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以开放促开发：中阿合作与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一 我国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
我国关于西部大开发的第三次战略决策始于1999年，目前已经历了16年。16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综合经济实力逐步增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沿海与内地“平衡发展”的思想，80年代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中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2010年胡锦涛提出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思想，在指导西部大开发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总结回顾我国四代领导人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对于指导今天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以开放促开发、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战略意义
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为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71.4%。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7.04%。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四代领导人非常重视西部开发，新中国成立后共领导了三次西部大开发。[1]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西部新工业基地建设。第二次是1964～1978年以战备为中心，在我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的“三线”建设。第三次是1999年启动的我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三次西部大开发中，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不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也不同。
毛泽东领导的第一次大开发，其国内背景是旧中国100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给新中国遗留下来的沿海和内地经济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其国际背景是当时朝鲜战争尚未结束，东部沿海地区受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干扰，国家安全没有可靠保障。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有利于备战。他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未来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2]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大开发的国际背景是中苏关系恶化后，我国北部和西部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东面和南面被美国军事势力重重包围。在这种紧张的国际局势下，我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毛泽东领导了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调整。由此可见，毛泽东领导的前两次大开发虽然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国家备战和安全考虑，具有政治和军事意义。
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邓小平在准确判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并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这两个大局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为第三次西部大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不仅具有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意义，更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
20世纪90年代末，江泽民启动西部大开发，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和社会等多重因素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抉择。1999年6月，江泽民在西安召开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政治意义。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4]同时他特别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振兴中华的宏伟战略任务。实现了这个宏图大略，其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社会的深远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全党同志和全国上下必须提高和统一认识。没有西部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5]
21世纪初，在西部大开发实施10年后，胡锦涛认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任务，是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提出要充分认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西部大开发再上一个新台阶”。他指出：“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事关各族群众福祉，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
综上所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第三次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是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它不仅具有协调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意义，具有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保持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保障边疆安全与国防安全的军事意义。
（二）战略目标
西部大开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社会上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定位，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战略目标上。那么，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西部大开发的愿景是什么？
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是集生态环境、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为一体的系统战略目标。他在勾画西部大开发前景时指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空前艰难的历史任务。“我们要下决心通过几十年乃至整个下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从生态环境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来一个天翻地覆的根本改变，来一个旧貌换新颜。这将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项惊天动地的伟业，也将是世界开发史上一个空前的壮举！”[7]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胡锦涛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是使西部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高。他指出：“今后十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是：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缩小；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8]
在中央确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指导下，201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了《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在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改革开放深入推进7个方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具体指标（专栏1-1）。
专栏1-1
西部大开发的主要目标
——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区域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资源有效利用，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初步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显著提高，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初步形成，重点城市群内基本建成两小时交通圈，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铁路营业里程新增1.5万公里，道路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明显加强，供水、防洪减灾能力显著增强，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12万吨/日。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取得积极进展，森林覆盖率达到19%左右，森林蓄积量增加3.3亿立方米，草原生态持续恶化势头得到遏制，水土流失面积大幅减少。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不含西藏自治区）下降15%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4.5%，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3.5%，氨氮排放量减少6.8%，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3.4%。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明显下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第二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初步建成全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深加工、装备制造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第三产业发展壮大，吸纳就业能力明显提高。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
——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0%以上。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提高3个百分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超过45%。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以上。就业更加充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政府职能加快转变，社会管理能力明显加强，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基本形成。
严格落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稳步推进，坚持一手抓重点经济区培育壮大，一手抓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一手抓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一手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有序有力有效推进西部大开发。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2012。
（三）战略规划
我国实施的三次西部大开发，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领导人都强调不能盲目开发，一哄而上，要在国家统一规划的基础上，确立开发重点，循序渐进。
第一，要制定五年发展规划。1999年江泽民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伊始就明确提出：“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统筹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开发，防止刮风，防止一哄而起。”[9]在我国领导人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先后制定了《“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2006年12月）、《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2012年2月），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2004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2010年6月29日）。
第二，计划要有重点。确立西部开发的重点一直是我国领导人坚持的原则。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西部开发，确立了一、二、三线开发的重点。在启动第三次西部大开发时，江泽民也指出：“西部大开发，并不是说西部每个地方都齐头并进，要有重点。”[10]西部大开发实施10年后，胡锦涛也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牢牢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问题……”[11]根据我国领导人的战略思想，第三次西部大开发从“十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不仅确立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产业发展重点，而且确立了鼓励城市圈集聚发展、推动重点边境口岸城镇跨越发展的区域发展重点。
第三，计划要有序衔接，稳步推进。江泽民将西部大开发视为世纪工程、巨大的系统工程、一项空前艰难的历史任务，在全面启动西部大开发之前就明确指出：“在整个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过程中，都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的方针。既要有长远蓝图，又要制定阶段性目标和任务，并使每个阶段的目标相互衔接，稳步前进。”[12]他提出用5～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明显进展，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进程，初步形成具有西部特色的地区经济，使西部与东、中部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控制。《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思路见专栏1-2。
专栏1-2
“十二五”规划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思路
一是在开发理念上，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确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将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在高起点上加快发展，把后发赶超与加快转型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又要在“好”上做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西部特点的新路子。
二是在开发方式上，更加注重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优势资源转化战略，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提升产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建设国家能源产业、资源深加工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同时，适应国内外产业转移趋势，把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单列一节，明确提出了要求。
三是在开发布局上，更加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思路，一手抓重点经济区培育壮大，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一手抓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推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民族地区跨越发展。
四是在开发重点上，更加注重集中力量解决全局性、战略性和关键性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交通和水利两个瓶颈制约。生态建设更加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综合施策，提出要加强5大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三农”建设在强化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同时，针对西部牧区、林区分布广、面积较大的特点，把振兴牧业经济和提高林业发展水平单列两节，有针对性地分别提出了建设任务。改革开放指向更加明确，进一步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突出内陆和沿边地区开发开放。
五是在开发机制上，更加注重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规划》提出，地方各级政府要强化指导服务，大力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吸引各类要素有序向西部地区流动，进一步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和支持西部大开发。
六是在开发政策上，更加注重差别化支持措施。《规划》要求，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落实好中央对西部地区在财政、税收、投资、金融、产业、土地等方面的差别化政策，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和项目倾斜力度。
资料来源：朱剑红：《发改委负责人谈〈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人民日报》2012年2月21日。
（四）战略重点
要实现西部地区从生态环境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天翻地覆的根本改变，从哪儿入手？中国领导人从西部大开发伊始就提出西部大开发要突出战略重点，并明确了产业发展重点和区域发展重点。
关于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重点，江泽民将改善生态环境置于西部开发建设的首位。他指出：“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改善，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就会落空，而且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也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3]他还提出：“要把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特色经济和农业、科技和教育作为重点发展领域。”[14]西部大开发实施10年后，胡锦涛也指出要集中力量解决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问题，并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特色经济和农业、科技和教育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他强调未来西部大开发，要“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发展保障能力；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着力建设美好家园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着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发展，着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民生改善；更加注重优化区域布局，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15]
对于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重点，江泽民提出，要切忌一刀切、做表面文章，要把突出重点与全面发展结合起来。要集中财力物力解决一些关系西部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以带动西部开发的全局，即“要选择现有经济基础较好、人口较为密集、沿交通干线和城市枢纽的一些地区，作为开发的重点区域。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欧亚大陆桥、长江黄金水道和西南出海通道，促进西陇海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和南贵昆经济带的形成，在这些交通干线上重点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地区发展”。[16]胡锦涛也提出要更加注重优化区域布局，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五）战略实施路径
1.加强党的领导，确立中央对西部开发的权威性
为了稳步推动西部大开发，防止无序发展，我国领导人一直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确立中央的权威性。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中央要有权威。他说：“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17]其在阐述“两个大局”思想时也强调，无论是内地要服从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的大局，还是沿海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个大局，都要有中央的权威。“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18]
西部大开发实施10年后，胡锦涛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党对西部大开发工作的领导，切实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他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键在党的领导。中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重点任务、方针政策已经明确，现在最重要的是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改进作风、真抓实干，切实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19]他从切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能力建设、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切实转变工作作风4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党的领导。
2.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西部大开发看似是西部地区的局部发展问题，但我国自始至终都从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以及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谋划西部大开发。为了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他们在不同时期相继提出了“平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我国首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文献《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发展的“平衡论”，阐述了沿海工业发展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关系。他说：“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20]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即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条件，东部地区先加快发展，然后带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地区共同繁荣、共同富裕。“两个大局”的思想既是非均衡思想，也是均衡思想。两者辩证统一，以非均衡实现东西部的共同发展。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在毛泽东“平衡发展”、邓小平“非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现实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地区发展差距问题，从国家经济整体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即西部大开发不限于东部与西部，而是要把西部开发与东、中部地区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21]为了实现东、中、西部共同发展，他强调要发挥东部的带头作用、中部的区位优势、西部的整体优势，形成东、中、西部的合作机制，即“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同时，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东部地区要积极探索形成与中西部地区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要加大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对口支援的力度，鼓励东部地区的优势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办厂，参与开发。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加快发展。西部各省区市要加强交流，搞好经济协作和联合建设，以利局部与全局正确结合，充分发挥西部开发的整体优势。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新条件，努力形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22]
进入21世纪，西部大开发10年后，胡锦涛提出西部大开发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3.政府与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加强宏观调控
在计划经济时代，西部大开发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改革开放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更有活力和效率，如何加强宏观调控，避免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成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课题。
江泽民首先提出，在充分考虑国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国际对外开放新环境的情况下，西部大开发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经济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西部开发要适应这种变化，工作、政策、举措、体制等都要适应市场要求，符合经济规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保证各种资源充分发挥效益。通过培育市场、规范市场秩序和创造各种条件，吸引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西部地区，特别要促使企业成为投资主体。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事业，也可以合理引入市场机制。”
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要加强宏观调控，把发挥市场作用与实施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23]
4.中央与地方：把国家和各方面的支持与地方自力更生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西部大开发是国家战略，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江泽民认为国家必须予以重点支持，“国家要制定支持西部开发的财税、金融、外资外贸、吸引人才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扩大西部地区公共投资规模。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债资金、国外优惠贷款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各部门各地区都要积极支持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24]
胡锦涛也提出要有大局意识，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推动西部大开发再上一个新台阶。一是动员全党全国大力支援，形成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强大合力，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把西部大开发推向深入。”[25]二是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支持西部大开发。“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全局观念，把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纳入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充分发挥人民军队在参加和支援西部大开发中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西部大开发。”[26]三是实行各种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等政策。他提出为了全力推动西部大开发，“要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西部地区地方标准财政收支缺口，中央财政已有的专项转移支付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大中央财政资金支持西部大开发投入力度，实施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的税收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价格政策、生态补偿政策、人才政策、帮扶政策”。[27]
5.开发与开放：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和经验。在第三次西部大开发中，我国领导人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西部大开发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8]
对于西部大开发，江泽民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他指出：“西部各省区市还要立足本地实际，发挥自身优势，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把‘引进来’和‘走出去’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9]
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是西部大开发的强大动力。在改革方面，他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消除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各方面积极性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积极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30]在开放方面，他提出要扩大内陆地区的开放程度，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发展合作，加快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西部地区横贯欧亚大陆腹地，毗邻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连通亚欧，周边国家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我国外交总体布局中，周边是首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利用西部地区地缘优势，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动构建周边网络化战略，同周边国家建立合作共赢经贸关系，走出去开发能源资源和开拓市场，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装备，有利于提升沿边开放水平，进一步形成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31]
专栏1-3
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
全面推进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加强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建设，打造重庆、成都、西安、昆明、南宁、贵阳等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积极推动宁夏形成我国面向阿拉伯国家开放的重要窗口。依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外贸规模，扩大外商投资优势产业领域，培育形成一批生产加工基地、服务外包基地、保税物流基地。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申请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积极推进重庆两路寸滩和西永、四川成都、广西钦州、陕西西安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继续支持办好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充分发挥其对内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平台的载体功能与带动辐射作用。
资料来源：《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六）战略安全观
我国领导人具有高度的风险意识和安全意识，一直重视对外开放中的国家安全问题，提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防范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32]
早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初期，我国领导人就注意到对外开放的风险问题。邓小平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3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加深，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风险也加大。江泽民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国际敌对势力不甘心我国强大，他们除了在政治上会继续处心积虑地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之外，还会在经济上采取种种遏制和控制手段。在这种国内外情况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预为谋之。”[34]对于西部大开发，他特别强调指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比较集中，又地处边疆。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对于保持西部地区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保障边疆安全具有重大意义。”[35]
西部大开发10年后，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推动西部大开发既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又要维护国家安全。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他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稳定是第一责任、是硬任务。没有社会大局稳定，什么都谈不上。”[36]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他强调西部地区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向，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纵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利于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抵御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更好维护祖国统一、边疆稳定、国家长治久安。”[37]他要求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支持维稳力量建设，防范各种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