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背景、意义

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这是对加强党的廉洁政治建设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2013年3月，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新一届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但建设廉洁政府尤为关键。这充分表明了新一届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一系列反腐倡廉工作部署的力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任何一项管理活动，都需要一定资源的支撑，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政党在现代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良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曾说过，“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政党要活动，就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资产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没有资产，一个政党就无法正常开展活动，起码不能持续开展活动。一个政党，不论从事组织活动、研究政纲政策，还是宣传教育，必须有人，必须有办公的房舍，必须有宣传品的印发、邮寄及开会所需的费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期间，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筹措革命经费上。孙中山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经费短缺无法维系临时政府的运转。所以，没有资产，对政党来说，就可能寸步难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没有资产，经费就成为党开展活动的一个制约因素。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共产国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被一些反对势力攻击为“卢布党”，中国革命被讥讽为“雇佣革命”，严重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据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记载，从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另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记载，1922年12月共产国际通过的《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中每月支出为：《向导》周报，210元金卢布；《工人周刊》，40金卢布；印刷传单、宣言等，60金卢布；组织员和宣传员的费用，汉口、湖南、上海各60金卢布，北京80金卢布，香港、广州各40金卢布，山东30金卢布；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100金卢布；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的食宿差旅费120金卢布；意外开支100金卢布，总计月支出1000金卢布，总计年支出12000金卢布。1924年实际得到活动经费约36000金卢布。有时在共产国际的经费没有及时拨付下来时，陈独秀主动伸手向共产国际代表要钱，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信称：“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此后，从1925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但与他们给国民党的援助相比，则不成比例。尽管如此，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毕竟使中共的经费短缺问题有所缓解。正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所说：“实际上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援助，我们从它给国民党给孙中山政府的，给蒋介石黄埔军校的，给冯玉祥的北方西北军的援助来看，共产国际和苏俄提供给中共的援助只能叫九牛一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这些非常有限的经费还是对中共早期的活动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中共早期的这段历史充分说明拥有资产对一个政党的重要性。

国有资产对一个执政党具有重大意义，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和政治清廉。国有资产管理能力高低和建设廉洁政府水平是一个政党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世界上第二大超级大国的执政党，但在苏联解体后，作为苏共直接继承人的俄罗斯共产党请中共代表团吃饭的钱都掏不起，还要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买单。^[1]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失败后，被迫大量裁减大量党务工作人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本党筹措经费。在西方大选时，一个竞选经费充足的政党，往往能够赢得选举。而经费不足的政党或候选人却无法参加选举，更谈不上赢得选举。199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独立候选人佩里，2000年独立候选人福布斯，都是亿万富翁，他们认为个人的钱足够用了，不需要募捐竞选经费，但最终都以财力不足退出竞选。西方国家的许多政党领导人常常因为政治献金案而名声扫地，甚至锒铛入狱。日本政坛上的“洛克希德”案和“金丸信”事件与德国前总理科尔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洛克希德”案的主要情节是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为促使日本“全日空”航空会社购买自己公司生产的飞机，在20世纪70年代用巨资贿赂日本政界要人，后案件被揭发，前首相田中角荣因此被捕并被起诉，1995年上半年，20年悬案下定论，日本最高审判庭举行终审判决，认定田中角荣由于受托受贿及违反“外为法”，因而犯有官僚受贿罪，而其时田中角荣已经去世。“金丸信”事件是在1992年8月，前自民党的副总裁金丸信被迫承认了东京佐川急便公司赠送的5亿日元，随后便辞去了国会议员。当时曾认定违反政治资金限制法，给予20万日元的罚款处分。但是，社会舆论对于检察当局采取这种“过分照顾”非常不满，感到危机的检察当局终于在1993年3月决定揭发金丸信的偷税漏税行为，东京地方检察院以违反所得税法（逃税）的罪名逮捕了金丸信，并提出起诉。金丸信的逃税事件使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不信任达到了顶点。在同年7月的大选中，自民党的当选人数在众议院中未过半数，从而结束了自民党一党执政38年的历史，诞生了非自民党的八党派组建的细川联合政权。德国前总理科尔担任德国基民盟主席长达25年，其间担任德国总理16年，是德国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由于他为德国统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德国统一之父”。他为消除东西方对峙和欧洲一体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赢得了“欧洲荣誉公民”称号。他为德国基民盟赢得声誉，成为该党的象征和灵魂。但2000年1月被揭露1993～1998年共接受过150万～200万马克的捐款。这件事使科尔的声誉一落千丈，而且使基民盟在经济、政治和公众形象上受到了严重损失。在政党的经费来源问题上，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是各在野政党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的重要内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1941年制定的纲领中明确要求“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2]。

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与党的廉洁政治建设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理论界这方面研究基本阙如。特别是研究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与廉洁政府建设的关系，更是严重不足。因此，厘清国有资产管理与党的廉洁政治建设，特别是廉洁政府建设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本书从历史的脉络出发，站在世界的高度，以中国共产党管理国有资产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主线，兼顾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管理国有资产的经验教训、中国国民党管理资产的经验教训，同时分析世界上与中国共产党比较相似的政党包括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管理国有资产的经验教训，为如何通过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来提高党的廉洁政治建设、建设廉洁政府提供历史和国际借鉴。

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8200多万名党员，执政已经64年，是全球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低成本地管理如此多的党员，如何有效地配置和使用国有资产，防止少数领导干部滥用和贪污国有资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并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政治廉洁，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如何维护这巨量的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使有限的资产发挥最大的效能，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考验，也是关系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与党廉洁政治建设的关系，特别是非经营性资产监管与廉洁政府建设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在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管理体制。目前这个体制面临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而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逐步完成以后，我国国有资产的管理重点应该适度向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及资源性国有资产转移，以充分发挥这两类资产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保证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功能。加强中国政府对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建设面临的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本课题将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通过理论、历史、现实、国际的多维度分析，希望能够对加强廉洁政府建设有所贡献，同时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