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秦漢金文
第一節 秦漢金文概説
金文,即青銅器銘文,是我國古代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據研究,我國銅器起源於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末期,距今約五千年。[1]商代後期盤庚至康丁時開始出現少部分有銘器,但多爲一字或數字,後來開始有了少量十幾字乃至四十幾字的較長的銘文。西周金文明顯加長,百字左右的銘文比比皆是,甚至有近五百字的長銘,内容十分豐富。東周金文開始擺脱西周金文篇幅長、内容豐富的風格。春秋金文日趨簡短,戰國題銘更短,内容通常是所謂“物勒工名”之類。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編輯組的統計,殷周金文中已經著録和未曾發表的銘文拓片已超過萬件。
一 秦代金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秦代國祚短促,只有15年。秦代金文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秦詔版與秦詔權量銘文;二是虎符、貨幣、印章銘文。除詔令、符節上的文字稍多外,“物勒工名”成爲這一時期金文的特徵。秦代金文表現了自己時代的重要特點,刻於詔版、權量、虎符、貨幣、印章和其他器物上的文字,大都使用小篆,與秦代陶器銘文一起,展現了秦代常用通行文字的主要面目,既與民間俗體古隸不同,也與秦始皇東巡石刻標準的小篆不同,展示了秦代文字的真實面貌。
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向全國頒發詔書。這篇詔書製成刻有銘文的一片片薄薄的“詔版”,頒發各地,嵌在合格的權量上,謂之“秦詔版”;或直接鑿刻在權量上,或鑄於新造的權量上,謂之“秦詔權量銘文”。秦二世登位後,又增刻二世詔書。這樣秦詔版與秦詔權量銘文便成了字數最多的秦金文。考古發現的秦詔版與秦詔權量銘文數量很多,但很難找到兩篇完全相同的,説明這些銘文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相傳秦詔銘文爲李斯所書。這麼多的秦詔銘文不可能都是李斯所書。這大概是指秦詔銘文最初由李斯所書寫,後其中大量作品由他人來完成。秦詔銘文除少數比較工整外,大多數比較潦草,字形大小不一,但錯落有致,生動自然。或缺筆少畫,或任意簡化,許多作品表現出率真的意味。由於多數秦詔銘文爲鑿刻而成,轉角方折,筆道瘦硬,不像傳統金文有圓轉的筆勢,從而形成了秦詔銘文自己的風格。這種風格與戰國《秦封宗邑瓦書》一脈相承,對漢代金文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秦權以銅權爲多,也有鐵權。全國已發表的秦詔鐵權有10多處,山西左雲、江蘇盱眙、山東文登、遼寧敖漢旗、陝西臨潼、河北圍場、遼寧赤峰、山西榆次、山東臨沂、南京博物院、咸陽博物館等均有秦詔鐵權,内容爲“二十六年詔書”。[2]
秦代金文除秦詔銘文外,還有虎符、貨幣文、印章銘文。《陽陵虎符》是秦統一中國後的虎符,字體爲標準的小篆,與秦統一中國前的《新郪虎符》一脈相承。《陽陵虎符》銘文爲縱嚮排列,共24字。王國維《秦陽陵虎符跋》説,此符“文字謹嚴寬博,骨勁肉豐,與泰山、琅琊臺刻石大小雖異而體勢正同,非漢人所能仿佛”。又説:“此符乃秦重器,必相斯所書。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晰,謹嚴渾厚。徑不過數分,而有尋丈之勢,當爲秦書之冠。”[3]王國維對《陽陵虎符》藝術上的評價十分恰當,但説其“必相斯所書”似缺乏根據。此符原爲羅振玉所藏,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秦代以圓形方孔的半兩圜錢作爲法定的貨幣,承續戰國秦國圜錢。秦錢幣上的“半兩”二字,風格接近秦詔銘文。這種方整的銘文,在秦代的印章上形成了明顯的風格。秦印開始使用摹印篆,多以“日”字格、“田”字格作爲界欄。摹印篆外形趨方,方整中寓流動舒展,既與大篆意趣相異,又與以後的漢印渾厚質樸的趣味有别。秦印銘文既體現了小篆的典雅、俊秀,又表現了獨特的鎸刻之美。
秦代的金文,還散見於秦代出土的兵器。秦兵器銘文風格大抵同於秦詔權量銘文。由於秦代國祚短促,較之其他時代,秦代金文無論是數量還是風格變化,都是有限的。
二 漢代金文
漢代共存426年,包括西漢(前206~公元8年)214年、新莽(8~25年)17年、東漢(25~220年)195年。漢代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銅器製作規模頗爲可觀。據徐正考先生統計,截至1998年底,漢代有銘銅器有1282件,漢代金文有1282篇。[4]目前,漢代有銘銅器約有1400件。
漢代銅器可分爲兵器(戈、戟、刀、劍、弩機等)、食器(鼎、鬲、甗、觚、卣、觥、缶等)、盥水器(盤、匜等)、樂器(鎛、鐘等)、生活雜器(鐙、爐、焦斗、洗、帶鈎、鋗、鏡等)、度量衡器(尺、量、衡等)。其中度量衡器銘可以説是漢代承續戰國秦發展較爲突出的。
漢代金文内容延續戰國金文内容的風格,一篇銘文中往往只有記名和記重,比較完整的則一篇銘文中包含記名、紀年、記重及容量、監造工名等。記事、紀年、吉語之辭多見。有的還記有數量和序號。漢洗和漢鏡的銘文比較特殊。漢洗銘有紀年及鑄作地、僅記製作者、僅鑄吉語三種。漢鏡銘内容較爲豐富,有表現相思之情的,有祈求富貴高官、子孫蕃昌、長生不死等願望的,還有讚美銅質及銅器製作佳好的。漢代金文銘文長者如《新嘉量》多達81字。漢代金文有鑄有刻,鑄者柔韌渾厚,刻者勁挺爽利。
漢代金文字體少量的是小篆,大量的是繆篆、古隸和漢隸(八分書)。其中繆篆多受隸書的影響。漢代金文多將篆書改圓爲方,删繁就簡。漢代鏡銘還有草書、簡體字、花體字等,豐富多樣。鏡銘文字一方面表現爲受隸變的影響,由篆變隸;另一方面又表現了刻意追求的裝飾美。漢鏡銘的通假、錯訛、省减和反書常見,掉字漏句的現象亦屢見不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