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概念界定及理论视角
一 基本概念
（一）民主与民主化的概念
1.民主的含义
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语，其词根为demos，是“人民”的意思；kratein，是“治理”的意思。所谓“民主”意指“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到了近现代，“民主”为西方各国所接受并发展了其内涵。就其理论渊源来看，“民主理论是由远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个论说主流形成的”。[65]民主传到非民主国家后，由于各国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对民主有了不同的理解，使得民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差别。例如，达尔提出：“民主是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广泛分享参与决策机会的政治体系。”[66]列宁指出：“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67]本书采用了美国学者科恩对民主下的定义，主要是从公众参与的角度进行定义，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68]而民主的标准一般包括：①定期、公平、竞争性的选举；②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③相当大程度的政治多元主义。[69]
2.民主化的概念
民主化的字源是民主，但民主化又不同于民主，两者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差别。民主既是动态的也是静态的，它可以是一种思想，可以是一种制度，还可以是一种行动。而民主化则是动态的，是一种从非民主政权体制向民主政权体制转变的过程。民主是民主化的目标，民主化是民主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政治民主化是与现代化相伴而行的，也是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亨廷顿誉为“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受到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对于民主化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也颇有争议，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D.波特从政府责任、竞争性选举、个人政治权利、公民社会四个方面来理解民主化内涵，认为：“民主化是这样一个政治变革过程，即‘由较少负责的政府到较多负责的政府；由较少竞争或没竞争的选举到较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由严厉限制人权和政治权利到较好地保障这些权利；由公民社会自由微弱的自治团体到享有较充分自治和数量较多的自治团体’。”[70]亨廷顿把民主化含义的核心放在了对于“民主”含义的阐述上，认为民主化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竞选与公民参与的制度化与社会化的过程。索伦森则将民主化的概念简单地界定为“一个国家追求更深更广的参与、竞争及自由”，并认为因国情不同，各自民主化的内容也不同，有的侧重竞争，有的侧重参与。
国内学者丛日云教授认为：“民主化是指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变革过程。”从内容上看，民主化主要体现为公民自由权利、权力的合法性、国家治理方式和权力分配等。[71]徐宗勉等认为：“民主化就是由专制的政治体系向民主的政治体系发展和演化。”[72]马奔从民主的竞争、自由、参与等要素来归纳民主化的概念，提出民主化就是指一个国家从非民主朝向民主或更民主方向转型的过程，其本质在于促使一个国家的参与、竞争和自由从无到有，从弱到强。[73]郭台辉认为民主化就是“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在不同的层面和空间里要获得相应的主体性，即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社会应该有着高度自治和相对自主的空间，开辟公民自由管理和参与公共事务的领域，提升公民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而公民则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素质、能力和权利，平等参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各项公共事务”。[74]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民主化是指一个从缺乏参与、竞争、自由的政治体系向充满更多参与、竞争、自由的政治体系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及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社会化。“民主化”作为一种政治发展过程，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理解。所谓空间的维度，包括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民主化；所谓时间维度，体现为以时间顺序将民主化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通常结合不同时期发展的特征来确定时间的长短。[75]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从民主萌芽的产生到民主的发展，有170多年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为追求民主而不懈努力，19世纪70年代提出了仿行西方君主立宪制，孙中山时期提出了“三民主义”。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异常艰难曲折，充满了阻力和矛盾，其间既有封建传统势力的巨大障碍和外来势力的阻挠，也有倡导者自身认识上的局限，还有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时代的变迁也给它以各种影响。情形十分复杂，以至于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条件虽已大变，政治民主化的任务却仍未完成，人们还在为此而奋斗。[76]现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探寻一条最适合中国发展的民主化道路。当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先后经历了三个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民主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
笔者所研究的民主化进程，主要是指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期的民主化进程。关注这一历史时期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社会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征，不但具有其他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具有中国社会自身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而对它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更有助于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动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社会风险的基本内涵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由此引发了研究者对社会风险的关注和探讨。
1.社会风险的概念
风险（risk）一词最早源于意大利语的risque，出现在现代早期的航海贸易和保险业。在早期的用法中，风险被理解为客观的危险，体现为自然现象或者航海遇到礁石、风暴等事件。[77]后来，当这个词被使用在金融与投资领域，主要用来计算借方与贷方在投资决策时可能出现的后果以后，人们就用它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78]而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危险”“危机”“不安全”“威胁”等词语与“风险”概念比较接近和相似。冯必扬教授认为，风险的定义是损失的不确定性。[79]一般来说，风险包含几个要素：不利的结果即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或不确定性，现实的状态[80]，以及人们的主观感知等。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风险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例如，按照领域划分，可以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文化风险等；按照风险的来源划分，可以划分为自然具有的风险、技术引发的风险、制度引发的风险、政策或决定造成的风险以及个人造成的风险；等等。
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而狭义的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一个子系统。与此相应，社会风险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层面理解，社会风险就是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造成这种损失不确定的因素包括自然灾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从狭义层面理解，社会风险是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金融风险、决策风险等相并列的一种风险，是由个人或团体反叛社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失序和社会混乱的可能性。[81]本书使用的是狭义层面上的社会风险，认为社会风险就是由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即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结合体，具有一定的可控性等特点。
2.社会风险的类型
狭义层面的社会风险同广义层面的社会风险一样，也是以多种方式和形态存在的。按照不同的依据，社会风险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划分，可以划分为高度社会风险、中度社会风险和低度社会风险；依据人类认知的程度划分，可以划分为已知的社会风险、疑似的社会风险和假定的社会风险；[82]按社会风险涉及的范围划分，主要包括特定风险、基本风险；按照风险来源划分，主要包括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83]按照风险的承受能力划分，主要包括可承受的风险和不可承受的风险。
基于本书撰写和分析的需要，笔者着重从两个层面对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剖析。其一，立足于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社会结构对社会风险进行划分。所谓社会结构是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对比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84]从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来看，它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阶层和社会文化心理等要素；与此相应，也把这些外部性风险划分为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组织性风险和文化心理性风险等，并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剖析。其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公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状况。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具体的社会结构状况如何，决定着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程度，决定着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可能空间，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健康程度有多高，安全系数有多大。[85]
其二，立足于民主化所依靠的动力划分社会风险。这类内部性风险主要是由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依靠政府的主导推动，可能会导致公权力扩张的风险；二是过度依靠民众的参与，又可能会引发多数的暴政；三是网络政治的兴起对民主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它也会引发很大的风险，会对民主化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3.社会风险的相关概念
（1）社会风险与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主要是由政治利益冲突引发的权力斗争，以及军事暴力的滥用所导致的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的一种可能性关系状态。政治领域中的最大风险是战争的风险，这是人类面临的破坏力最大的风险，也完全是人类亲手制造的武器反过来用于对付人类自身所导致的人为风险。[86]政治风险还包括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等邪恶势力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腐败也是一大政治风险，它会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使干群矛盾恶化，甚至有可能酿成群体性突发事件。
从两者的关系来看，社会风险与政治风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社会风险的出现和放大会引发政治风险，影响政治的稳定；而政治风险反过来也会影响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的发生催发社会风险的产生，并且两者之间可能相互加重。
（2）社会风险与社会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即事事有矛盾。矛盾贯穿于每一个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时时有矛盾。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矛盾无处不有，矛盾无时不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矛盾也必然存在，这是社会的正常状态。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革、涉法涉诉、部分军队退役人员等方面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高校毕业生就业、医疗养老、环境污染、城市公共服务与管理等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也在增多。一些偶发事件引起的直接利益和非直接利益冲突，容易形成社会热点问题，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
而大量的社会矛盾存在就有引发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即就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换言之，社会风险的源头在社会矛盾，社会风险是由社会矛盾所引起的，社会风险是社会矛盾演变的下一个阶段。因此，社会风险的化解有赖于社会矛盾的处理。
（3）社会风险与社会危机。“危机”一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潜伏的危险或祸患，另一种是指严重困难的关头。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是一种危险的潜在状态，就是风险。从风险和危机两者的关系上看，“危机是风险中的一种，风险包括危机，也就是说，所有的危机事件都是风险事件，但风险事件不一定是危机事件”。[87]而社会危机主要是指源自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问题，如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健全、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以及社会群体之间对立感的增强，而形成程度不同的社会紧张情势和局面。[88]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危机是由于社会中的具体个人或群体普遍地出现危险状况而使彼此不能相互扶持和帮助的危机。[89]
社会风险与社会危机的关系主要是：首先，从演变过程来看，两者有一种不可逆的先后顺序。社会风险在前，社会危机在后。社会风险指损失的可能性，社会危机则是发生在眼前的损失，任何社会风险一旦发生就不能再称为社会风险，而只能称为社会危机。也就是说，社会危机既包括尚未发生的，也包括已经发生的。其次，从危害程度看，社会风险的危害要小，而社会危机的社会危害更大。再次，从可控性角度看，社会风险发生在前期，易于化解和控制；而社会危机发生在后期，难以化解和控制。“风险是前期形态，危机是后期表现，风险与危机之间是一个‘连续统’。”[90]最后，风险的社会层面是社会风险，危机的社会层面是公共危机。它们的共同性在于它们的风险都是来自不确定性，[91]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总之，社会风险与社会危机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加重。社会风险是社会危机的源起。社会危机来源于社会风险，是由于一个国家对社会风险的化解和治理不力而导致社会危机的产生；社会危机是社会风险的后果。社会危机是社会风险的放大和爆发，一旦社会风险放大和爆发就会演化成为大的社会危机。从逻辑关系上看，最初是由社会矛盾引发社会风险，而当社会风险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演化成为社会危机。
二 理论视角
（一）社会转型理论
转型（transformation）一词最早源于生物学。在生物进化论中，transformation是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特指一个物种变为另一个物种。[92]后来，西方社会学家把这一概念移用到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去，即出现“社会转型”概念，主要是用来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D.哈利生是西方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学者，他在《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一书中论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时多次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概念。[93]台湾社会学家蔡明哲首次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并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94]在国内，李培林是最早提出社会转型这一词的学者。1992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95]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社会转型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其主要的代表观点如下。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96]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变迁，主要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9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包括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三个方面。[98]概言之，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换的运动过程，也即社会形态由量变向质变发展的过程。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840～1949年，这个时期属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启动阶段；1949～1978年，属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转变阶段；1978年至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而本书中所涉及的社会转型概念主要是指第三个阶段，也即1978年以来的社会转型加速期。
从内容上看，社会转型主要包括：一是经济层面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二是社会层面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城市化；三是政治层面的转型，主要表现为民主化；四是文化层面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世俗化和理性化。[99]实际上在文化层面最为突出的是社会心理的巨大变迁，人们的社会焦虑感空前加剧，整个社会显得尤为浮躁。也有学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的急剧转变，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变。[100]
从特征上看，中国社会转型具有四大特征：一是双重任务，既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又要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双重动力，既有来自政府的推动力，也有来自市场的拉动力；三是进程的特殊性，先由农村开始，逐渐发展为城市主导；四是社会转型的双重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01]
总之，社会转型阶段既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又赋予了中国社会种种特殊性，如转型内容、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的特殊性等。[102]而我国民主化进程正是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它又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既使得我国民主化进程除了具有民主化的一般共有特征之外，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中国自身的独特性。也正是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一特殊背景，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面临诸多的社会风险，它们会给民主化带来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二）社会风险理论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由此引发了研究者对社会风险的关注和探讨。除贝克之外，西方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如吉登斯、卢曼、拉什等都对风险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有关风险的社会学理论。综合来看，所谓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主要是指可能造成对民主化产生不良后果的各种社会隐患（如社会纠纷、社会抗争和社会冲突等），这种不良后果可能增大民主化成本，也可能扭曲或中断民主化进程等。这些风险既包含人类民主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风险，又包括与群体利益关联不一的风险。总之，社会风险理论揭示了下列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民主化进程中充满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这使得中国民主化进程既要面临其他民主化国家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风险，又要遭遇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同时民主化本身还会诱发一些社会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风险。一是社会阶层结构的断裂。[103]这种断裂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如下岗职工、农民、农民工等大量社会基础阶层群体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中间阶层发育缓慢，力量还很弱小；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和精英再生。二是公权力扩张的风险。中国渐进式的现代化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同时，它也给公权的扩张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三是社会规则的缺失。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机制、整合机制正在趋于解体，而新的体系和机制尚未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容易诱发和加剧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越轨和道德失范、信任危机等特殊类型的社会风险。[104]四是过度的民粹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平稳有序推进需要一定的条件，然而如若民主化满足不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会转化为社会不满情绪，产生过度的民粹主义。五是网络民主的风险凸显。当前，网络对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网络民主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方面，网络运用不妥可能会导致网络民粹主义的出现。它可能会发展成为社会底层群体宣泄的工具，结果远离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民主，即民意的网络表达。另一方面，网络又让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感到紧张、恐慌。他们可能会通过强大的监控能力对信息进行过滤，扼杀或阻止发布不利于自身的信息。这就容易导致网络失去民意表达的功能，使得底层民众的声音和诉求难以得到伸张。因此，网络对民主的推动作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此外，民主化还面临其他一些社会风险，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方面的风险等。
第二，我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每个国家因为各自特殊的国情，除了自身特有的社会风险之外，其风险也会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从现阶段中国的情况来看，我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从根源上看，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有其特殊的社会根源。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劳资关系，而中国的社会风险主要根源于官民关系和社会结构。从社会危害的强度上看，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并发性和连带性强、波及面广，会对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从涉及的群体来看，具有明显的基础性和广泛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所涉及的社会群体很广泛，既包括社会基础阶层和群体，如农民和工人，也包括其他社会阶层，如管理阶层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从社会风险的回应多面性来看，由于社会风险是相对于社会危机层面而言的，因而它不同于公共危机。当面对共同性风险时，由于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受到威胁，所以社会的各个群体在这些风险面前会形成一致的目标和行为取向，使得社会的各个群体一般来说能够齐心协力地一致应对风险。[105]而当社会成员面对社会危机意义上的社会风险时，因为利益相关度不同也会出现态度不一。不同的风险会联合起不同的人们，不同的风险感知和选择成了相关人们相互联合的新的起点，并因此也造成或者强化了人们之间的分裂。[106]当同时面对多重风险时，不同群体在风险选择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这种风险的优先处理会造成人们的重新分化与组合，且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冲突。[107]
第三，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危害。在通常情况下，风险是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结合体。[108]毋庸置疑，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也具有两重性。社会风险对民主化既存在有利的一面，即一定限度的社会风险可以产生一定的压力，促进民主化进程。但更重要的是，一旦社会风险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①增大民主化进程的成本。社会风险越大，进行民主化的成本也就越大，如造成社会的离心离德，导致大的社会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的动荡。因而，对于我国民主化进程来说，要注意防止社会风险成本过大的问题。例如，公权的扩张会在社会某些领域和部位阻碍或抵触民主化进程，并容易引发民众的不满与抵触，从而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②扭曲民主化进程。一方面，一旦过度的民粹主义抬头，就可能导致政府的权力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所掌控，使政府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发泄社会不满的工具，从而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造成“多数的暴政”，使得民主化变形走样。另一方面，精英群体的结盟带来民主的变形。精英群体一旦形成联盟，他们就可以利用公共资源，获得弱势群体的支持，这使得他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又掌控民主化进程。这些会导致社会焦虑的加剧，严重破坏社会的整合机制，进而促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的离心离德，并不断放大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让风险更加膨胀，阻碍和扭曲民主化的发展。③中断民主化进程。如若无法有效应对甚至激化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最严重的社会后果便是社会风险演变成大的社会危机，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和混乱，就会直接导致民主化进程的中断，使民主化趋于失败。
（三）民主化理论
民主化指的是一种政治变革过程，即“由较少负责任的政府到较多负责任的政府；由较少竞争（或干脆没有竞争）的选举到较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由严厉限制人权和政治权利到较好地保障这些权利；由市民社会只有微弱的（或干脆没有）自治团体到享有较充分自治和数量较多的自治团体”。[109]民主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如何推进民主化进程是现阶段中国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民主化理论主要探讨两个层面的问题：民主化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和民主化的路径选择问题。
对于第一层面的问题，即民主化的条件问题，学术界都已形成基本共识，认为民主化只有在某些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如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外部力量、公民社会、中产阶层等。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中国已具备了一些最为基本的民主化条件：一是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GDP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长至2007年的24.7万亿元，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110]这为我国的民主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强有力的政府。现阶段中国政府的力量依然足够强大，政府对社会保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有足够的能力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中国的社会规模庞大，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这种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是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个优势。三是民众经济福利水平有了提高。一定的经济福利是民主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只有人们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政治目标。正如科恩指出：“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111]当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民主化保证了动力源泉。四是有利的外部环境。当前政治民主化已成为世界性潮流，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发展可以为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提供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因此可以说，民主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逻辑产物和必然要求，而不能借口民主化条件尚不成熟而故意拖延民主化进程，否则只会导致社会风险的恶化，进而演化成社会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和崩溃。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即民主化道路问题。一般而言，民主化的道路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国家的自然、经济禀赋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发展的阶段，即这个国家当下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其他国家民主化的经验。其中，发展的阶段性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是最重要的。[112]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特殊的国情，因而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民主化的道路。民主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没有千篇一律的共同模式。
因此，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着眼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走自主和渐进式的民主化道路。其一，要避免不切实际或在民主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推进民主实践。这就要避免民主化进程付出过高的社会成本，如若代价太大而收益却有限，那么有没有必要推进民主化就值得商榷了。同时，要化解和规避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避免扭曲或中断民主化进程的风险。其二，要探索民主化的发展路径，推进中国民主的良性发展。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民主化所走的道路和形成的模式各不相同，特别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社会的双重性和复杂性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充满了社会风险。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又更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以前历史时期的中国民主化进程，具有特殊的发展道路，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