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2年，我初识乾龙的时候，他刚刚考上烟台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一天，他带着他的同学丁世界一起来看我。那时乾龙精瘦干练，皮肤黑黑的，一副怯生生的样子，问什么说什么，话不太多，声音不大，但目光中透着坚韧，看起来和我一样，也来自农村家庭，吃过苦。而丁同学家庭经济状况更差，以至于他读研期间，我和夫人李卫红女士还不得不帮助他偿还他读本科期间的无息贷款。他们那一届是烟大的首届刑法学专业硕士生，一共招收了十一个人，后来除单天水同学因病英年早逝之外，其他十名同学现在发展得都很不错。“很不错”的意思是他们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身体健康。那时由于烟台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导师组的其他老师都在外地或者攻读博士学位，或者进修学习，只有我和李卫红老师留守在烟台大学，因而法学院决定将这十一名同学或者分配或者挂名到我们俩人名下由我们先行指导一年，等待其他导师回来重新分配。于是这一年中我们家就成了这十一名同学的家，几乎每个月都至少有几次在我们家的大小聚会，他们或者自己各负其责，在家里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或者到烟台大学附近的小海鲜馆聚餐，我们陪他们吃饭、喝酒、打牌、聊天，其间经常有人喝醉并发出不少人生感慨，这或许与我们全家自2003年7月以后即将调至北京工作和生活有关。时至今日，虽然记忆有些模糊，但那种“昏天黑地”的幸福感仍印象深刻。

乾龙硕士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山东工商学院做了大学老师，和我们成了同行。那几年见面的次数虽然少了，但看到他的身体日渐发福，发表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多，我感觉他不仅生活安逸，而且已经具备了独立从事法学研究的能力。直到2009年，他同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我的博士研究生和中国政法大学刘根菊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在两校的刑事诉讼法专业均取得了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他最终选择了我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从而再次进入我的门下。可以说这师生间的选择之中有许多偶然因素，但从宿命论的角度来说，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安排。在他三年的博士生涯中，乾龙广闻博记，刻苦钻研，勤奋努力，笔耕不辍，成果颇丰。除他早期的几篇习作我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加工润色之外，随后的学术研究之中，只要我跟他谈好研究选题和大纲，他都能尽快地执笔按照我们商定的思路完成研究，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我们合作的名义发表在国内各类学术期刊上。三年中，我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他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甚至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独立出版了个人的首部学术专著《境外卧底侦查比较研究》，以至于我在其他学生面前对乾龙进行过多次不一定适当的表扬。在他博士论文选题的过程中，我先谈了自己的大体想法，就是希望他研究刑事证据法方面的、带有前瞻性的、法律技术层面的内容。经过几次商谈以后，他选定“刑事电子邮件证据类型化研究”开展了接近两年的深入探索，形成了二十余万字的研究成果，其间进行过多次反复的修改，最终完成了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与众不同的是，他写完博士论文初稿后，体重居然比以前增加了，为此曾遭到了我的嘲笑，好在他用论文的高质量回击了我。在博士论文答辩过程中，他表现出色，参加答辩的评委们一致给予其优秀博士论文评级，并在后来获得了诸多奖项。今天的乾龙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专业的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本书即是在他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来，作者试图从电子邮件的技术核心出发，研究电子邮件的技术特质对电子邮件证据制度和传统证据制度的影响。本书除导论与结语外，共分九章。导论部分以一则刑事电子邮件证据案例引发对电子邮件证据问题的思考为基础，阐述研究电子邮件证据的务实性与紧迫性。前三章属于总论，第一章从电子证据对传统证据概念、证据规则与证据原则的冲击表现出发，阐述其技术手段与法律规制之间冲突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从“现实”走进“虚拟”的可能性进路。第二章主要对电子邮件证据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本章以分析电子邮件证据与传统证据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指出传统证据概念对电子邮件证据的不适当限缩。电子邮件系统因素的引入在对传统证据概念形成冲击的同时，与主体进行互动，从而形成了双重属性的电子邮件证据概念。未来立法宜扩张传统证据概念中的核心要素，对传统证据概念进行新的诠释。第三章主要探讨类型化研究的意义，并简要介绍了电子邮件证据类型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就各类型电子邮件证据之间的交叉重合问题提出相应的规则适用对策。后六章属于分论，分别以六个不同的学术标准对刑事电子邮件证据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分类研究，每章都有不同的学术研究旨趣，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关注到不同的证据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半开放式的学术研究体系，读来引人入胜。

在我看来，虽然电子邮件的运用在今天如此普及，但绝大多数人面对每一封电子邮件，或许并不太懂其中出现的每个字符都代表着什么含义，而对这一切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如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中又分别意味着什么，那更是茫然无绪了。电子邮件不仅面临着能不能作为刑事证据运用的资格问题，也面临着它究竟能证明什么事实的问题，更面临着公民个人隐私权与国家司法公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乾龙在本书中的研究或许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为回答这些问题作了基本的学术铺垫，或者说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方向。为此，作为乾龙的导师，我感到十分欣慰。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在想，新时代的师生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前有“师徒如父子”之说，但那时徒弟是住在师父家里同吃同住的，显然更为亲密，而现代的老师们大多只管业务学习，不管生活情感，甚至见次面都难，论文指导都依靠电子邮件，那种“如父子”般的关系早已成了老黄历。就我而言，我常常默默关注着我每个学生的成长，他们在我的心里都很重，都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乾龙作为我众多学生中的一员，是我看清楚自己的“符号”之一，或许我也成了乾龙看清他自己的“符号”，这就算是我对“形象互动理论”的新认识吧。

是为序。

刘广三

2013年6月24日于圆明园花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