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本书写作的背景与意义
1.1.1 写作背景
1.1.1.1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方兴未艾
据有关资料记载，20世纪初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有5%～20%来自科学技术的贡献，到了20世纪中叶此比例上升为50%，80年代更是上升到60%～80%，这种势态还在持续上升[1]。通过以上数据不难发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源自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高消耗和劳动力增加。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密。科技成果有效转化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如上经济和社会宏观背景下，许多国家都把强化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并且都在努力探索科技、教育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以便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当今经济发达国家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成熟经验表明：开展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间的有效合作，选择较优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是建立科技、经济密切结合的新体制，是发展经济和提高综合国力的有力保证。基于上述成熟经验，世界各国政府都把产学研合作作为启动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突破口，并施以重点政策加以扶持。当然，我国也不例外。
1992年4月，“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在我国经贸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三部委的联合组织下得以实施。此项工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产、学、研之间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从而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最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与科技结合之路。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正式颁布，该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联合协作；根据‘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原则，建立双边、多边技术协作机制，通过相互兼职、培训等形式’加强不同单位科技人员的交流；企业研究开发经费要有一定比例用于产学研合作；要强化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有效衔接，提高技术配套和自主开发能力。”[2]这一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产学研合作创新已被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有关部门多年的共同努力，我国产学研结合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产学研合作”，许多产业因为本产业技术难题的攻克，而不断实现技术进步和优化升级。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产学研结合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产学研合作中，各方大多以资源获取为目的，进而导致产学研各方合作不够深入，合作优势难以发挥”；“产学研各方没有真正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进而导致合作创新动力不足”；“产学研结合所涉及的各政府推动部门之间尚未形成合力，缺乏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和统筹安排，造成了技术创新要素分散、交叉、重复，难以集成并聚焦在产业持续创新链条上，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不能产生重大影响”。出现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①产学研合作创新目标定位于获取资源为主，而非技术创新；②产学研合作形式松散，行为短视，产学研合作大多停留在“技术交易”层面，并未发展到“战略联盟”的共生关系层面。鉴于此，国家相关部门审时度势，着手开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工作。
2008年12月，科技部、财政部和教育部等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并提出，通过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科研院所的科研、人才优势，解决自身的技术难题，缩短开发时间，降低研发成本，分散研发风险，推动技术创新，丰富人力资源的储备，从根本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高校科研院所在企业需求的推动下，加强技术研究及成果转化，注重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进一步改善学生的实习和就业环境，而且还能弥补科研和教学经费的不足，进而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该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定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指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3]。2009年7月，六部委又发布《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通过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进一步推动和加快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和发展，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进一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4]。2010年1月，科技部正式公布首批36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单位。从以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迄今产学研合作创新发展的最高阶段，其作为一种全新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组织形式，优势明显，在我国必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实践。据统计，自“钢铁可循环流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四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以来，数控机床高速精密化联盟、存储技术联盟、TD通信技术联盟等一批新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相继成立，涵盖了汽车、钢铁、装备、石化、纺织、有色金属、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现代农业等产业。
1.1.1.2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相形见绌
本书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内涵界定为：由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联盟运行过程的复杂性以及联盟成员能力的有限性和相互间关系的不和谐性，从而导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运行结果与预期目标出现明显负面偏差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运行低效，未达到联盟成立时所设定的技术创新目标；第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运行过程中出现不可逆转的严重问题，导致联盟非计划或非正常解体。
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实践活动的方兴未艾相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就相形见绌了。从总体上讲，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且存在一些不足。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本质就是产、学、研三方为了进行合作创新而成立的技术联盟。由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体的联合或合作，联盟内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各主体间目标不一致、能力不匹配和文化冲突等现象，这些现象均会导致联盟的不稳定[5]，加之联盟所处外部环境复杂，这都将引发风险。Das，Teng（2000）综合战略联盟意外解体的相关研究文献发现，企业联盟的失败率介于30%～50%。美国McKensey公司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800多家参与战略技术联盟的美国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其所参与的联盟维持到4年以上的只占40%，而维持10年以上的仅有14%。从总体上看，企业联盟存在着高失败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在国家大力倡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今天，倡导构建联盟的政府有关部门、联盟成员（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和学术界均应对联盟风险的客观存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给予高度重视。
令人遗憾的是，与当下正如火如荼开展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活动相比，联盟风险及其管理的相关理论研究工作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本书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了简要归纳。在联盟风险识别和分类方面，Das T K，Bing-seng Teng（1998；2001；2003）认为技术联盟存在两种风险：关系风险和绩效风险，并做了一些深入研究。Gomes-Casseres[6]，Harrigan（1986）；Inkpen，Beamish（1997）；Hennart（1999）；Park，Ungson（1997）等从联盟不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角度研究了联盟风险识别问题。Narayanan（2002）研究合作风险时明确指出，联盟中的合作企业所面对的主要风险可以分为“知识产权风险”“竞争风险”“组织风险”三类。叶飞、孙东川（2004）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对联盟不同生命阶段的外生风险和内生风险进行了提炼和总结。桂黄宝（2007）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通过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合作技术创新风险区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并具体对合作系统风险、知识产权风险和相互竞争风险等进行了识别，最终提出了合作技术创新内部风险的控制措施。索玮岚等（2008）基于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DEMATEL）报告中的思想与方法，提出了一种能有效识别合作创新风险因素的新方法，并通过算例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在联盟风险的评价方面，冯蔚东等（2001）对虚拟企业的工期风险进行了研究，提出一种风险传递算法，并给出了利用该算法实现风险评价、风险瓶颈单元识别、风险局部调整和整体优化的方法和模型。张春勋、刘伟（2007）针对合作创新风险项目具有模糊性这一特征，通过运用模糊群体决策理论，建立了合作创新风险评价模型，并同时给出相应的风险分析矩阵。杨丽娟（2007）深入分析了产学研联盟风险的各个影响因素，建立了产学研联盟风险的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法提出了产学研联盟风险评价模型，最后对模型进行了示例分析。张平等（2009）从技术创新和合作行为两个维度选取包括“高层领导的支持”在内的16个合作创新风险因素指标，并提出综合利用信度分析、因子分析、二项逻辑回归模型来测评合作创新风险。此外，国内外学者在进行联盟风险评价时，还常采用双因素评估法、三因素评估法、博弈评估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马尔科夫链法等（姜冠杰等，2005；闫琨、黎涓，2004；黄敏等，2004）。在联盟风险的防控方面，张宝贵（2007）以分析R&D联盟风险为切入点，借鉴第三方担保在主权国家间条约或联盟中的风险防范机理，研究第三方担保对于R&D联盟风险防范的作用机理。许学斌（2005）结合Hall三维结构模型，对动态联盟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全面和标准化分析，并对减轻、预防、转移、回避、自留和后备六种标准策略进行分析。李东红（2002）在分析联盟研发性质和相关风险的基础上，从“加强员工技术保护意识”和“研发过程环节控制”等角度提出风险防控对策。尹学群（2010）通过对企业战略联盟在整个运作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深入剖析，并结合战略联盟的生命周期和内外环境的特点，设计了战略联盟风险防范模型。华金秋、华金科（2006）首先介绍了研发联盟及其风险，然后从伙伴选择、收益分配、协调机制、约束机制和信任机制等角度思考风险防范对策，为R&D及其他联盟风险管理提供若干建设性意见。张延锋（2006）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信任、控制和合作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感性信任下合作风险较低，而理性信任对控制合作风险的效果较差；权力控制没有很好地控制侵占风险，还可能引发投入风险，社会控制成为控制合作风险的主要手段；从整体上来讲，不同类型的信任有助于控制手段的实施。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发现，国内外学者对联盟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本书将“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归纳为五个方面。
（1）研究中，未能认识到联盟风险及其管理的复杂性，未把“联盟风险管理系统”视做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而未将“综合集成方法”引入联盟风险管理的研究中来。综合集成方法是由钱学森、于景元和戴汝为等科学家在对社会系统、人体系统、地理系统三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方法，并认为这是现在可用的唯一能有效处理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7]。
（2）研究侧重于联盟风险管理的某一环节或某一方面，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尚未形成对联盟风险管理实践活动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联盟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
（3）在联盟风险识别的研究上，部分文献存在着立场不清、视角定位不明的现象，混淆了联盟作为一个组织的整体风险和联盟成员自身的个体风险。此外，缺乏从联盟全生命周期过程角度出发，基于风险发生阶段、风险影响过程和作用机理的风险分类研究。
（4）在联盟风险评估的研究上，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不完善，缺乏定量化的指标筛选、优化方法；缺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风险因素权重确定方法和风险评价方法；未考虑评价信息灰度对于评价结果的影响。
（5）在联盟风险防控的研究上，不同学者针对某一种或某一类风险（如知识产权风险）提出了风险防控的相应策略，其策略的制定普遍沿用传统风险管理理论中分而治之的思路和一对多的风险管理模式，这种风险管理模式只能达到局部最优，无法根据联盟的全局目标来形成最佳的风险控制资源配置。此外，联盟风险管理组织结构的设置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1.1.2 目的和意义
1.1.2.1 本书的目的
本书的目的在于，在广泛借鉴现有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不足，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的相关问题，包括风险管理总体架构、风险识别机制、风险评价机制、风险防控机制等，进行系统研究，试图提出一个由“联盟风险识别模型”“联盟风险评价模型”“联盟风险防控模型”构成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方法体系，以期为国内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1.1.2.2 本书的意义
本书的意义分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
本书的理论意义为：①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的复杂性进行了探讨，得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一结论。这一结论的得出，丰富了人们对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的认识，让相关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②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中引入“综合集成方法”，这在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的同时，也拓展了“综合集成方法”的实践领域。③构建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的识别模型、评价模型和防控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理论。
本书的现实意义为：通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的识别模型、评价模型和防控模型的构建，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风险管理实践提供了总体指导和一些具体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