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南边疆人口外迁的特点
由于陆疆、民族等原因，西南边疆人口外迁的动力、路径、分布、结果以及与家乡的关系，都与东南沿海华侨华人不同。
一 外迁原因多样化
共同的祖国，共同的命运。西南边疆人口外迁的重大背景和重大原因，与沿海地区是相同的。比如：新旧朝代交替之际一些前朝臣民不服新王朝统治而流寓国外；一些起义者与革命志士因反抗封建统治或者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失败而流亡海外；因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些破产农民和失业手工业者被迫海外谋生。但是，西南边疆海外移民的原因更是多样性的，有一些甚至是其他省区没有或罕见的。比如广西：
其一，被越南掳掠。
据不完全统计，宋、元、明三个朝代，越南侵犯广西掳掠人口而还的次数，光是史书（包括中越两国史籍）有记载的达10余次之多。[181]特别是1075～1076年，越南大举入侵广西的钦（钦州）、廉（合浦）、琶（南宁）三州，除杀害10余万人以外，还掳掠“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182]。把众多人口掳掠到越南，强迫移民，这在我国其他省籍的华侨出国史上是见不到的。
其二，被贩卖出国。
在古代，不少广西人被卖到越南为奴仆，“岁下数百千人”。广西左右江诸峒的人贩子，在州峒贩卖一人取黄金二两，从州峒转卖入越南，取黄金三两，有艺能者、知文书者，卖身价钱可倍翻。这些被卖的广西人“既出其国，各认买主，为奴终身”[183]。
其三，征战未归。
主要有刘永福的黑旗军奉命回国后，其余部仍流落越南而成为华侨。刘永福是广西钦州人，广西天地会农民起义失败后，1867年率余众200多人在越南保胜（今老街）创建黑旗军，并壮大到五六千人（包括眷属则共有两万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广西人。由于黑旗军在援越抗法斗争中功勋卓著，中法战争后法国逼迫清政府把黑旗军撤离越南。清政府虽然清楚“刘（永福）部久在越，有家属，其众必多留越”，也不得不遂法国所愿。[184]1885年8月，刘永福率黑旗军3000人回国，还有两三千黑旗军（包括眷属近万人）留居越南，其余部黄俊芳、谢炳安、陆东环、刘文谦、朱水清、梁三、刘志雄、练忠和、王玉珠、韦高魁、邓过霖、梁茂林、黄爵元、扬宗政、叶成林、魏名高等人[185]，有的“弃刘自雄”，有的在越南北部坚持抗法斗争。
其四，民族迁移。
自古以来，广西的少数民族多。“广西瑶、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延。而田州、洒城之，尤称强悍”。[186]其他一些省份在古代也有少数民族移居国外，但在我国东南沿海诸省的华侨出国原因中，广西的“民族迁移”这一点相当突出。
二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多
三省区当中，广西和西藏都是民族自治区，而云南省则是全国少数民族族别最多的省。2005年，广西总人口4925万，各少数民族人口1898万，占38.54%。2005年，西藏常住人口276万，少数民族人口为258万，占常住人口的93.46%。2005年，云南全省总人口为4450.4万，少数民族人口占38.07%。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多，是三省区的突出侨情。以广西为例，在古代，广西的人口中壮、瑶族一度居多，以后汉族才变成多数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例如自宋朝起推行土司制度，“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使少数民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中的一部分人被迫移居东南亚，主要是流寓于现今的越南北部（古代称交趾）。
在广西的11个少数民族中，移居国外人数最多的是壮族，其次是瑶族。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侬人祖先原居住广西境内，早在宋朝时代，已在中越边境居住，尔后逐渐南移，在越南境内形成单一民族，主要分布在高平、谅山、北太、河宣、黄连山、广宁等省。”[187]越南的学者也承认，在越南的“大多数侬人，是从中国广西移居而来的”[188]。现住在越南高平、谅山一带的侬族，从中国迁来约有300年，他们至今仍保留原来在广西的住地的称谓。例如，来自万承州（今广西大新县境）的称万承侬，来自归顺州（广西靖西县境）的称归仁侬；来自下雷（今大新下雷）的称雷侬；来自崇善县（今广西崇左县，该县一度称为崇善县）的称崇善侬，等等。根据越南统计数字，1989年岱族为119万人，侬族为70.5万人。估计有六成，即114万人具有中国血统。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共有145万，其中桂籍的为130多万人。从广西迁去的侬族在越南及其他一些国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如广西防城籍人黄亚生，曾在越南的芒街组织华侨农民成立“侬族会”，广西防城籍人叶芳桂，从越南迁到美国后，担任美国侬族委员会主席等。
三 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与移民的历史、移民的数量、移入地的发展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闽粤籍华侨华人，移民历史悠久，早在13～15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海外华商网络，经过数百年的经营，经济实力相当雄厚。相比之下，西南三省区民族性移民和政治性移民很突出，再加上由此延伸出来的其他不利因素，经济实力相差再大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广西籍华侨华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从事的职业是以重体力劳动为主，大多属于垦殖和开矿两大行业，经营工商企业的占比小。清朝末年越南的西贡，在此地的华侨商贩的贩运虽然“络绎不绝”，但广西人在此是以“贸易二、雇工三、耕种五”[189]的比例谋生，即重体力劳动占了80%。在马来西亚，20世纪40年代广西博白籍华侨华人的职业分类大致是：做锡矿工、伐木的占50%，割胶工占10%，小商贩占15%，靠种养（青菜园、养猪、耕田）占10%，服务行业（理发、洗衣、散工）占15%[190]；60年代初整个广西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是：经营橡胶的占35%，做杂工的占20%，做矿工的占5%，做山村工的占5%，养猪种菜的占10%，经营商业的占5%，在学校的占20%。[191]上述比例有些变化，即经营橡胶的，不单是指割胶工人，还包括一部分割胶工人经过奋斗变成了小的橡胶园主。后来在马来西亚文冬的广西籍人，80%从事橡胶业，一般每户有一二十吉（注：亩），有的有几百吉橡胶园。在70年代的新加坡，情况稍好一些，广西华侨华人有数千人，“他们的职业，以商最多，其次是工，有少数人仍踏三轮车为业”[192]。
总的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海外广西籍侨胞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比例逐渐减少，职业范围扩大，也涌现了一批经济界的知名人士。但与广东籍、福建籍侨胞比较，广西籍侨胞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一是从事体力劳动所占的比例还较大，“以农为业的居多，平日只求能吃饱穿暖”，[193]积蓄当然受到限制；二是中小企业主的资产，一般是几十万美元到几百万美元不等，拥有上千万美元的资产者少，几千万美元的资产者更少；三是广东籍、福建籍、广西籍侨胞对近现代中国的投资可以反映出经济实力。1862～1949年，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资金总额，折合人民币计算约7亿元，其中投资广东（1862～1949）的企业有21268个，总投资金额达3.86亿元，投资福建（1890～1949）的企业有4055个，总投资金额达1.39亿元；投资上海（1890～1949）的企业有187个，总投资金额达1.07亿元；在其他省市的投资约6000万元。[194]广东与福建的投资大多为本省籍人。华侨在广西的投资虽然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可能只占这“6000万”中的一小部分。
四 外迁路线以陆路为主
西南三省区移民外迁路线，只有两三处水路，一是近代时属广东的合浦（北海）海港[195]，二是梧州、贵县等内河港口，由此坐船经广州至香港出洋，或至汕头、湛江、北海出洋。其他的路线主要是商道、官道、小道等陆路。其中以云南最典型。
历史上，在其他地区的中国人从海路进入东南亚的同时，一些居住在云南的操汉语云南方言的汉族和回族的居民也沿着陆路进入东南亚，并定居在那里。因此，国外学者在用“Overseas Chinese”这个词来指华侨的同时，还创造了“Overland Chinese”这个词来特指这些从中国云南翻山越岭进入东南亚国家的云南人。[196]意指华侨华人可分为“跨海华侨华人”和“翻山华侨华人”两种，云南人是“翻山华侨华人”。
现在，云南学者将云南侨乡的特色凝练为“陆疆侨乡”，其中以何作庆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陆疆侨乡文化研究——以云南侨乡文化为例”为代表。
五 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
影响国际人口迁移方向的因素很多，其中以地缘、血缘的影响最重要。西南的早期移民受到陆地交通的影响，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他们对后来者发挥了引导的作用，从而使西南边疆的国际移民以周边国家为主要迁入地。
西南三省区的华侨华人共有500多万人，超过一半分布在周边国家。广西籍华侨华人以1995年的300万人算[197]，其中越南的桂籍华侨华人就达130万人。滇籍华侨华人1989年约为60万～80万人，其中，缅甸为25万～30万人，泰国为30万～35万人。[198]海外“流亡藏人”2009年约17万人，其中印度为11万人，尼泊尔约3万人。
六 保留的中华文化具有浓厚的少数民族色彩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作为事实，早已存在，而作为认知对象，却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随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跨界民族研究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相互补充，部分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的人口补充进入华侨华人人口，从而使西南三省区华侨华人数量骤然增加。
少数民族在外迁前，早已留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烙印，外迁成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后，在与当地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中华文化和本族文化。
比如越南的岱族与侬族，都源于中国壮族。侬族主要来自广西，从明末和清代开始的迁徙活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前后才停止。因为迁徙时间不长，许多侬人还记得在中国的祖籍，并以祖居地的地名作为自称。侬人迁到越南后，因与岱人原是同—民族，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很相似，侬人岱化和岱人侬化的现象都存在。壮、岱、侬尽管存在着某些差异和分化痕迹，但仍保持着共同的民族特征。[199]比如壮族与侬族的婚姻和生育等诸多方面，道公和岳父都具有重要作用。[200]
又如外迁东南亚的回族，往往聚居，建有教堂，既用所在国的语言又讲汉语，保留着民族特色，表现出对民族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201]“他们更喜欢自称华人（或汉人或中国人）。或者如果他是穆斯林，则采用中国对讲汉语的少数民族的标准官方称谓：回民（或回回，或鲜用的回族）”。[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