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黄玖立和李坤望发现地区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程度显著地影响了1970～2000 年各省份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而地理位置则是影响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度的重要因素[58]。陈钊认为，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是确定经济开放区的初始条件，经济开放和市场一体化促进了工业集聚，而工业集聚是形成区域差距的重要原因[59]。
（3）经济结构因素，主要分为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两种。例如，周民良强调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市场发育和成熟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在地区差距方面具有重要作用[60]。万广华发现，以非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对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61]。范剑勇和朱国林将地区差距演变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其空间分布差异通过基尼系数结构分解法联系起来，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第二产业的高产值份额和非农产业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62]。彭国华从部门角度分析了1990～2002 年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的来源，发现省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发散，发散主要来源于工业[63]。
（4）政策和制度因素。宏观体制上的差异会导致区域差距形成。德慕格等认为，政府的优惠政策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源。林毅夫等认为，中国各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采用的对新阶段经济发展仍有影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适应中国各地的比较优势，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建立的许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法生存，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受到制约，其经济增长绩效就会很差。而这样的企业又大都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使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而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更快地转化到符合资源禀赋的状态，从而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其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发展战略假说。白永秀认为，区域差异特别是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根源在于体制差异，体制差异主要表现在所有制结构、市场主体的成熟程度、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政府调控职能发挥等方面。肖慈方认为，我国区域差异主要是体制差异，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矫正体制”。党兴华认为，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西部企业技术创新中缺乏相应的体制基础，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由此导致技术积累薄弱和创新活动呆滞，最终制约了西部经济发展[64]。
此外，中央政府在各阶段实施的不同宏观区域政策是导致区域差距的主要因素。例如，厉以宁等学者认为，我国实施的梯度转移战略等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形成区域差异并使其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们对梯度转移战略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战略不利于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65]。
对于财政政策，有学者认为以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有地区偏向，财政转移支付没有达到其目标，反而成了对东部地区的补贴。马栓友、于红霞认为，1995年从中央获得转移支付最多的四个省份分别是广东、上海、江苏和辽宁，占中央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已超过中央全部转移支付的1/4。2000年尽管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以上四个省份仍名列前茅，合起来转移支付比重超过了中央全部转移支付的1/5。而且从转移支付的区域差距看，转移支付的区域差距和区域经济差距不对称，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而中央对东西部转移支付的差距却在逐渐缩小[66]。
对于贸易政策，陆铭和陈钊则主要考察了对外开放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这两类具体政策对工业经济集聚的影响，结果发现，对外开放对于工业集聚有显著的正影响。他们揭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推动作用；而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地区工业的集聚[67]。
以上是对到目前为止关于区域差异成因的研究进行的一个简单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对区域差距的关注已经持续了近20年，也作了大量杰出而有意义的研究。但是总结下来发现，仍然还有一些空白点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例如，关于各区域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与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各区域知识存量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关系，以及从空间相关性角度考察城市化以及知识存量所带来的外部性，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还不多。
2.关于知识溢出与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
国内对知识溢出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可以追溯到李平对我国企业之间的技术扩散进行的系统分析，分别建立了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技术溢出模型，以及产业之间的技术扩散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国际经验借鉴[68]。之后大量的文献从知识溢出的各个角度阐述了知识溢出的作用。据笔者搜集的374篇关于知识溢出的文献来看，有一半以上是研究知识溢出与企业或产业集群的，而关于城市与区域增长的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知识溢出与城市的关系。王军用2000年全国的截面数据和1990～1999年中国各省份的专利产出的面板数据，验证了城市是企业创新的中心，具有为企业提供知识外溢场所的重要功能[69]。王军、朱倩详细论述了这种功能的实现机制[70]。苏方林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GWR）方法，对1997～2002年中国地级市研发知识溢出的空间非稳定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各地的地级市的研发知识生产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知识溢出水平与一地的开放度和就业等密切相关[71]。龙志和、蔡杰对我国1999～2003年30个省份及25个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不存在显著的MAR溢出和雅各布斯溢出效应，但存在波特溢出效应，即竞争性溢出效应[72]。蔡虹、张永林也对我国区域间技术知识存量和外溢技术知识存量进行了测度。结果得出，北部沿海地区是技术的主要溢出方，而西北地区的技术来源以接受的外溢技术为主[73]。
（2）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学者们从不同维度探讨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的从省一级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有的从单个省的数据，有的从单个区域，如京津冀经济区、长江三角洲或中部等区域去阐述知识溢出对单个省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从知识存量与区域知识的吸收能力探讨知识溢出对区域增长的作用。吕忠伟在知识生产函数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了区域知识生产的计量模型，同时考虑区域吸收能力的影响，研究研发空间溢出等因素对区域知识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生产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研发人员投入具有显著的“踩脚尖效应”，但研发投入对区域知识生产的作用并不显著；当考察研发空间溢出对区域知识生产的影响时，不同区域出现了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还体现在吸收能力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研发人员具有吸收研发空间溢出的能力，而西部地区还不具有吸收能力。从研发空间溢出的影响来看，只有西部地区的研发空间溢出变量对区域知识生产具有正向作用，而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研发空间溢出对区域知识生产具有反向作用，但这种负面作用在考虑吸收能力的东部模型中是显著的。这表明研发空间溢出在这些地区不但没有促进知识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降低了区域知识的生产效率[74]。
其二，人才流动带来知识溢出，从而引发经济增长。赖明勇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双重效应：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高劳动者效率能够增加产出水平，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增强本国技术吸收能力和研发水平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75]。许和连等学者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利用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一是通过决定一国技术创新能力来直接影响生产率，二是人力资本影响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速度[76]。因此，人力资本与区域间知识溢出有着紧密的联系[77]。滕丽、蔡砥等基于人口迁移和铁路贸易对我国区域知识溢出进行了计算分析，发现在贸易基础上的区域溢出为负溢出，而基于人口迁移的结果表现出较强的研发溢出正效应[78]。黄苹通过健康水平与受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加入，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知识溢出、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则扩展了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79]。南旭光认为，作为载体的高级专门人才及其知识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和贡献无可争议[80]。在高级人才流动和转移的基础上，讨论人才流动和知识溢出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个区域间人才流动的动态知识连接模型，有助于分析高级人才流动及知识流动对区域发展的作用。
其三，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魏守华等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创新努力，分产业维度和区域维度，运用 1997～200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本土技术溢出对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81]。邬滋通过实证分析1993～1995年与2005～2007年生产行为聚集所产生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环境下的知识溢出以及集聚所产生的竞争与垄断环境下的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验证了波特效应、MAR效应以及雅各布斯效应，得出的结论是竞争性市场结构比垄断性市场结构对创新有更显著的影响，需要培育大城市的多样性[82]。
其四，从空间的角度研究知识溢出在产业和创新中的作用。吴梅等采用广东省2000～2006年21个地区30个产业的面板数据，使用似无关（SUR）空间计量方法对各地区的知识溢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广东省各地区工业产业间存在MAR溢出效应及雅各布斯溢出效应，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波特效应[83]。苏方林对中国省域研发溢出的空间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省域研发知识生产存在空间依赖性和有界性，若来自邻近地区的专利每增加1%，则本地区专利产出将平均增加约0.22%[84]。舒元、才国伟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城市向其他省份存在技术扩散，而且这种扩散依赖于空间距离；技术扩散地的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和专业化能够同时带动自身和其他省份的技术进步和发展[85]。吴玉鸣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省域整体研发与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认为省域创新能力的主要来源是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而大学研发及其与企业研发的结合并未对区域创新产生显著影响[86]。
以上探讨知识溢出与区域增长的文献，主要从两条主线对以城市为空间尺度的知识溢出进行研究：一是以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部分研究成果较多，也较为完善；二是知识溢出与整体城市发展与区域增长的关联性，这一研究方向的探索时间还比较短，研究成果还较少，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在以城市为对象的知识溢出研究方面，对知识溢出与集聚经济还未有明确的区分，对于知识溢出带来的技术外部性如何促进城市发展和不同规模城市对溢出效应的影响，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还没有清晰解答，这一点在实证研究方面尤其明显。
关于知识溢出对城市内不同产业、不同类型就业人群效应的研究也不尽完善，尤其在中国进行知识溢出与城市增长的研究中，由于受到城市微观主体数据的可获得性与知识溢出本身受众多环境因素影响的限制，使得基于微观视角的知识溢出发生机制深入探讨很难进行，决定了对于知识溢出“黑箱”的探索存在困难。我国东西部城市集聚在知识溢出方面的效应究竟有何特征？东西部城市内部的管理对东西部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东西部城市人口的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怎样？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仅关注于区域的投资、区位因素以及知识溢出带来的区域经济增长，而很少将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考虑其在区域经济增长和缩小区域差距中的作用。国内更少有人从城市和空间的邻近性角度出发研究城市的集聚与知识溢出效应在缩小区域差距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知识工人对居住地的选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就美国城市发展的实际经验看，其城市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与其城市经济结构的特点都有很强的相关性。美国的高收入地区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较新的、较尖端技术的制造和服务性行业的城市地区，如西雅图等。而低收入地区主要分布在那些基础工业广泛使用，技术低和工资低的劳动力地区。导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除了固有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历史原因之外，人才因素在城市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目前对欠发达地区实施开发时，怎样从培育欠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出发，吸引更多的知识工人选择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从而诱发欠发达地区城市的内生增长机制？只有在欠发达地区以高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才有可能缩小这一差距，否则只能是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如何缩小这种差距？如何改变“人才、劳动力东南飞”的局面？这是本书的重点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