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及评述
一 研究的主要视角
目前，学术界对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相关著作和论文中，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且研究成果也较为有限。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主要对“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民主化中的政治动荡、经济发展迟缓、贫富分化严重、腐败现象盛行、军方力量介入和宗教种族冲突等层面的风险进行了阐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视角。
（一）政治权力结构视角
1.政府权威的削弱
众多的研究者对西方早发民主化国家进行研究后指出，当前西方民主中存在的一大重要风险就是政府权威的不断削弱，更具体地说，是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克罗齐和亨廷顿等学者在《民主的危机》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民主政体内，政府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权威可能部分地取决于公众对于领袖人物和机构的信心和依赖程度。[5]通过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研究后，他们指出，当时美国民主制度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不仅大众对政治领袖的信心下降，甚至政治领袖们对自己的信心也有了明显的下降。这样导致领导不力，民主的混乱也加剧了。”[6]而查尔斯·泰勒则忧虑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越来越无力影响政府的作为，也无法使自己的声音为政府所倾听，从而使得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大不如前。[7]哈贝马斯分析了兴起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如何从19世纪末开始被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双重进程和后来兴起的大众消费文化所瓦解，从而使得西方民主制度脱离了其社会基础，其合法性出现了危机。[8]李普塞特强调指出：“任何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9]
2.权力腐败的威胁
目前，政治上的腐败是先发和后发民主化国家所面临的共同性风险。从民主化的目标和趋向来看，民主化应该带来负责任的和受到监督制约的政府，但实际上大多国家的民主还不成熟，特别是后发民主化国家。例如政党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大众传媒等都存在缺陷，其政治文化仍然深深渗透着传统的裙带关系、家族主义和依附观念，而绝对的匮乏和极端的不平等又强化了传统的持续影响。结果，新建立的文人政府不仅没能有效地抑制腐败，反而不断出现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的丑闻，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主政治的威信。政治腐败成为民主化的主要问题。[10]克罗齐等学者在阐述民主内在风险时指出：“民主政府行使功能由于缺乏外在力量的制约，导致民主基础的削弱，使得民主政府的能力停步不前。”[11]这种缺乏外在力量制约的民主政府，也必然会导致权力腐败现象的出现。正如阿克顿断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12]
3.集权的危险
有研究者指出，在民主化进程中要防止“民粹主义”的泛滥。民粹主义往往是最能换取选票的，它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容易使民主向极权转变。“非理性的成见和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所谓普通公民对于政治的贡献。公共意识极易受到‘别有用心的’集团的损害，这些集团包括追求私利的政治家、商人，或者‘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者’。”[13]一些政治家可能会利用普通民众的非理性行为来做文章，利用民主的形式反民主，从而导致民主的失败。这种民主化风险在泰国、中东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有可能导致集权的情形。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经常变成巨大的分化力量，尤其是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一旦形成后就会体现出不可逆性，时常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民主带来分化，分化的结果只能靠动用强力，如军事力量或者强权主义来整合。[14]
4.政治动荡的风险
许多研究者对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动荡风险进行了深入和详细的阐述。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5]法国学者米歇尔·克罗齐在《民主的危机》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幅民主危机的景象：国内秩序的瓦解，社会风纪的败坏，领袖的无能和民众的疏离。[16]西摩·李普塞特认为，一切民主制度固有的内在威胁都是群体冲突，稳定的民主要求在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保持比较缓和的紧张局势，要求政治制度有能力分期分批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让宗教问题、公民权问题和集体谈判问题积累起来，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就会在一大堆问题上激化，而分裂和冲突的基础越雄厚，牵连越广，政治上容忍的希望也就越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内乱、起义、革命战争、政变屡屡发生，政治的不稳定阻碍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17]佩鲁恂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进行分析时，提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即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和整合危机，它们密切相连、互为因果。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18]
此外，军人干政的潜在可能性是后发国家民主化面临政治动荡的隐患。如何处理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最大限度地防止军人干政，仍是后发民主化国家必须面临的艰巨任务。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军人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还政于民”，但是军队仍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影响，远没有完全职业化。而且军队素有干政传统、欲望和动机。可见，军人干政的危险从未消失，它仍对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构成威胁。[19]毋庸置疑，在政治动荡的条件下进行民主化是极其危险的。
（二）社会参与结构视角
1.公民参与的缺失
公民的参与是民主的动力源泉，而公民自身素质状况是公民参与状况的决定性因素。罗伯特·达尔指出，由于通信和信息成本相对较低，人们在政治事务上能够得到复杂程度不一而足的各种信息，但这种信息的愈来愈多却未见得会促进公民的能力，相反，这种规模、复杂性和大量的信息对公民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科恩在讨论“民主不一定成功”时指出，民主智力条件不断实现的前景不能令人鼓舞，如使公民消息灵通、接受良好教育。科恩认为，已受教育者与无知者之间的分化对民主有直接的不利影响，智力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使受过教育的人获得过多的权力，增加了群众被人利用的可能性。[21]而缺乏公民的广泛参与，可能会使民主化走形和变样。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民主作为运动，需要社会强大与持久的民众之政治参与热情，一旦个体的热情被泯灭，则民主运动将逐渐沉寂。[22]在通常情况下，一旦公民放弃管理权力的机会，就会导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填补这种权力的空缺。正如科恩指出：“权力从来不会没人要，如果人民不愿肩负自治的重担，总会有人愿意代替他们治理。”[23]而伴随这种情形出现的往往是权力的膨胀和滥用，走上远离民主化的道路。
2.多数的暴政
民主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原则就是提倡多数的权威。就民主的基本含义来看，多数决定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没有多数原则，就没有民主。[24]但是，西方思想界又指出，民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民主时指出，多数的无限权威，对于未来是有害而危险的——增加立法和行政的不稳定性和导致“多数的暴政”。他告诫说：“美国共和政体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多数人的无限权威。”“导致民主共和政体破灭的是政府滥用权力，而非政府无能由此产生的危险。”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民主政体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不仅要保卫社会不受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不受另一部分人的不公正对待。……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较强的派系能够利用这种社会情况随时联合起来压迫较弱的派系，那么可以断言，这个社会将自然而然地陷入无政府状态，使软弱的个人失去抵抗较强的个人的暴力的任何保障，而原来较强的人也会不满意，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25]也就是说，民主并不能防止“巨大权力集中于往往是虚构多数的手中”[26]，而且往往多数人可能专横地行动，为了本身占一点小便宜而让少数人吃亏。[27]这样，多数的暴政就会不断扩张，超出公共生活的边界，侵入私人权利的空间。对此，密尔以“社会暴虐”来指称这种“多数的暴政”，并指出，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方法”。[28]
3.社会阶层的分化
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而阶层分化促成了社会成员利益意识的觉醒，但同时也对民主政治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对政治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一是阶层分化对扩大政治参与的挑战：参与膨胀和参与渠道不畅同时存在，新旧两种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同时存在，分化中的各个阶层的政治参与具有不均衡性。二是阶层矛盾的复杂化对政治稳定的挑战：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产业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社会管理方式不适应阶层分化后的民主意识的增长。三是利益集团对政治发展基本格局的挑战：利益集团发展初期就形成了“强强联合”的阵营，严重影响着政府决策过程的公允；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影响着政府间关系的正常发展；代表社会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集团的暂时缺失，影响着社会公平。[29]
4.公民社团的困境
罗伯特·达尔在《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一书中提出，独立的组织是一个民主政体中非常必要的，但同时它也会产生危害，组织可能利用独立或自治的机会增加不公正或使之永久存在而不是使之减少，利用机会助长其成员的狭隘个人主义而不关心广大公众的利益，甚至削弱或毁坏民主本身，如产生政治不平等稳定化、扭曲公民意识、使公共议事日程不正常、让渡对于议事日程的最终控制等危害。[30]哈贝马斯则把公民社团的发展看做公共领域的拓展，他认为公共领域对民主的促进作用非常重要，将其视为社会与政治权力的中介，公共领域形成市民社会之公共道德精神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批判力量。但是，他也指出，民主进程中这种公共领域存在严重的退化，对民主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公民社团风险分担的能力与国家和市场相比，还明显不足。就中国来看，公民社团的发展沿着“国家引导”的路径，公民社团整合资源和发挥作用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会员定向和公益定向的独立发展脉络还不甚清晰，从而呈现出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参与无力和参与不足的“社团有效性缺失”现状。[31]
（三）经济发展视角
1.经济发展迟缓
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只有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否则政治民主化进程将陷入困境和危机。而大部分后发民主化国家，在全球经济衰退、贸易条件恶化、债务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经济持续衰退，资本外流，资金短缺，经济环境全面恶化。经济发展的迟缓使得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一系列问题，无力迅速平息人们的普遍不满情绪，这对于政治的民主化不能不构成威胁。[32]正如墨西哥前总统德拉马德里指出：“从长远观点看，经济困难将削弱民主制度。”
2.经济上的不平等
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提出在民主化进程中存在五种挑战，其中的挑战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导致了大企业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上的不平等，这又严重地助长了政治资源的不平等，进而助长了对公民政治平等的广泛破坏。[33]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评述希腊的政治变革时指出：“综观所有这些事例，煽动叛乱的原因全在于不平等。”[34]科恩在分析“民主为何不一定会成功”时指出，民主的改进与普及甚至保持的严重障碍之一就是不能实现民主的物质条件。政治社会中预期民主取得长远成效，要求世界广大群众所达到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他们目前的水平，而且大大减少目前分裂他们的经济上明显的不平等。[35]拉美和非洲国家民主化实践中遭遇最大的风险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绝对贫困人口的增加，受经济的影响，这些国家民主化的发展表现出严重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出现了大的政治动荡。而要化解这种风险就要消除贫困。正如列宁指出：“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极端行动就必然开始‘消亡’。”[36]克罗齐和亨廷顿等在《民主的危机》一书中指出：“民主在某一国家里的活力是与那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趋向相关的。财富和知识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社会结构是不会有益于民主的，一个严重地分裂成两个两极分化的道德或宗教群体的社会也是不会有益于民主的。”[37]
也正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会造成社会利益群体的力量不平衡，强势群体之间就有可能进行利益结盟。即强势群体有便利的渠道和手段为政治力量提供“租金”，而政治力量也能轻易地根据群体力量强弱对比或根据所供“租金”的多寡作出政治抉择。在这样一个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过程中，个体已经丧失了直接和公正的政治参与地位，而个体直接和公正的政治参与地位的丧失显然是民主的颠覆。[38]
（四）社会文化心理视角
1.宗教对民主的冲击
宗教与民主之间既是相互对立的，又存在可以相容的一面。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东民主化问题上，对伊斯兰教与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普遍把伊斯兰主义视为地区稳定和民主化的最大的威胁。甚至认为伊斯兰主义者的参与是一种“劫持民主”。[39]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兰认为，民主会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极端式的排外，二是极端的文化同化，即不承认社会内部文化的多元性。要回应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民主社会应该建构一种“文化民主”，既可以保障普世性的权利，又承认多元的文化认同。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最早实现了政治民主，然后渐渐实现社会民主，目前则需要呼唤文化民主的到来。[40]
2.社会信任的缺失
西方学者通过对丹麦、芬兰、挪威等先发民主化国家和土耳其、巴基斯坦、秘鲁等后发民主化国家之间的社会信任比较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跟民主的巩固之间是正向相关的，社会信任程度高的国家，民主巩固的可能性就高；相反，社会信任程度低的国家，民主巩固的可能性就低。[41]有学者特别指出，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对民主化会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在这种价值观引导下，“个人不再以社会为中心，而以自我为中心，沉湎于消费和享受中，而对周围的人、对社会漠不关心，丧失了公民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42]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会极大地损害社会的信任，从而最终会对民主化的社会基础造成严重的削弱。
3.社会心理的失衡
J.戴维斯提出了“J型曲线理论”，认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当人们的实际满足低于预期值时，就会产生期望挫折感，进而滋生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因此，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人们需求期望与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43]
（五）互联网视角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的运用，它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同时它也广泛地被运用于政治领域，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网络空间已经变成一个不需要护照、没有边防检查站、出入境畅通的‘数字化王国’”。[44]另一方面，“掌握核心技术和强大网络资源的国家，通过网络技术传播其文化，影响甚至左右若干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而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网络技术政治垄断”。[45]正如劳伦斯·迈耶指出：“由发达的技术程度所产生的复杂性，必然会影响其政治民主的运作形式。”[46]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强。网络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有助于公众自由地获取信息。对此，桑斯坦指出：“当信息是自由的时，专政就不可能有存在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网络是民主自治的大引擎。”[47]但是，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如若被滥用就有可能造成对民主化的损害。一个拥有公共媒体的社会，就像拥有一组公共论坛的社会一样，能将未经选择的信息和意见暴露在数不尽的人面前，同时促进经验的风险。当个人能够个人化自己的“传播包裹”时，这些表达自由体制的特点也许会荡然无存。[48]
对于网络给民主化所造成的威胁，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进行过较为详细的阐述，认为网络的传播可以授予个人无限过滤的能力，也正是这种无限的过滤能力可能会给民主带来危险，将导致极度的分裂。他指出：“如果不同的个人和团体，不管依据人口统计上的、宗教上的、政治上的或其他的定义，以自己的偏好来选择素材和观点，并排除他们不想要的，无疑将带来一个更分裂的社会。而群体极化[49]会加剧这个危险。网络之所以能够制造群体极化的大危机，只因它能让志同道合的人更容易相互沟通——最后走向极端甚至暴力一途。”[50]正是由于网络的作用，可能会使得“沆瀣一气的人在讨论中往往产生过分的自信、极端及对他人的藐视，有时甚至倾向暴力这样的危机正逐渐浮现；社会小团体，包括虚拟串联潜藏着许多危险，在那儿信息不管对或错，都会像野火燎原般地传布开来。”[51]而且，网络具有很强的匿名性、广泛性和便利性等特征，这往往很容易引发公民名誉权被侵犯甚至“虚假舆论”等现象。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网络这种无限过滤的能力可能会牺牲自由，而自由之要义就是置身于广泛、不同的主题和看法中，而不是狭隘、片面、局限的。
也有人认为，网络的一个潜在危险在于，人们通过建立自己感兴趣的网站进行信息的过滤和筛选，只提供和采用“志同道合者”的信息，以及链接相同的网站。这样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就会出现一个互相隔离和封闭的社会，不同的社会群体只关注自己的事情，而对外部的社会和事务不加以关注。而且，这些因“志同道合”而建立的网站，团体成员之间高度认同，极容易使反对意见陷入“沉默的螺旋”状态；因“过滤”而选择的感兴趣的信息，导致缺乏竞争观点的存在，在“自绝于他人意见”的“回音室”里，群体观点就一步步在逐步放大的“自我回音”中走向极端化。[52]极端化的结果便是导致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的相互隔阂、不信任，缺乏社会责任感。无疑，这对民主化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另外有研究者指出，网络会对民主化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例如，网民结构的局限可能导致公众政治参与的不均衡，网络信息的非规范性可能导致民主的非理性，网络文化霸权可能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国家作用的弱化。[53]
二 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划分了民主化风险的类型
科恩提出民主要防止两种威胁：一种是来自外部的威胁。他认为，外来的侵略者，或直接使用武力，或间接以使用武力相威胁，可以使一个社会成为受害者。另一种是来自内部的威胁。这种威胁包括两类，一是来自内部对民主条件，如法制条件、信息条件等的进攻；二是来自内部对参与过程——对其广度、深度或范围——的进攻。[54]佩鲁恂则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进行分析时，提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即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和整合危机。克罗齐、亨廷顿等则指出，民主的挑战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环境的挑战，如战争的失败、外交的蒙耻等；二是来自知识分子和有关的群体，他们声称厌恶民主的腐败、物质主义和无效率，厌恶民主政府附属于“垄断资本主义”，以及造成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革；三是对民主政府生存性的最后的也可能是最严重的挑战是内在的挑战，即民主的不均衡。民主政府并不一定是以一种自我维持或自我纠正的均衡方式运行的。而民主政府如果没有某种外在力量的制约，最终将会导致民主基础被削弱。[55]张爱军等认为民主风险包括两个层面：内在风险，如民主价值风险、制度风险和决策风险等；外在风险，即在建设民主的过程中对外部条件的不利影响，包括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不利影响，进而带来安全隐患。[56]
（二）剖析了民主化风险的特征
从各种已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对民主化风险特征的分析较少，研究较为有限。张爱民等在《民主风险及其规避》一文中提出，民主风险具有四个基本特性：一是相对性。民主风险与民主安全的质相对而存在；判断民主安全的标准是相对的，民主危险系数小就是安全的，危险系数大就是不安全的。二是时变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民主风险，应依据某个具体时期的国际形势、历史条件、社会主要矛盾等来确定该时期的民主风险预警重点。三是全局性。民主安全是建立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诸多要素的基础之上的。民主安全的全局性也决定了民主风险的全局性。四是合法性危机。在现代社会，民主的缺失是产生合法性危机的原因之一，也预示着民主风险的到来。[57]
（三）分析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危害
克罗齐和亨廷顿等在《民主的危机》一书中，对民主危机的社会危害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因各种挑战会导致民主化混乱，进而会给政治系统的功能带来严重后果。按照民主思想，政府应当满足人民的要求。而个人和集团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多，使政府背上了过重的负荷，这又使政府活动膨胀。政府活动的膨胀产生了预算赤字，导致了政府债务的巨大增长而缩减开支，增加税收，控制物价和工资，对民主政府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在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是难以成功解决的问题，成为民主社会的经济疾病。以美国为例，从1960年的3.360亿美元增长到1974年的5.570亿美元。这些赤字助长了经济领域中的通货膨胀趋势。而开支膨胀以及权威下降很可能在民主政治的社会中纵容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生。每一个国家在缩减某些出口产品以压低本国物价中都有利可图，同时其他利益则很可能要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抵制国外商品进口。[58]
哈耶克和托克维尔等对多数的暴政的社会危害进行了阐述。哈耶克认为：“多数意志的强行实施所具有的强制品格、垄断品格以及排他品格，完全摧毁了其内在的种种自我纠错的力量。”[59]而托克维尔对“多数的暴政”的社会危害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数的统治极为专制和不可抗拒，以致一个人如想脱离多数规定的路线，就得放弃自己的某些公民权利，甚至要放弃自己做人的本色。”[60]
（四）剖析了民主化风险的应对方法
亨廷顿认为，造成政治动荡的原因在于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以及经济福利水平的降低。“除非伴之以相应水平的经济福利的好转，否则，政治参与的剧增势必导致动乱。他同时还提出，只有适度社会动员、增加流动机会、控制政治参与，加快政治制度化进程，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61]
也有研究者指出，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公共领域的作用来化解民主进程中的风险。公共领域是感受和放大问题的“共振板”。公共领域如果足够开放，就能够形成足够强大的舆论压力，各种切肤之痛就一定会得到表达；而它一旦为公共领域所感受到，便有可能引发广泛的感同身受，从而使得背后的问题得以放大，迫使政治系统加以回应。由于公共领域不是系统，也没有得到建制化，使得经过商谈达成的共识来源于一种“无强制的同意”，能够摆脱各种社会权力的操纵，反映真正的民意，为政治系统解决系统整合问题提供合理的意见和建议。[62]
三 研究的评述
（一）研究方法过于单一
通过对这些既有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基于政治学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来展开分析的。具体而言，这些研究采用了主要系统分析、制度分析和参与分析等政治学研究方法，如或从政治体系的构成要素层面来进行阐述，或从权力结构视角进行分析，或从政治参与的视角来分析民主化中的社会风险。而对于社会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论证和分析略显不足。
（二）研究范围较为狭窄
从研究对象和目的来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西方已实现民主的国家为研究对象，针对西方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困境而进行阐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西方的民主制度，为西方的民主提供医治良药；另一种是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为研究对象，如非洲、中东地区和拉美国家，主要是针对这些国家在向民主国家转型中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进行分析，试图解释这些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出现动荡的原因，并探索这些国家民主化的发展路径。
（三）研究逻辑不够严谨
从已有成果来看，研究逻辑结构不够严谨，对民主化风险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概念不明确。在概念上，研究者主要使用“危机”“危险”“威胁”“困境”“挑战”“障碍”“混乱”等词语来表示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绝大多数学者对民主化风险的定义没有进行严格的界定。也有极少数学者对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进行了界定，认为是指民主安全的不存在，并认为它包括外在风险和内在风险两个层面。[63]风险只是一种损失的可能性，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就是损害，就是一种安全的不存在。而这种观点恰恰只是看到了风险的危害性，并未看到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潜在的危害，而且风险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其次，对风险的分类缺乏逻辑依据。一些相关研究对民主化面临的危机、风险或挑战进行了分类，但大多数研究并未说明其分类的逻辑依据。再次，缺少民主化风险的相关性分析。一项完整、系统的研究至少包括对“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基本方面的分析。就民主化风险而言，至少要对其产生的原因、类型、特征、影响及如何应对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只涉及其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不具有系统性。最后，民主化风险的外延较小。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它们对民主化风险的论述大多仅限于政治体系层面，主要从政治结构各要素角度来分析民主的危机或挑战等。而政治结构层面之外的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并未被纳入民主化风险范围。这种研究的不足，使得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风险难以进行全面的剖析，也可能导致在实际中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风险。
（四）对政府在民主化中的积极作用关注不够
限制政府的权力是政治民主化所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在众多的研究中，对政府在民主化中的负面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亚当·斯密等学者提出“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美国开国思想家梅逊也曾指出，“最好的政府”是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的政府。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尽量地制衡政府的权力是民主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民主化的重要任务。毋庸置疑，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是有助于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但是，政府职能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与政府权力是否受到限制仍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关涉政府的“大”与“小”，而后者是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的区别所在。[64]
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并不是政府越小越好，而是最有效和最有能力的政府是最好的。然而，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决定了所走的民主化道路也不一样。对于后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而言，政府在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急剧加速的中国而言，政府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政府在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缺少对社会风险与民主化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其一，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对民主化进行研究比较缺乏。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处于剧烈的转型期中，它不但会面临众多的外部性风险，民主化自身还会诱发各种社会风险。然而，学术界对这个方面的关注和研究较为缺少，没有专门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对民主化进行研究，而实际上如若缺乏这种视角的研究，则对民主化的研究是不全面的，对于民主化本身来说也可能有不利的影响。
其二，混淆了民主化进程中的两种社会风险。民主化进程中不但会面临大量的外部性风险，民主化本身也会诱发诸多的社会风险。这两种社会风险出现的原因以及对民主化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对于前者而言，是与一个国家的宏观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的，这些风险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启动民主化而产生的，而是先于民主化存在的，但它们会对民主化形成很大的威胁；对于后者而言，是民主化的启动所诱发的风险，反过来又会对民主化自身造成很大的损害。然而，在这些既有的研究中，基本上是把这两种风险混淆在一起，并没有进行单独的阐述和剖析。
其三，对于社会风险给民主化造成的影响缺少辩证分析。一些研究者指出，民主化所面临的危机可能会造成政治的动荡等后果，而实际上，社会风险对民主化所造成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而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些社会风险会对具有本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