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列耶夫《红笑》

1924年7月10日

〔俄国〕安特列夫（L.Andreyev）著、郑振铎译《红笑（The Red Laugh）》，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7号，第1～6页。

这里翻译的只是长篇小说《红笑》上部的几个片段。写日俄战争期间，俄军部队所遭受的酷热和本身的疲惫，后面还有敌人的追赶。

“天气是十分的酷热。……太阳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凶迫与可诧惧，似乎地球已接近了太阳，似乎不久全个地球便要在它的无怜恤的光燃中烧却了。”

“酷暴的，逼近的，可怕的太阳，在每支枪管上及金属片上，点耀起千万个的小的盲的太阳，这些小太阳，如枪刺的白热点一样的可怕的白与尖锐，他们从各方面潜进你的眼里，烧毁着燃灼着的热气钻进你的身上——直钻进你的骨里脑里——有时我觉得放在我两肩上的乃不是一个头颅，而是一个奇怪异常的圆球，这球的重与轻是属于别一个人的，且是可怖的。”（第2页）

战士们“如狂人一样”，“如疯人一样”，只是往前走，“不觉得，不看见，没有一个人怕死，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死是什么”。（第4～5页）

一个战士向长官敬礼传达命令时，遭敌人炸弹袭击，牺牲在他面前：

“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少年的义勇队兵，举手到帽沿，向我报告……

“（他被炮弹击中头颅，牺牲）血从那里涌出，如从一只未塞的瓶中流出一样……一种红笑。

“我认识它——那红笑。我曾寻找它，我得到它了——那红笑。现在我明白那在所有那些残缺的奇异的尸身里的是什么了。那是红笑。它是在天上，它是在太阳里，不久，它便将遍布于全个地球上了——那个红笑！”（第6页）

关键词：郑振铎译苏俄安德列耶夫《红笑》

1924年7月12日

许金元《为革命文学再说几句话——第129期〈文学〉上一篇杂谈底读后感》，载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第2页。本文7月9日写于苏州。

文章说：“……而文学底原动力正是情感。情感，文学底原动力，能够激发人们去做事；那末革命情感，革命文学底原动力，当然也能激发人们去做革命者。文学，是能指导人生的啊！”

又说：“文学底原动力既是情感，我们只要能有革命的情感，自然也能产出动人的革命文学作品。”

关键词：情感是文学的原动力，革命情感是革命的原动力 革命情感能产生动人的革命文学作品

1924年7月14日

玄珠（茅盾）《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诗人玛霞考夫斯基》，载《文学周报》第130期。

1924年7月15日

杨幼炯《革命文学的建设》，副题是《与悟悟社诸君一个商榷》，载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第2～3页。本文7月12日写于上海。

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一）“文学是社会思潮的背境（景），时代的反映。无论什么时代，必有他社会的主潮，为时代种种活动的心轴，左右时势的根本精神，这就是所谓时代精神。文学的背后，就有这时代的精神构在其中，20世纪的时代思潮，是求社会的根本改造。我们今日中国的现势更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时候，国人所需要的人生观是猛烈的，热切向前的人生观。所以由这种时代所产生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进取的文学；而非颓唐的，超然物表的文学。因此我们对于悟悟社诸君所标榜的革命文学，认为现在社会所极需要的文学！”

（二）“我们欲使民众早日觉悟，社会改造的理想早日实现，当有一种文学的具体建设”。不然，文坛上仅有“革命的倾向”，仅有“徒徒标榜”，也等于无的放矢。而谋文学上的具体建设，当先知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关联。自然主义曾引起“俄国第四阶级的革命”。

（三）“我们中国的文学，向来是不以时代为前提，不与社会相接近的，所以无一定脉络可寻。近来且蹈入混乱的迷途；在这群言庞杂的混乱状态之中，我们免不了歧路徘徊的苦痛。我们的文艺界究竟取何种主义来作现在中国文学的具体建设呢？”我们没有闲功夫去领略唯美的文字，“今日的文学家，当从事客观的描写社会的丑恶和病状，促大家反省，使他们兴奋起来。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拿自然主义作革命文学的建设，以人生的，丑的，真切的，平淡易解的文学，去培养民众个人解放和为社会而战的勇气，这是我们今后所当从事的！”

（四）“我们既要以自然主义为革命文学的具体建设，应以冷静的理智求自然的真；以客观的事实为本位，渗溶作者的理想于事实之中，抛弃空想的精神界，而注重物质方面，作心理与生理上的描写，留意观察自然而加以解剖，尽情描写黑暗的现实，激起民众改造的决心，而为文学界辟一新境界，这是重要的条件！”

关键词：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以自然主义作革命文学的建设 自然主义曾引起俄国第四阶级的革命

1924年7月27日

王家荷《文艺作家底责任——听沈泽民先生在苏州一师讲演“文学与革命”后的感想》，载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第2页。本文7月20日写于苏州。

文章的观点是：“我们所要求于目前中国在狂飙突进的文艺作家，是与社会有关系，有帮助，——能影响到社会，能助成社会上进的文艺作品。凡是一类消极的，麻痹的，咨（嗟）叹诅咒，无病呻吟的亡国之哀音，是我们所不欲与闻而且是绝端反对的！”俄国革命的成功，“那纯粹是一般热烈奋斗的领袖们所造就的吗？”不。“他的先驱者倒是一辈明白时代，明白社会的俄国文学家啊！所以我们读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阿尔志跋绥夫，哥尔基等文学作家的作品，可以觉到他们完全打消‘为艺术而艺术’的成见，——他们大多数主张‘人生的艺术’，——热烈的同情表现在作品里，去激励民众，唤醒民众，鼓励民众前进，像这样——和社会有关系有帮助——的文艺，去发表在一般被压迫的民族眼前，纵然他们自身并没有革命的思想，但情感是特别富有的，哪得不引起近年来烈烈炎炎的革命之火焰呢！”

作者号召：“要快快赶到民众（中）去，与民众为伍，无论是士农工商，贩夫走卒，都要和他们接触；去观察，去调查他们的日常生活，找出他们的苦状与企求；才好大施你艺术的天才，创作的自由，创造出感动民众的，唤醒民众的，鼓舞民众希望和前进的文艺作品。”

要“撒下革命的种子在民众的心田里”。“这样，你才不愧做我们所要求于目前中国狂飚突进的文艺作家！”

关键词：俄国革命的先驱是“明白时代明白社会”的文学家 要与士农工商为伍，唤醒民众，鼓舞民众

1924年7月30日

蒋鉴《革命文学的商榷——答杨幼炯先生》（1924年7月27日写于浙江嘉兴），载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言论”专栏，第2～3页。

杨幼炯要以自然主义为革命文学的具体建设，本文作者以为革命文学和自然主义是有同也有异的。所同者一为“为人生的艺术”，二为“文艺上的科学化”。所异者：（甲）“革命文学是兼重主观和客观的，而自然主义则极力避免主观而纯采客观的态度”。他说，“原来革命文学是以大怀疑，大奋勇，大猛烈，大无畏的精神，做文学的心核；使民众于澈见社会的丑恶以后，引导他们到人生的正道上去，给他们以向前奋进抵抗恶势力的劲力”。（乙）“革命文学是兼重感情和感觉的，而自然主义则纯为感觉而绝少感情。”

关键词：革命文学以大怀疑、大奋勇、大无畏的精神做文学的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