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论
一 研究目的与意义
华严思想在韩国佛教史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华严思想对新罗佛教有相当大的影响。华严宗在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中占有主导性地位，而此时是新罗佛教的兴盛期。当然，在新罗中期，华严宗与法相宗并驾齐驱。不过法相宗相对倾向于研究学问，而华严宗则强于信仰的实践活动，因此其社会影响力更大。新罗后期，由于禅宗的积极传入与影响力的扩大，华严宗受到了冲击。但这并未动摇华严宗的基础，其社会影响力亦未萎缩。义相[1]、元晓、表训、缘起、元表、见登、表员、法融、顺应、希朗等高僧辈出，浮石寺、华严寺、海印寺、佛国寺等华严寺刹遍布全国，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五台山、金刚山、天冠山等是华严信仰的主要圣地，浮石寺与佛国寺的建设以及华严寺石经的雕刻，都是在华严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研究新罗华严思想不仅对阐释佛教思想而且对理解新罗文化有很大的助益。
正因为新罗华严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先学在这一方面研究上所付出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大致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教理史，一是社会思想史。过去的新罗华严思想史研究也有这样的倾向。不过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新罗华严思想在历史上的展开过程，而非教理史的研究。在这方面，先学们取得了较多的成果。金芿石的《华严学概论》中，对韩国华严学进行了概括，也略微涉及新罗的华严思想。[2]书中特别指出，佛国寺是莲华藏世界这一佛国净土的具体象征。金杜珍的《均如华严思想研究》[3]是以历史学方法来研究华严思想的。均如虽然是高丽初期的华严学者，但由于其继承了义相系华严教学，因此在研究新罗华严思想时他的思想也可以作为参考。不过由于该书在研究均如思想时，过多地将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所以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问题。金福顺的《新罗后期华严宗研究》[4]是以考察崔致远的佛教相关著作为中心展开的，它理清了新罗后期华严宗的一些问题。书中明确指出新罗后期华严宗的势力不小，不过作者对华严宗派系的细分存在一定的问题。高翊晋在《韩国古代佛教思想史》[5]中，对新罗中期华严思想的展开与影响进行了长达200多页的论述。这是从教义史方面进行的研究。此外，佛教史学会编纂的《韩国华严思想史研究》[6]是东国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编的《韩国华严思想研究》[7]中的论文与之前研究论文的汇总。笔者在撰写本书时参考了其中与新罗华严思想有关的论文。
有关新罗华严思想的个别研究也不少，现按研究主题分别予以回顾。
金知见研究了新罗华严学的谱系，[8]认为义相系是新罗华严之主流，而元晓系是旁支。义相系的确是新罗华严学的主流，不过金知见的研究没有说明其具体的师承关系或谱系。笔者以均如的著作与《法界图记丛髓录》为资料，理清了义相系中若干僧人的师承关系。[9]不过，把新罗华严宗的谱系分为义相系和法藏系是有些勉强的。金福顺则将新罗中期的华严宗分为义相的浮石寺系与缘起的皇龙寺系，又将后期的义相系分为浮石寺系、表训系和海印寺系。[10]对新罗华严宗的派系是否可以这样细分，笔者存疑。作者未详的《华严宗所立五教十宗大意略抄》的末尾记录了印度、中国、新罗和日本的华严宗史。在新罗的华严宗史中提到了元晓、太贤、表员和见登等。最早关注此文献的吉津宜英指出，新罗华严宗的谱系中可能存在一个融合了元晓与法藏教学的派系。[11]从这一资料来看，的确难以排除新罗华严宗中可能存在一个以元晓为中心的派别。高翊晋则将新罗华严学分为义相和元晓两个谱系。[12]
新罗华严宗寺院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课题。李基白关注的是华严十刹，他认为华严十刹是以象征专制王权的五岳为中心建立起来的。[13]笔者对这一观点予以了批判，强调全国的华严宗寺院是由华严十刹扩散而成的。[14]除了华严十刹以外，还有必要对其他与华严宗有关的寺刹进行具体研究。新罗华严信仰方面的研究，有李杏九的《韩国佛教中华严信仰的展开》。[15]此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整个韩国古代史，新罗时代的华严信仰仅涉及了讲经法会和华严结社。对华严信仰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是必要的，所以笔者对新罗的华严信仰进行了分类研究。[16]
过去有种观点认为，华严思想是支持新罗中期专制王权的。笔者曾试图对此进行批判性的研究，[17]而李基白也对笔者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批判。[18]另外，金福顺也认为，很难说华严宗拥护中期的王权。[19]对这一问题，学界的争论确实相当激烈。因此，有必要详细研究与此有关的新罗华严思想和政治状况。
关于新罗后期的华严宗研究，有《新罗后期的海印寺与华严宗》、[20]《新罗后期华严宗的结构与倾向》、[21]《新罗后期华严一例》[22]等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指出，新罗后期华严宗仍保有一定的势力。
以上简略地考察了有关新罗华严思想的先行研究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对新罗华严思想的理解尚未实现综合性与体系化。尤其是在新罗华严思想的相关基础文献研究、华严宗的发展及新罗华严思想的具体体现等问题的研究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 研究方法与范围
关于新罗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最近历史学界有几种观点值得关注。李基白在《新罗思想史研究》一书的序文中表达了他的忧虑：“最近我们学界的思想史研究有执著于探究教理的倾向。”“任何思想，如果不将其与生活在那个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中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作为历史学的思想史将无法成立。”[23]李基东也一再重申，“把新罗佛教思想的发展与新罗时期的政治、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是历史学界的基本立场。[24]如果把思想史看作思想与历史的相遇，[25]那么这种把某种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状况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观点是理所应当的。不过，这也应该是以对某种思想进行具体研究为前提，将某种思想过分地、图示化地与“一定时代、一定人的特定思想”联系起来进行理解，也不是没有问题。
对于那种过于从政治的立场上来阐释三国时期佛教传入意义的倾向，金贞培开诚布公地予以了批评。[26]高翊晋认为“（有些）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过分地从社会性格的角度去看待佛教教理”。[27]辛钟远也深切地感觉到“过去新罗佛教史的研究将佛教看作排除个人的阶级佛教，将其看作以骨品制为中心的政治史”。[28]这一批评或许也指出了那种从骨品制的角度图示化地解释佛教的倾向。笔者也曾指出：“思想史的研究，虽然必须要考虑政治、社会背景，但是也不希望看到那种过分强调政治社会背景而无视思想的自主性的研究态度。”[29]笔者认为，所谓思想的自主性，就是说“人虽然存在于社会中，自由受到束缚，但是也会给予历史与社会影响”，“人可以超越束缚自己的内外因素，思考出新的东西”。[30]这当然不是说要离开时间与空间的制约，去致力于研究抽象的、普遍的理论。新罗佛教史的研究，应该在从佛教学方面深化对教理的理解的同时，关注历史学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虽对新罗的华严教学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虽然也留意了新罗的政治、社会变化，但还是以研究佛教本身的变化为先。这是因为，尽管笔者也希望能将新罗的华严思想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但还是把新罗华严思想研究或华严宗历史研究置于首位。本书中将对新罗华严思想相关的基本资料进行研究，但考虑到史实笔者也不得不舍弃了部分资料。为研究当时的华严宗史，笔者把僧侣的活动、寺院的建立、华严信仰的流行以及相关传说等作为研究对象。当然，将传说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时，也不能不考虑研究方法。
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为统一新罗时期。本书题目中之所以使用“新罗”一词，是为避免麻烦而遵循以往从义相开始研究新罗华严思想的前例。为探明新罗华严思想及信仰的特征，将其与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并且讨论中国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将新罗与高丽的华严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也是必要的，不过本书中并未将这一问题纳入研究范围，主要是因为笔者的能力不足。本书将对新罗华严思想相关的第一手文献进行研究。相关资料不少，不过本书主要以均如的著作和《法界图记丛髓录》为主。为研究新罗华严宗的发展，本书还将考察华严宗僧侣们的活动和华严宗寺院，同时也将考察义相的信仰和新罗华严信仰流行的情况与展开过程。华严思想也曾在新罗以特殊形态表现出来。如义相的《华严一乘法界图》（以下简称为《法界图》）与明皛的《海印三昧图》、“蛇福传说”以及建筑方面的石佛寺与佛国寺。由于已经有了先行研究，所以本书中并未涉及《法界图》与《海印三昧图》。为理解新罗后期的华严宗，本书将研究其与禅宗的矛盾、华严宗内部南北岳之分裂。最后，本书还将论及新罗华严思想的政治、社会意义，考察华严信仰的社会影响，对华严宗与王权的关联说进行批判性研究。
[1] 义相之“相”，也写作“湘”或“想”，不过其嫡传弟子道身的著作《道身章》中写作“相”，因此笔者据此写作“义相”。相关论文参见金知见《义相法讳考》，《晓城赵明基博士追慕 佛教史学论文集》，东国大学出版部，1988。
[2] 金芿石：《华严学概论》，法轮社，1963。
[3] 金杜珍：《均如华严思想研究》，韩国研究院，1981。
[4] 金福顺：《新罗后期华严宗研究》，高丽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88。
[5] 高翊晋：《韩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东国大学出版部，1989。
[6] 佛教史学会编《韩国华严思想史研究》，民族社，1988。
[7] 东国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编《韩国华严思想研究》，东国大学出版部，1982。
[8] 金知见：《新罗华严学的谱系与思想》，《学术院论文集（人文·社会科学篇）》12，1973。
[9] 金相铉：《新罗华严学僧的谱系及其活动》，《新罗文化》1，1984。
[10] 金福顺：《新罗后期华严宗研究》，高丽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88。
[11] 吉津宜英：《新罗华严教学一瞥》，《韩国佛教学SEMINAR》2，1986。
[12] 高翊晋：《新罗中期华严思想的展开及其影响（Ⅱ）》，《佛家学报》25。
[13] 李基白：《新罗五岳的成立及其意义》，《震檀学报》33，1972。
[14] 金相铉：《新罗中期的专制王权与华严宗》，《东方学志》44，1984。
[15] 李杏九：《韩国佛教中华严信仰的展开》，《朝鲜学报》114，1985。
[16] 金相铉：《统一新罗时代的华严信仰》，《新罗文化》2，1985。
[17] 金相铉：《新罗中期的专制王权与华严宗》，《东方学志》44，1984。
[18] 李基白：《新罗时代的佛教与国家》，《历史学报》111，1986。
[19] 金福顺：《新罗中期的华严宗与王权》，《韩国史研究》63，1988。
[20] 崔源植：《新罗后期的海印寺与华严宗》，《韩国史研究》49，1985。
[21] 曺庚时：《新罗后期华严宗的结构与倾向》，《釜大史学》13，1989。
[22] 金福顺：《新罗后期华严一例》，《史丛》33，1988。
[23] 李基白：《新罗思想史研究》，一潮阁，1986。
[24] 李基东：《新罗社会与佛教》，《佛教诸科学》，东国大学出版部，1987，第960页。
[25] 河野真：《德意志观念论中思想史的成立》，《思想史的意义与方法》，东京：以文堂，1982，第11页。
[26] 金贞培：《佛教传入前的韩国古代社会状况》，《崇山朴吉真博士花甲纪念 韩国佛教思想史》，圆光大学出版局，1975，第20页。
[27] 高翊晋：《新罗佛教研究中的诸问题》，东国大学新罗文化研究所主办“第二届新罗文化研讨会”《发表要旨》，1982，第9页。
[28] 辛钟远：《新罗初期佛教史研究》，高丽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88。
[29] 金相铉：《金杜珍著〈均如华严思想研究〉书评》，《历史学报》97，1983，第146页。
[30] 郑在植：《意识与社会》，《韩国思想史学》1，1987，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