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技术联盟理论与研究文献综述

技术联盟通常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股权或非股权的方式进行合作创新的一种组织形式。传统的技术联盟是一种企—企联盟，联盟成员只有企业。而本书所研究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成员通常为某一产业内相关的企业以及与该产业紧密相关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各联盟成员的组织目标和组织性质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相互冲突，这一点导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相对于传统的企—企技术联盟更为复杂。尽管如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以“产学研合作”为创新途径的契约型技术联盟，所以，技术联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将会对本书的相应研究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鉴于此，本章接下来将对技术联盟理论和研究文献进行简要综述，以便为本书的相应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借鉴。

2.2.1 技术联盟的内涵和类型

2.2.1.1 技术联盟的内涵

因为技术联盟是战略联盟的一种具体类型，所以国内外学者大多是基于战略联盟内涵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如Hagedoom等（2000）；Vilkam，Keil（2003）；钟书华（1998）；王飞绒（2008）；等等。Hagedoom等（2000）认为技术联盟是相关合作主体基于创新目标而结合形成的一种创新组织，从本质上讲是一种R&D过程中所建立的组织间合作关系。Vilkam和Keil（2003）认为技术联盟是诸如企业这样的组织为整合创新资源，进而实现创新目标所形成的一种合作形式或关系。钟书华（1998）认为技术联盟是指多个企业间通过契约和非契约的方式所形成的较为稳固的合作关系。王飞绒（2008）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技术联盟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技术联盟是指为实现特定的技术创新目标，在多个企业间所形成的技术创新合作关系。综合分析以上各种技术联盟定义，不难发现，传统的技术联盟内的合作主体通常为企业。但随着技术联盟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于技术联盟内涵的理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Caldeira（2003）认为技术联盟应指为实现某一产业的技术创新目标，相关的企业、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而联合起来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组织形式。张坚（2007）的研究指出，技术联盟内的合作主体除企业外，还可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中介组织、政府等组织或机构。很显然，学者们关注的重心正逐渐由传统的企—企技术联盟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转变。Caldeira和张坚对技术联盟内涵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传统技术联盟和本书研究对象——技术产业联盟的共通性。

2.2.1.2 技术联盟的分类

技术联盟分类的关键在于分类标准。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以技术联盟的治理结构作为分类的标准，并据此标准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分为股权式和非股权式，如Rothaemel（2001）、Hagedoom（1993）、Ranjay Gulati（1995）等。此外，其他的技术联盟分类方法也有很多。王飞绒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具体如表2-1所示。

表2-1 国内外学者对技术联盟的不同分类

2.2.2 技术联盟风险

由于联盟成员在联盟运行过程中，一方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要防范联盟其他成员对利益的过度追求，所以联盟所面临的风险通常要比单个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大得多（Das T.K.，Bing-teng，2007）。技术联盟风险的相关研究是技术联盟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得到了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重视。Ranjay Gulati（1995）、Osbern等（1990）、Teece（1992）等学者认为，技术联盟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应被视做技术联盟管理的关键问题。许多学者对技术联盟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本书的相应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于技术联盟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联盟风险内涵界定”“风险分类”“风险防控方法”等问题的研究上。

Miller（1996）认为技术联盟风险应被定义为技术联盟的意外变化。

Ring，Van de Ven（1994）指出，在技术联盟的形成以及运行过程中存在两类风险：一类关于未来状态，一类关于合作关系；前者称为绩效风险，后者称为合作风险。这一观点被后来的一些学者所借鉴。

Das T.K.，Bing-sheng Teng（1998）认为，技术联盟中的风险可以归纳为“关系风险”和“绩效风险”两类。关系风险源自合作伙伴间不佳的合作关系或合作伙伴不遵守合作精神的行为，如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绩效风险主要源自伙伴合作关系意外的因素，如技术、市场、宏观环境等。在此基础上，他们还给出了若干降低两类联盟风险的措施，如加强伙伴间信任、完善契约和管理制度、建立科学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等。

Das T.K.，Bing-sheng Teng（1999）认为，决定联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联盟成员的正确选择，因此，在联盟组建时应特别重视联盟成员的选择，应选择那些资源能互补、战略相匹配的合作伙伴。

Bruhn（1995）认为，引起产学研联盟内部的冲突和不协调，最终造成联盟的终止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为：联盟各方因缺乏沟通而引致的“权责不明晰”和“期望不明确”。

Geisler（1995）研究发现，“良好意愿、相互信任、心理契约、交往密切、合作关系制度化、合作者之间交互程度和交互范围”等因素，将会影响联盟的稳定性。

Azaroff（1982）认为，在产学研联盟中由于大学接受企业研究经费的资助，这可能会导致知识产权纠纷，限制大学学术的自由性。

Cyert等（1997）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将产学研联盟管理的重心从“创建、维持联盟”转移到“创建学习环境”来提高联盟风险规避效果。

叶飞、孙东川（2004）从联盟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虚拟企业组建和运作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包括外生风险和内生风险两类，如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虚拟企业组建与运作风险管理方法。

许学斌（2005）结合Hall三维结构模型，对动态联盟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全面和标准化分析，并对减轻、预防、转移、回避、自留和后备六种标准策略进行了分析。

李东红（2002）对联盟研发性质和相关风险进行研究发现，合作创新联盟存在“核心技术流失”“壮大竞争对手”“人才流失”等5类风险，并针对这5类风险，从“加强员工技术保护意识”和“研发过程环节控制”等角度提出风险防控对策。

尹学群（2010）通过对企业战略联盟在整个运作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深入剖析，并结合战略联盟的生命周期和内外环境的特点，设计了战略联盟风险防范模型。

华金秋、华金科（2006）首先介绍了研发联盟及其风险，然后从伙伴选择、收益分配、协调机制、约束机制和信任机制等角度思考风险防范对策，为R&D及其他联盟风险管理提供若干建议。

雷永、徐飞（2007）对产学研联盟风险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风险具体就是指产学研联盟的不稳定性，具体表现为联盟发生巨大变化甚至解体，同时，他们也对产学研联盟形成动机、合作类型、联盟风险以及知识转移和技术转移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

刑乐斌等（2010）运用博弈论基本理论，将联盟利益分配视为一个多人协商问题。根据Nash谈判定理得到多人利益分配模型。通过引入风险调节系数，建立风险补偿值表达式，对分配模型进行修正，得到基于风险补偿的联盟利益分配机制，该机制的特点是对那些承担风险高于平均水平的联盟成员进行利益补偿。通过实例证明：该模型较其他大多模型更能体现风险与收益的对称原则。

郭军灵（2008）认为，合理选择合作伙伴是技术联盟风险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提出了一些评价和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以达到降低联盟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吴勤堂（2003）认为，技术联盟风险防控的关键在于对“决策风险”“要素差异风险”“运作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四类具体风险的防范，并同时给出防范以上风险的具体措施。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技术联盟风险源”（联盟风险产生的本质原因）进行了探讨。唐璐（2007）通过总结相关研究成果发现，技术联盟风险主要来自于管理（如管理成本过高、利益目标差异、组织文化冲突、地理距离等）、资源（如组织资源不足、技术和技术人才流失等）、道德（信任缺失、契约不完全和机会主义行为等）和能力（如沟通能力等）四个方面。

2.2.3 联盟不稳定性

Inkpen，Beamish（1997）认为，战略联盟的不稳定性是指战略联盟的目标、契约、控制方式以及伙伴关系等方面发生非计划内的重大变化。对于联盟不稳定问题的研究始于1971年Franko的开拓性研究，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该问题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于联盟不稳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不稳定性成因和不稳定性影响因素两个方面。

2.2.3.1 不稳定性成因

Zeng，Chen（2003）；Hennart（1988）；Parkhe（1993）；以及Madhok，Tallman（1998）等国外学者分别从“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资源依赖理论”“社会困境理论”等视角对联盟不稳定性成因进行了解释。

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学者坚持使用Coase（1937）和Williamson（1971）的经典分析框架来深入研究联盟形成动因和联盟风险，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联盟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因“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而发生，进而导致联盟成员间信任的缺失；当联盟成员不信任后，他们就会出现“对联盟投入不足”“阻碍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共享”等行为，这些行为都会加大监督成本和防护成本等经济成本。

博弈论视角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联盟成员通常会在“合作”和“不合作”两个策略上做出选择，如果联盟成员选择“不合作”的收益大于选择“合作”的收益，则联盟成员必定会选择“不合作”，从而导致联盟不稳定。

资源依赖理论是战略联盟形成机制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该理论也可用于“联盟合作风险”，特别是“联盟不稳定性”的相关研究。资源依赖理论视角的学者的主要观点如下：联盟成员在联盟谈判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会因为“专用资产套牢”和“资源溢出效应”而被削弱；联盟成员为了规避讨价还价能力被削弱的风险，就会出现消极投入的情况，从而引发联盟的不稳定。此外，当联盟成员从合作者那里获得所需资源后，就会减少合作努力，消极怠工，这也会引发联盟的不稳定。

基于社会困境理论的联盟不稳定性研究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特别关注影响联盟成员选择的非经济因素。社会困境理论学者认为：联盟成员一方面通过合作获得更多的收益，另一方面也通过竞争让自己从联盟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这一现实导致各联盟成员在充分合作的同时避免不了竞争，此即“社会困境”。“社会困境”的出现必然会影响联盟的稳定性。

2.2.3.2 不稳定性影响因素

联盟不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很多学者对联盟不稳定性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Gomes，Casseres，Harrigan，Hennart，Roehl & Zietloe，Ikpen，Beamish，等等。

Gomes-Casseres（1987）认为联盟不稳定性可分为“破产清算”“被吞并”“兼并”三种类型，并通过对5933家国外制造企业的子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有所有权结构变化经历的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1/3，并且因所有权结构变化而导致不稳定的合资企业占到所有不稳定合资企业的52%。根据以上研究结果，Gomes和Casseres认为所有权结构变化是联盟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Harrigan等（1998）通过对895家企业联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联盟的失败率高达54.8%，并讨论了联盟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包括联盟成员民族差别、国别差别、文化差别、规模悬殊、合作经验非对称等。

Inkpen，Beamish（1997）研究发现，联盟中外方合作者对本地重要知识的获取，改变了合作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进而破坏了联盟各方在谈判地位上的均衡，最终导致联盟失败。

Hennart，Roehl，Zietlow（1999）研究发现，在东道国的经验对合资企业的终止没有影响。

Park，Ungson（1997）认为，联盟成员间存在竞争和冲突的联盟通常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

Yan，Zeng（1999）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将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因素概括为内在合作冲突、文化差异、控制权结构、成员特性和外在环境五个方面，同时分析了发展趋势，提炼出了未来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如战略联盟不稳定性（或稳定性）定义的重新界定等。

根据以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联盟不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归为如下几类：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联盟成员的经验、联盟控制权结构、联盟成员间的规模与文化差异以及在联盟管理方面的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