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涛微茫信难求”

——深切怀念我尊敬的樊骏先生

孙玉石

与樊骏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2010年10月22日晚上。那是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中文系百周年系庆前夜的一次嘉宾聚餐会上。樊骏兄那晚应邀特别前来与会。当时我看他的心情、身体和气色，均觉尚好，颇为释念。我们刚一见面，他马上很认真地将庆贺他生日那天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小聚时，我们俩人站在餐桌旁的一枚合照，送给我留念。我早已忘记此事了，他竟如此认真记得，还特别将照片放大了。当时我是很感动的。没有想到，不到三个月后，他就永远地离开了。这张照片成了一份永远的纪念。

樊骏先生长我几岁，算是同辈中的学长。1955年夏天，我入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他已经于前几年毕业了，在那时北大哲学楼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里工作，不曾任过课，也未有过往来。此后文学所搬至城里，我们离得更远了。我1960年夏天，毕业留校做研究生，不久后被临时抽调出来，参与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住的地点在北大十三公寓。那时候，樊骏参加唐弢先生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工作，住在颐和园北面的中央党校里面。在党校里的一次新年聚会上，经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介绍，我们才开始熟识起来。与樊骏先生的更多接触和学术往来，已是在“四人帮”粉碎，新时期开始，参与现代文学各项学术活动多起来之后的事了。

樊骏的文章，我是早已拜读过的。经过近三十年来的许多交往、接触，特别是读他那些呕心沥血写出的研究文字，听他在一些学术会上所作的或长或短的发言，看他为现代文学研究学术事业发展所做的那些鞠躬尽瘁的付出，我才对他这个人有了更深一些的了解和认识。

按照我自己的印象，我敢说，在我们这一辈，乃至下一辈的同行学人中，像樊骏这样刻苦勤奋而严于自守的人，这样全身心倾情学术而品格高尚的人，这样一生毫不追求索取而默默无私奉献的人，这样心地透明关怀同志而毫不自私利己的人，几乎是再也不可能找到了。樊骏刚刚离世，我在给刘福春的电话里问询情况，那时他从樊骏刚刚停止呼吸的病房里走出来，用电话告诉我这一不幸消息的时候，我自己对他也随便谈了自己对于樊骏这种人格与精神的认识，福春便告诉我说：“在文学所里，恐怕他是唯一一个一辈子没有从公家领取过一张稿纸、一支笔等文具用品的人了！”当时听了这些话之后是，现在写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我的两眼禁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

樊骏的学术文集出版的时候，我因身体不好，未能前往与会祝贺。摩挲那些并非以量多取胜而却仍让人感到异常厚重的文字，我看到了我素所尊敬的樊骏先生，拥有的那种极为严谨而近于苛刻的勤恳耕耘的学术光芒。他为一种思考，一种新见，一种论辩的阐说，常常是苦苦思索，句句推敲，倘若自己未尽满意，绝不肯轻易出手，总是竭尽力量去追求一种学术观点传达的完美和极致。1999年2月，在王府井一个饭店里，召开纪念老舍先生诞辰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发言、讨论、参观老舍故居等项目，都已经结束了。我因有事，和日本友人伊藤敬一等几位先生，都要告别离会，这时候却听到通知说，国内与会的代表们，都要继续留下来，下午听樊骏先生作题为《谈老舍的“俗”》的长篇学术报告。后来听关纪新告诉我，因为他精心思考的这一研究成果，报告须用两个多小时。会上不好安排，也不便让国外代表都必须聆听，樊骏先生自己才要求这样做的。最近，我问关纪新：“这篇重要文章，收在他的集子里没有？”他说：“没有。”理由是，因为他自己对文章一直不甚满意，总想再继续进行修改，直到他离开人世，也没有完成这项未竟之事。这就是樊骏！这就是我心中樊骏的为学！这就是樊骏那种几乎不可企及的“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为此我总想，在当今学人中间，这样的精神，真的几乎已经是“烟涛微茫信难求”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年会、理事会、专题研讨会、这样一类大型学术活动很多很多。王瑶先生作为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几乎每一次都必须亲临会议，作长篇的总结性学术报告或指导性发言。王先生那时已近年迈，写作精力不济。这样的一些大块文章，有时就须请晚辈代笔起草。我自己在王瑶先生家里，就不只见过一次，樊骏和卓如等学兄，前来与王瑶先生晤面，讨论报告文章提纲或已经起草好的发言稿之事。这些大块文章，从未署上樊骏等人的名字。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唐弢先生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和另出的一本《简史》，很多的组织事务，一再的文字修订、出版联系等事，均多由樊骏和家炎兄来承担的。这类无名的写作和校对出版事务，不知耗去了他多少本可以属于自己进行学术研究著述的宝贵精力和时间。自八十年代以来，他与刘福春合作，每年都要阅读已出版的几乎全部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撰写出一篇长长的一年的学术研究述评，发表带有引导性的意见和中肯的批评。此中所耗费的精力，真是难以想象。为了推进学科发展，他牺牲了很多自己撰写著述的时间。他的一切努力，考虑的都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队伍的培养。一次，在成都举行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的年会，我自该会成立以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这次也未想去参加。樊骏先生多次与我联系，邀我一定前往，为由他主持的会议期间举办的一个研究生讲习班，讲一堂新诗研究的课。樊骏的盛情难却，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并去讲了课。返回北京，自机场回家路上，同车友人告诉我：很对不起你，你一向都不参加学会的活动，这次有人说，你前来参加会，是为“争理事”来了。我当时虽没有回答什么，心里仍隐隐有些不快。后来见到樊骏先生，我提起这件事，对他开玩笑说，都是你给我惹的“祸”。樊骏拍着我肩膀，边安慰，道歉，边开玩笑地对我说：“真是笑话！如果真有这样的事，这该由我来承担责任。别听别人议论，走自己的路！”

2006年10月，为王瑶学术奖金评奖事，我放弃了参加向刚逝去的林庚先生最终告别的机会，前往大连参加一天多的评委会。第二天，没参加学会年会，就匆匆返回北京。在评委会上，我才最初从别人嘴里听说，这笔奖金，是由樊骏捐献了自己从香港亲戚那里获得的一笔当时算是额度颇大的遗产款项设立的。但是他坚决不让用他自己的名字，而是用王瑶先生的名字。我曾经亲历了一些前辈先生离世不久的后人，为遗留的存款财物等，发生过种种难以处理的麻烦事情。又听友人说，当时几位朋友，也曾劝过樊骏先生，不要都捐赠了。他拒绝了这种意见。由此，我自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樊骏先生精神世界一种超越于过去所未能真正理解的钦佩和敬意。在我的心目中，樊骏无愧是一个真正做到了的无私的人，纯粹的人，真正实践了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种闪亮的精神境界，是许多无论或位高名盛，或以前卫先锋自命的人，自恃精神世界高于平凡庸众的人，所永远无法达到的。

由此我也想起一件不愿忘却的小事：在一次纪念王瑶先生的追思和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术同人，于王瑶先生对于党的认识，作了自己所理解阐释的发言。当时听了之后，樊骏先生在发言中，表示了自己鲜明的异议。他说，据他的接触和了解，王瑶先生，过去对于党的认识，不像发言所描述的那样。事实是，王瑶先生在很长时期里，都是真诚拥护党的，都是真诚追求进步的，他自己就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听了樊骏先生认真的发言，回想会上的那番情景，至今我仍然赞赏他的那种坚持求实的精神和勇气。

他自己一生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樊骏离我们而去了。他的学术业绩和治学精神，他的为人精神和无私品格，他的为学为人的榜样意义，在我们后来的同行人群中，永远是无法复制也是不可企及的，真可以说是“烟涛微茫信难求”了。

为心里想说的话，为前述的一切，为在这里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语言，面对我尊敬的樊骏先生远去的灵魂，我要在自己的心里，真诚的、无声的、默默的，为他唱一曲清澈如明月的精神之歌。

2011年3月24日夜于京郊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