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卢向国2010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并选择我作为他的合作导师。

向国原来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政治，而我的专业则是西方政治思想，因此他原来提出的博士后阶段研究计划，是对中西君权制进行比较。但是，一方面我考虑这个题目太大，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对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于是在一次交谈中问向国是否有意对这部著作进行一番细致考察，并以此作为他博士后研究的主要工作。当时向国正在听我讲的关于施特劳斯的课，思想中萦绕的大概也是施特劳斯、古希腊政治思想以及修昔底德这一类问题，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

当然，这项研究对他来说困难可想而知，但向国还是迎难而上。一方面阅读了大量中外学者研究修昔底德的著作，另一方面由于他坚持认为既有的修昔底德研究中明显存在过度解释的现象，而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述及的大量历史事实又没有其他佐证，所以他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研读原著，甚至到了把这部著作的全部内容熟烂于心的程度。

向国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政治的定数——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个维度的研究》是他辛苦细致的研究工作的结果。从这份报告的结构来看，也许会给人一个印象，即只不过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内容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总结。但是，这个印象可能导致人们忽视这份看似平实的报告的真正价值。首先，这份报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即“政治的定数”，意在概括修昔底德总结的基本政治规律，从而是对修昔底德政治思想的一个全面梳理；其次，这份报告利用修昔底德提供的材料，对古代希腊城邦政治的基本因素、主要侧面以及包括内政外交在内的重要政治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从横向的角度揭示了古希腊政治生活的全貌，所以在内容上与修昔底德的原著可以说相得益彰；最后，这份报告按照不同的主题，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而非零星随意的总结，因此对于后续的研究具有重要而可靠的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在向国的出站答辩中，各位专家对这份报告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的定数”这个说法是我和向国在一次讨论中提出来的。向国把它解释为政治的规律，而在我的理解中，“定数”这个词表达的内容可能还要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绝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学著作，它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以历史叙述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令人异常印象深刻地揭示了政治生活中某些几乎是无可逆转的基本趋势，最典型的体现就是雅典的覆灭。

修昔底德似乎告诉人们，政治生活（广而言之即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发现和利用某些规律以超越另一些对人们不利的规律。当然，这正是源于古希腊的政治学的基本任务。比如说，权力导致腐败，这是一条普遍的政治规律；权力的分散和相互牵制，则可以防止权力的集中和腐败，这是另外一条人们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发现的政治规律。人们利用后者来克服前者。但是，后者也存在它的“定数”。雅典的民主体制导致了激烈的党争，导致了政客对民众的操纵和控制，也使得民众产生情绪化的政治立场，并且他们对眼前利益的追求严重影响了雅典的政治质量和进程（详见本书中的阐述）。雅典的衰亡之路表明，人们在采取某项措施解决某些政治问题的同时，又为其他也许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看起来，虽然如柏拉图所说，人区别于其他所有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拥有智慧，但是，人的智慧却也存在它所不及之处，或者说人的智慧存在某些不可超越的局限。因此，在政治中需要发挥人的智慧，同时又需要慎用这种智慧。这一点，大概也是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根本原因。因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我仅虚长向国几岁，因此在我看来，我们更多的是学术同道而非师生之间的关系。但向国在北京大学的两年，却始终保持了一名学生的心态。他与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一起听课、一起讨论，同学们也把他视为一位宽厚的师兄。比这种心态更重要的，是向国对知识有一种纯洁的追求。他非常刻苦，比如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书，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读了七遍，这大概是一般人难于做到的。同时，他对生活的要求非常简单，大概只要有书看，能把饭吃饱，他就再无所求了。现今使人们纠缠不已的那些东西，对他似乎毫无影响。我常常对学生们讲，在向国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洛克说过，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有一种“智识的诚实”，我想向国做到了这一点。

是为序。

唐士其

2012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