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十年回顾
中国社会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曾家达 许认
中国社会工作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无论是从社会环境、内容，还是从速度和方向等维度来看，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笔者之一曾家达有幸从1986年开始参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并由于个人生活和工作地点的转变，得以从不同的位置和视角来体验并见证中国社会工作历史性的发展过程。本文综合了参与者和海外学者的双重角度，对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特点和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主要历程，以及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曾家达参与的中国项目加以回顾，并就中国国情和西方社会工作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予以展望和探讨。
一 中国项目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1.中国项目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开始重建工作。加拿大第一位华裔社工教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颜可亲教授，当时作为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1]主任在加拿大募款，开展与中山大学的社工教学合作项目。曾家达当时任教于香港大学社工系，作为项目参与人之一，并于1986年在中山大学开设了两门社会工作课程。港大的同事梁祖斌和陈丽云等也参与了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然而当时中国的高校还没有社工专业；民政部也刚刚开始探讨社会工作这个概念，并拨给北京大学一批经费用来开发社工专业课程。曾家达于1989年初移居加拿大，并受民政部邀请参与1997年中国第一届社工教育会议；他和多伦多大学中国项目对于中国社工教育发展的参与由此进一步展开。
多伦多大学中国项目早期阶段以推动中国社工教育为主。早先该项目与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同仁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当时学院的外事处处长邹学银的联系，与当时的院长张志鑫、民政部副部长李宝库和司长王来柱（后来接任民政学院院长）得以在北京见面。当时中国还没有任何院校设有社会工作专业，只有设在社会学系的社工科目，所以中国项目的重点就是推动中国社工专业建设。多伦多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以科研教学为主，我们的参与也以科研和教育为主。后来得到香港王梁洁华博士的捐款，开始正式启动中国项目。前期项目合作协议由王来柱院长和我院的希拉（Wes Shera）院长签署。其实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在中国建设一支社工教育的核心团队，即形成一个推动社工工作的群体。这是项目第一阶段工作的重点。
到了2000年，中国项目在北京参与主办了首次社工国际会议，邀请了加拿大、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和中国港台的专家学者，出版了中英两种文字的论文集（曾家达、王思斌、殷妙仲，2001；Tsang，Yan & Shera，2004）。这是中国项目工作第一阶段的高峰会议，会议论文的作者基本包括了中国第一代的社工带头人。本次会议之后，多伦多大学社工学院在中国社工界的关系网络渐渐扩大，与中国多所高校进行了各种层次的相互交流、教学和访问，并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过去十年，项目采取了跨学科兼容整合的路线，与中国高校不同院系的学者在人员培养、科研发展和实务推动等方面进行了合作，如山东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也参与到一些如民政部和人口计生委等政府部委的工作中，支持了一些民间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对于直接服务也有相当程度的参与，例如2008年四川“5·12”地震后，中国项目组织了一个国际团队直接参与救灾工作；同时也在山东省直接参与建设了济南山泉社会工作服务社。中国项目以本土力量建设为重点，强调中国本土实务者和专家学者的主导角色，项目自身仅提供培训、研发和顾问等方面的支援。
2.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有关中国社工教育的发展机遇、特点及其面临的种种挑战，近年来国内学者已有相当深入的讨论。中国社工教育由国家主导推进，发展极为迅速，短短二十几年，已经有200多所高校设立社工专业。不过，这种快速发展的方式，使得它的学术架构与理论研究发展滞后，至今还附属于社会学框架，教学则以借鉴外来经验为主，其扩张也属“外延式”（李迎生、韩文瑞、黄建忠，2011；向德平，2008）。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社工教育发展具有三大特点。第一，政府的角色特别重要。这与西方的情况不同。中国政府在社工教育进步的过程中承担着推动发展和调控监管的角色。第二，中国社工在发展的过程中，其职业开发主要由高校配合政府来推动。西方是从民间开始，比如说社区、慈善机构，以民间实务推动社工的诞生，并促进社工教育。但是在中国，则是由政府与高校自上而下地建设起来。高校早期的贡献是提供教育并界定社工这个专业，同时引进国外的知识与经验。近期高校对科研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提高，并且比重会越来越大。另外一部分是理论建设，但目前看到的成果还不是很多。理论滞后也是国内学者和官方关注的一大问题（文军，2009；柳拯，2011）。目前看到的文章还是多为提出问题，从理论高度提出解决方案的较少（李迎生等，2011；向德平，2008）。不过，也有中国学者提出以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的模式实行社工教育的“批判性地域主义”策略（周利敏，2010，2011），其观点值得关注。
中国的社工教育到目前为止，其知识基础和实务方法基本上是从外面引进的。这个引进的过程，较为依赖通过香港引进知识与方法。比如在教学方面，目前中国两个合作办学的社工硕士学位项目都是和香港高校合作：北京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复旦大学与香港大学合作。实务方面参考引进香港模式也较多见，深圳更因其地利直接使用香港督导服务。显然，香港成为中国引进社工支持的重要来源。香港社工界对中国社工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香港社工的特殊之处是它的某些殖民地背景——在殖民地管制下培养了保守的政治取向、崇外心态和矛盾的政治文化身份情结，再加上不成比例地受到原教主义（或称基要派）基督新教的影响，产生了非常特别的专业生态。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存在不少的社会和文化差异：中国幅员广大，有多级别的政府，有极大的城乡差距，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这些都是香港所没有的；加上中国整体的发展轨迹与香港很不一样，所以香港的社工经验可能不足以应对国内复杂的人文地理情况。香港不少社工、老师和职业人员对于自己的殖民地经验一般没有批判和反省，甚至有可能会把在殖民地环境里吸收的东西奉为金科玉律，并带到内地去。比如说在殖民地的社工理念中对于社会公义并不重视，因而对于类似反压迫实务等富有批判价值味道的社工理论和方法，则不会加以强调和鼓励。中国近年在全球权力分布中的地位转变会促进人们反思过往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观，殖民思维和心态也会因而经历转化和重构。其中一股力量，就是中国正崛起成为全球知识生产的主要中心之一（The Royal Society，2011），留学海外的中国学人和从其他国家到中国学习的人也会不断增加。随着中国在社工方面的投入和经验积累逐渐增长，对引进外来社工知识和经验的需求可能会呈递减的趋势。在发展成熟的情况下，中国未来最终也会成为社工知识和技术的出口国。
第三，中国社工教育在实务以及实务系统的开发方面较为薄弱。这与中国目前的社工师资缺乏实务训练和经验的现状有关。国外的社工及教育由实务主导和推动，而中国的社工在2000年左右，基本上还没有出现一个实务的群体。即使是现在，十多年后的2012年，这类人员依然数量不多，比例很小。在社工界，系统积累知识经验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只是不同的人在做各种尝试探索。做实务必须要有实务者的行业群体，比如中国社工协会、中国社工教育协会，但目前这些协会主要成员都是民政部人员和高校老师。与多伦多大学中国项目有合作关系的一些中国实务机构领导人，也都是社工老师，比如说深圳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济南山泉社会工作服务社。所以中国社工实务发展的现状是高校与政府支配了主要的实务活动，真正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社工实务人员不多。而且专业组织也是以政府与高校的人员为骨干。因此下一步中国社工的发展将是实务者群体的扩大，而这个群体会愈来愈多在公务员体制以外扩展。在中国的特有国情中，这个实务发展的过程会有很多本土创新的服务形式出现，进而就是实务模型（practice model）和理论建设的出现。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趋势。
注意到实务教育的缺乏，中国项目第二个阶段从2005年起，有针对性地开始对实务进行推动，包括实务系统的开发。首先，中国项目在中国提供启动资金支持济南山泉社工服务社的建立与发展，并提供后续的咨询交流。其次，实务系统方面，曾家达开发了“知行易径”模型，英文名为Strategies and Skill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SSLD）（Tsang，2013；曾家达、游达裕，2011），原意是策略和技巧的学习与发展。“知行易径”是一个应用面极广的学习系统，专业应用领域包括社会工作、心理治疗、辅导、医学、护理、企业管理、机构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和社区发展等。“知行易径”已经在多个国家得到应用，并期望在中国的实务教育和实务系统开发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二 中国社会工作场景综览
1.背景
近年来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问题集中性群体性爆发、弱势群体和社会多样性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背景和契机（李迎生等，2011；王思斌，2011）。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200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工作在制度推进、社工岗位设置以及社工实务等方面取得大规模进展；2010年6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和2011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更明确提出把社会工作人才作为中国的六支主体人才队伍之一[2]，设立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即“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以人才培养和岗位开发为基础，以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为重点，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纲要》中提出目标，2015年中国社工人才达200万，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的，以建立职业化和专业化社工队伍为方针。在学术方面，《社会工作》（江西）于2006年开辟了学术版月刊（下半月）；《中国社会工作》（民政部）于2009年1月创刊，成为探讨社工实务发展的重要期刊之一。
2.学术探讨
中国的专家学者在探讨社会工作发展时，对其政府主导、教育先行和实务跟进的轨道（王思斌，2011；钱宁，2011；王海霞、金平，2009；向德平，2008）以及本土化、职业化及专业化等发展方向较有共识（王海霞、金平，2009）；对于社工发展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也有清晰的认识，如理论研究滞后以及实务培养能力的局限、专业教育扩张过度、职业形象待遇不高、公众认知度低、政府主导机制对社工职业独立性的限制、城乡发展失衡等（王海霞、金平，2009；吴漾，2009；文军，2009；林卡，2009），但从理论层面进行有关如何实现种种发展的探讨还不多见。王思斌和阮曾媛琪提出社会工作可以在制度、项目和具体服务这三个层面对现有以行政为主的体系实现嵌入性发展与互构性演化。另外由于政府对社工建设的工具性角度和立场，政府、社工教育者、现有行政管理者和一线服务人员四方之间不免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矛盾，并在矛盾中磨合发展（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钱宁，2011）。
有关中国社工发展的论述，中文的文献和英文的文献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分隔。中国本土学者在海外用外语发表有关中国社工的论文并不多，非华裔学者能用中文发表的暂时还没有，1996年到2010年，专门探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英文学术文献有32篇，总的来说，非华裔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较少。这些文章出自香港的有11篇，占了文章总量的1/3多，这当然反映着香港对中国社工发展的影响。出自加拿大的文章有9篇，但主要也是由香港裔加拿大学者执笔（见图1）。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中有11篇原本是以英文发表，基本包括2009年以前华裔学者对中国社工发展的探讨。2009年以来的英文文献对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方向从理论上讨论得不多，主要是从具体的社工人才教育以及实务方面进行研究探索。从论文的数量来看，可以说中国社工发展并未成为国际社工界关注的重点。学术论文的发表反映着全球学术知识生产的秩序，到现在为止，国际上的知识生产还是由欧美主导，国际社工界现时的议程也不例外；目前可以说英文暂时是最强势的语言，估计随着国际间权力分布的转变，中文的重要性和流通程度也会逐渐提高，而国际间对中国社工发展的探讨也会活跃起来。
图1 1996～2010年英文学术期刊刊登中国社会工作专题论文情况
3.中国关于社工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
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官方机构、社会工作专业协会、民间社工组织以及一线的社工员工有各自的看法，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中国有关社工发展的话语（discourse）。在民政部下属的官方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网站中，“走出有自身特色的道路”是其强调的特点（中国社会工作协会，2009），官方对于本土化十分重视（柳拯，2011）。在本土化的前提之下，它提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四大发展方向：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社会化、专业化、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社会工作协会，2009）。
相对于官方的正面话语，其他渠道的看法则较为多元。民间的一线工作人员和学生出于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对社工发展的看法多着重于机构的生存与发展。比如，中国最大的社工网站——青翼社工网创始人李兆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社工试点有三个难点：社会氛围、资金来源和社工专业化本身。青翼社工网上近年来没有网友针对发展方向提出讨论，目前的搜索热点是：社工招聘、资格考试、深圳、上海和东莞等，这显示目前青翼社工网上社工的关注点是职业生存，并且职业发展热点是南方发达地区。
成功的试点经验往往代表发展的方向。深圳是社工试点城市之一，对社会工作发展的推进和探索开始较早，模式主要借鉴香港的社会工作（刘润华，2008）。但深圳市宝安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张军认为深圳社工试点照搬香港模式并不可取，因为内地的社会慈善和社工的公众认同度都无法与香港相比。张军提出社工发展应该引入市场机制，实现购买主体多元化，允许民间及企业购买服务。深圳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的刘炯（2009）在《社会工作国际论坛举办后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表达了对社工专业性不强、社工形象不够专业等问题的担心，也提出了“一线社工应总结经验并提炼工作模式以便推广”的思考。广州大学一位大一学生（李慧贞，2009）认为社工发展的着眼点是“本土化和创新”，需要政府、群众团体、基层社区相结合，在重要的社会工作领域寻求突破，挖掘传统社会工作的价值。
三 中国社会工作展望
参照中国社工协会在2011年提出的20个重要课题（益文，2011），可以看出中国社工发展的一些重要方向：第一，政府的角色。因为第一个课题就提到“十二五”规划框架下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其中政府的政策方向会在中国未来的社工发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短期之内不会有重大的改变。第二，中国本土国情。比如自然灾害的影响、有关本土特色如民族社会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第三，职业化，亦即如何在中国把社工建立成一个职业。比如第12个课题就是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重点关注解决的问题。
1.政府的角色
中国政府对于社工的作用和对社工教育的作用类似，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支持、推动、鼓励；另一方面是控制和监管。这种角色在短期之内不会有重大的改变。政府对整个发展起主导作用，因而社工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和政府的政策配合。但是，随着社工职业化不断发展，社工实务者、服务机构管理层、专家和实务领袖们，将会在高校以外成为一支越来越大的力量，逐渐对政府或者是执政的人有所影响。这些专业人员的实务经验、科研成果以及对于政府官员提出的意见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他们的声音对相关政策和实务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如前所述，很多中国新出现或创建的社工服务单位，其背后推动者都是社工学者，而这种情况会慢慢改变，实现政府、高校和社工从业人员三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中国现在出现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第四股力量是公益社会的代表——注册基金会和慈善团体，尽管这些慈善机构目前官方成分不低。但是对照民营企业的发展，在过去30年间，国有和集体单位之外的就业从无到有，在2007年底已经占到全部城镇就业的3/4（陆铭，2009）；可以想见，民间色彩比较重的基金会和慈善团体也会慢慢壮大。政府对于社会工作服务的调控随之会从直接指导操控，逐渐转为通过政策和拨款等控制资源的方式来进行操控，那时其推动与监控的角色可能会较为接近西方的模型。
2.本土国情
这里需要指出本文的讨论是从海外华人学者的特定视角所看到并探讨的中国国情。中国近期的国情变化非常明显。第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由于中国经济政治力量的增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间交流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外来的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可能也会增加。另外也会有越来越多其他国家的人来中国做生意、定居和学习。据统计，2010年到中国求学的外国留学生总数达到了26.5万，其中从非洲到中国留学的大学生有12400人，是2000年的10倍（Li，2010）。
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中国角色的改变，其社会精神面貌也会随之改变。我们推断，中国传统会经历一个社会话语的重构过程，即传统的意义不断在重构。从中可以得出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首先，中国国力增强了，将用一种新的位置、新的姿态来与国际接轨，甚至由于相对的实力和影响力比较大，可能需要外界与中国接轨。所以我们估计未来的中国文化是非常多元化的，异质性很高。尤其北京、深圳或上海这些大城市，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而且不同的地方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发展。同时由于网络发达、交通便利，城市间的连接也越来越紧密，相互的影响较以往更深刻。另外国际间的频繁交流也提供了文化元素的丰富来源。以深圳为例，深圳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原住民而是外来人口。在这个大型的移民城市里，开放浮动性的文化生态非常明显。深圳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是源于它们是新的，是开放的，是动态的。深圳这样的身份里最主要的不是传统，与北京人重视传统的文化不同，但深圳的独特文化并不妨碍其与北京乃至世界的沟通交流。
其次，由于现在国力增强了，经济条件改善了，鲜明的文化产品品种也会越来越多，如电影、小说、音乐等，并产生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态。在这种生态里面，社会工作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复杂了，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和理解也随之复杂化。比如，大概很多人都同意“孝道”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主要的理念，但是如何体现孝道就面临着变化和挑战。具体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过去的传统中，很少有人会说将来要把父母送到老人院去。但是现在逐渐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过去人们会说如何在家里好好地伺候老人，而现在就说如何去改善老年公寓的服务。文化与社会服务产生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这里得到体现。过去，照顾老年人可能是儿女的责任，现在，可以发现这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责任。
最后，中国的文化发展也存在特定的现象。比如，中国的传统里没有一个庞大有力的国家宗教体系。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一般整个文化背后都有一套宗教理念影响其文化发展。宗教有其凝聚力，能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对很多人来讲，没有宗教就容易迷失方向，生活也没有目标。另外，很多地方的宗教组织都发挥着积极的社会服务功能。当然宗教也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或对某些社会群体进行压迫，如历史上的压迫妇女、歧视同性恋、排外、用教条抗拒科学发展等。因此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组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利于社会发展。这是发展社工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特点。
第二，地域性。中央政府的财政力量增强对社工发展有很大影响，不过具体到地区政府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有些比较富裕的地区能提供比较好的服务，有些财力有限的地区所提供的服务可能受到限制。即使中央有统一的政策，服务的提供还是会由于地方政府财力的差距而出现不平均的现象。所以，中国社工服务的发展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均衡发展，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的差距较大。这不仅仅是城乡差距，也包括贫富程度不同的农村之间的差距。
第三，民族社会工作。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于社会稳定的要求很高，而国际上有关的民族纠纷，可能出现的矛盾会很多，因此会对中国有一定的冲击。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政府的政策一定是尽量建设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少数民族的社会服务，各方面的关注不会减低，有可能会提升。
第四，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与增长非常依赖出口，中国的官员与经济学界的人很早就发现，必须要刺激内需才能让经济慢慢地转型，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很多学者已经指出，刺激内需的一个前提是要把社会安全网做好。因为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疾病、退休、子女上学等方面如果没有保障，就只有靠自己储蓄。因此从宏观方面而言，社会福利与内需是有一定关系的，对于老百姓的消费行为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将来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中国强化社会福利制度、改善社会服务，都是必然的趋势。目前，相对于西方的政府，中国政府是具备一定的财力去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从长远来看，大社会、小政府将是一个发展的趋势，政府要把一部分原来它所承担的责任下放给社区。当然这也会影响未来中国社工的发展。
第五，知识与实务方法的发展。这方面如同科学技术一样，和社会的经济条件息息相关。2011年3月，据英国皇家协会关于全球科研成果的报告（The Royal Society，2011），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超越了除美国之外全球所有的国家。他们预计中国会在2013年赶上美国。上文提到，目前国内整个社工理念、理论和技术还都非常依赖进口。中国本土的科研理论建设、实务系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外来的资源，特别是从香港引进的一些知识与方法。可以预期这一点将会有所改变，因为国家有了经济条件去尝试、实验，能够投资自己的研发活动。这一点从美国与欧洲的社会服务发展历史看有类似之处：在1900年之前，社会福利等服务的概念和主要的思想、方法，以欧洲大陆为主，其中英国是发挥领导作用的主要的国家；但是当美国本身经济、社会条件增强之后，它就取代英国变成主导全球社工发展的中心了。因此，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在本土的人力、投资和环境基础上，社工本土研发、理论建设、新的服务形态等方面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有些很特殊的挑战，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在开发本土方法的处理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也有可能成为出口的资源。
3.职业化
职业化主要涉及：（1）知识与价值观的基础；（2）实务体系（practice system）；（3）服务结构（structure of service）。这些都是职业的规范。职业化的社工群体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工作人员要面向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将来谁需要这些社会工作人员；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需要一个知识与价值观的基础，需要一个建设性的实务体系，如何把这些服务组织起来，其中存在的结构和管理的问题，再就是职业身份的问题。
在西方，职业化有其两面性。从好的一方面来说，通常职业化可以达到一种标准化，对服务的提供有一定的质量保证；但另一方面，职业人员为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会排斥不属于这个职业的人，让他们没有提供服务的竞争机会。在中国，我们对职业化倾向于支持的态度。因为职业化的社工队伍，在中国有另外一层意义，即在政府以外形成一股公民社会的力量。它的主要力量来自知识、技术和价值观，而不是政治权力，也不是出于经济条件。职业化如能把中国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组织起来形成网络，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成为一种力量，将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另外，中国的社工职业化发展也是适应中国日益广泛的市场化需要的。
不过，西方已经逐渐从一个职业化年代进入一个后职业年代（post-professional era）。所谓后职业年代，就是经过长期发展，职业化导致了专门化，很多的职业变得极其精专。但是当职业分化过于精细，又出现单一的学科（或职业）无法解决综合性问题的局面。以医学为例，比如艾滋病无法单从生物医学技术处理，必须要涉及整个公共卫生及服务系统的一系列合作。
后职业年代的特性是务实主义。谁能针对市场需求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谁就能参与工作。例如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过去临床小组的领导都是学医的大夫，但是现在就不一定，而是谁有能力做好协调，谁能发挥这种领导的作用谁就做领导。后职业年代并不是说没有职业，而是职业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比如社会工作专家也可以到企业里面去提供培训，因为他们能够解决一些管理人员处理不了的问题。比如他们学的组织行为（organization behaviour）会涉及个人情绪如何影响员工在办公室的表现，如个人对权威人物的反感、抗拒和叛逆心理，研究企业管理的可能对这些的处理不如社工的介入有效。又比如说有人经常旷工、请病假，其原因常常是精神健康问题。在西方，人们出现精神健康问题时，有时会酗酒或吸毒，其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这些，管理学是未有深入研究的。所以要处理这些类型的问题，就需要引进另外一些有相关背景的人。
如果要逐渐进入一个后职业年代，就不必太强调社会工作的价值与其他职业比如说护理人员的价值有什么区别，与大夫有什么区别，与治疗师之间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些职业经常要合作，所以大家拥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可能就变成更重要的了。比如说以人为本、尊重服务使用者的权利、尊重他人的隐私和自主性等，这些可能是共通的价值。
社会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这一直随着社会的需求在改变。比如过去大部分社工的任务集中在儿童家庭。但是由于全球的人口步入老龄化，对于老年这个阶段就必须增加认识。所以多伦多大学社工学院逐渐增加了神经科学的知识系统。过去发达国家由于资源相对比较充裕，开发出很多福利制度及社会保障系统；而现在我们发现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有财务的挑战，个人也往往有经济上的困难。所以社工需要对于个人财务和经济也要有所了解。不同的时代需要的知识和价值不一样。另外，对于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比如说现在中国出现相当严重的吸毒问题，无论是精神科大夫，还是社工，还是心理学家，都能够提供各自最有效的方法处理特定的成瘾问题。研究家庭调解的多伦多大学退休教授岳云（Howard Irving）（2005）就是很好的例子。过去处理离婚问题的时候都是到法庭上见，所以大家使用最多的就是律师。岳云很早就提出通过法律来解决婚姻的问题不是最有效的方法，除了金钱和时间上的耗费，涉及的双方及儿童三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的精神伤害；而律师只能维护法律权利，对于心灵创伤、情绪等问题无法顾及。岳云提出的治疗性家庭调解，就是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处理协调，结果就可能避免打官司。家庭调解的费用是律师费的1/10左右，因此其人性化和经济的优势十分明显。现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着手立法规定申请离婚的人士需要先见家庭调解员。家庭调解员来自不同行业领域，包括律师、法官、心理学家，还有社工。“知行易径”的应用也是后职业年代的一个例子，“知行易径”的学员职业背景包括企业培训、医学、心理学以及社工。
进入后职业年代，社会工作职业的知识和价值，其实也在变化，在社工里面，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心理治疗。现在全球提供心理治疗的执业人员中以专业背景来算，最大的一个人群就是社工。现在提供心理治疗服务的主要人群不再是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大夫，而是社工。主要原因是社工人员比较多，而且成本比较低。在加拿大目前有五个不同的职业可以注册为心理治疗师，在中国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发展趋势。所以，在后职业年代，可能很多职业角色不再被称为社工了，因为关键问题不是你是不是社工，而是你所做的具体工作，可能是家庭调解人，可能是心理治疗师，可能是社区开发者，可能是儿童保护官员，也可能是自然灾害救援专家，或跨文化协调工作员。到底是用什么知识体系，用什么价值观与人们所开发的是什么样的服务系统也是有关的。比如说，如何为那些长时间患有精神问题的人提供最好的服务，如何去建设这个实践体系，里面包括社会复康，包括心理治疗，可能某些情况下还包括药物的治疗。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很可能包括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充权或权力实化，并尊重病患的人权和自主性。整个服务系统可能包括医院、社区诊所、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心、职业治疗、中途宿舍、家人网络、志愿者培养与动员等。这些系统的开发大多需要多学科、跨学科合作。将来在社工发展中，比如说开发本土的社工实务时，需要注重开发本土的领养服务、老人服务、心理健康服务、戒毒服务、协助发展障碍儿童健康成长等实务课题。所以在后职业年代，不是以一个学科为主，以一个职业身份为主，而是以一个实务的目标为主。哪些属于社工，哪些不属于社工，也将是需要不断重新探讨的课题。
中国目前刚进入职业化的过程，许多人对于什么是社工，什么不是社工特别重视。在西方职业化的成熟期，更鼓励的是跨学科的合作，是否社工往往不重要。但是在中国，现在暂时还不是这样。有些人认为还是必须要先经过职业化。尽管现在中国很多社工圈子的带头人和学者（王海霞、金平，2009；何增科，2009；钱宁，2011）持这种看法，但由于整个实务的环境在高速改变，估计中国现在的职业化在还没完成之前，就会开始后职业化的发展。那么，不难看到中国社工将来的发展也会受到后职业化发展的影响。在西方有所谓的社工第一场所和第二场所，第一场所即所服务的单位或机构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雇用或领导者也是社工。第二场所即所服务的单位或机构，其基本的职能不是社工，但是它需要社工。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有社工，但学校是社工实务的第二场所；医院里有社工，医院也是第二场所。但是，在后职业年代，第一场所和第二场所的分野变得很模糊，比如一个综合社区服务中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服务单位，包括心理咨询、家庭服务、就业辅导、食物援助、公共卫生、托儿、老人活动等，那它的管理者需要是社工吗？不见得，他可能是个很好的行政人员。比如在加拿大这类移民国家为新移民提供服务的机构需要社工吗？也不见得，里面需要有搞社工的，也需要语言教师，也需要有些人专门是帮助人找工作的，被称为职业顾问（employment counsellor），这些顾问受的训练不一定需要是社工的训练，但是这些人需要组合起来。又比如新移民妇女有可能会有很多健康的问题，可能需要找一个护理人员，或是找公共卫生教育的专家来进行这种工作。有些安居服务机构的领导是社工，很多负责人也受过社工训练，但是也有些机构不是那样的，他们并不是社工，他们可能是经理在管理。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国出现得更普遍，因为它的职业化还没完成。中国的社工职业化正处于非常微妙的发展时期，不一定按照西方的发展轨迹进入全面的职业化。有可能在某些领域职业化还没完成，就进入后职业状态了。所以，我们认为社工服务单位的组织、管理和行政，并不一定要参照外面的经验，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发展基础，应该比较有信心地去主动开发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和系统，也不需要太受职业化这个话语主导。国内学者的论述也有类似的观点，如王思斌提出以助人效果为标准评价本土化问题（王思斌，2007）。
关于职业化身份（professional identity）的界定，就是现在人们非常重视自己是不是社工的问题。我是社工，你不是社工，你必须要通过考试认证来维持职业的身份或是职业的服务质量。社工的认证是否能保障服务的质量，这是值得怀疑的，不单是在中国，在加拿大、美国也是一样。是否通过考试就能保障这个服务质量的提升，现在很难找出证据，可能在某些领域里面是有区别，在另外一些领域就可能没有太大区别。这也符合后职业年代的分析，即是否需要某种资格和训练的背景基本上取决于要发挥的是哪种功能。必须要由具有社工资历的人来承担的职位所占的比例可能不高。在此笔者并不是反对职业化，而是意在指出这种职业化其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要做好准备以面对从职业化过渡到后职业化状态。
在后职业时代，社工有其明显优势。由于社工的整个训练就是教其如何去引起个人、家庭、团体、组织或社群的转变，包括环境、物质条件、社会状况、人际关系、身体和健康状态、思想、行为、情绪和动机等各个领域，其实受过社工训练的人在任何涉及人和社会转变的工作场所里都可以发挥功能。社会工作专业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在综合吸取不同学科的知识，并且结合实践经验，处理在多变社会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务实取向极强，非常适合后职业时代的应用型知识职业工作（knowledge profession）。不过中国现在的社工教育理念以理解和分析问题为主，这是因为中国很大部分的社工老师是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转过来的，没有太多直接实务的经验。他们对于了解和分析个人与社会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对于如何从操作层次引起改变，则是他们的能力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当中国社工实务团队壮大起来，实务经验也同时积累起来的时候，中国社工的潜能会得到更完美的发挥。
四 结论
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促使政府重视社会工作，并主导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由于中国国情有其独特政治文化特色，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模型无法在中国简单复制。因此，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职业化是其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社工推动者所面临的挑战。作者认为从国情出发，发展中国本土社工力量和实务模型是中国社会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策略。另外，在后职业化消弭职业分界的国际趋势下，社工以其注重实务的明显优势将会在未来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何增科：《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现状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01～127页。
李慧贞：《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制约因素》，2009（http：//eastsw. 5d6d. com/thread-33660-1-1.html）。
李迎生、韩文瑞、黄建忠：《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82～90页。
林卡：《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其面临的问题》，《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62～70页。
刘炯：《社会工作国际论坛举办后的几点思考》，2009（http：//www. lhshegong. com/content/forum/449.html）。
刘润华：《以制度创新推进社会工作——深圳社会工作探索》，《中国民政》2008年第12期，第46～48页。
柳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应该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中国社会工作》2011年第16期，第12～13页。
陆铭：《政企纽带：民营企业发展的双刃剑》，2009（http：//www.profluming.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5）。
钱宁：《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与特色》，《社会工作》2011年第2期下，第4～10页。
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新取向》，《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3期，第5～10页。
王海霞、金平：《试析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特点》，《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06～109页。
王思斌：《从战略高度看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2011年第19期，第61页。
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28～140页。
文军：《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十大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第66～70页。
吴漾：《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不足》，《理论前沿》2009年第22期，第56～57页。
向德平：《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取向及其反思》，《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5～87页。
益文：《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发布：2011年度社工实务研究课题指南》，2011（http：//stj.sh.gov.cn/Info.aspx？ReportId=b40bdef0-3e42-49f8-8f53-1f8fa083661d）。
岳云：《家庭调解：适用于华人家庭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曾家达、王思斌、殷妙仲：《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曾家达、游达裕：《知行易径：基础与应用》，策马文创，2011。
张文华：《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基于对社会工作教学实践的反思》，《社会工作》2010年第6期下，第20～22页。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2009（http：//www.cncasw.org/txsg/sgkp/200903/t20090318_8508.htm）。
周利敏：《全球地域化视域中中国内地与西方社会工作教育互动关系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10～114页。
周利敏：《西方与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的单向关系研究——兼与香港和台湾比较》，《高教发展与评估》2011年第3期，第90～96页。
Li，E.ed.，《为贫困国家培养精英》，2010年9月20日（www.bwchinese.com/article/1013800.html）。
The Royal Society，Knowledge，Networks and Nations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Retried December 2，2011，from http：//royalsociety.org/uploadedFiles/Royal_Society_Content/policy/publications/2011/4294976134.pdf.
Tsang，A. K. T.，Learning to change lives：The strategies and skill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syste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3.
Tsang，A. K. T.，Yan，M. C.，and Shera，W.（Eds.），Social work in China：A snapshot of critical issues and emerging ideas-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in Beijing 2000，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Faculty of Social Work，2004.
[1] 1986年，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更名为“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编者注
[2] 其他五类人才队伍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