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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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现状及述评

对《共同纲领》及相关内容的研究,已有一些著作和文章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过。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共同纲领》本身的研究

对《共同纲领》本身的专门研究,迄今还比较少。

1949年9月22日,主持《共同纲领》起草工作的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该报告的摘要收入《周恩来选集》。它回顾了《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并就协商过程中着重讨论到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总纲问题、政权制度问题、军事制度问题、经济政策问题、文化政策问题、民族政策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做了简要说明。[3]这个报告给后人研究《共同纲领》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用了大概800字的篇幅就“共同纲领何以未写社会主义”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指出:“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传》,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述周恩来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的主要贡献,其中论及周恩来与《共同纲领》的关系时涉及《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有500多字的概要叙述。[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撰写的《毛泽东与〈共同纲领〉的制定》,这篇一万余字的文章,从毛泽东与《共同纲领》制定的视角,第一次较大篇幅地披露了《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6]此后,有一些文章和著作也都多少涉及《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如庞松的《共和国年轮·1949》,其中有一节谈《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7]材料基本上是根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来的。

我的导师金冲及先生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的第一年——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周年之际》《老一代革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均程度不同地论及《共同纲领》的形成背景和重大意义,指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当年在没有现成答案,也缺乏成熟经验的紧急环境中,成功地解决了国体、政体、经济建设方针、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新中国的各个方面描绘出具体而可以操作的蓝图,使中国得到稳定和发展,而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为中国此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良好的基础。文章还指出当年作出这些重大决策的艰巨性和极端重要性。[8]这些为本书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直接启示。

龚育之以党史札记的形式写了一系列短文,如《建国纲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建国纲领:统一共和国还是共和国联邦?》《建国纲领:一党制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建国纲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等,对《共同纲领》中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问题、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变农业国为工业国问题等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他认为,“《共同纲领》是党所提出的并为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接受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9]

姜义华《论五十年代党对国家领导方式的演变》,其中论及了《共同纲领》与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方式的关系。他认为:《共同纲领》没有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但纲领中一再强调的“工人阶级领导”,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领导经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而实现。这一时期,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主要通过与政协、中央人民政府各方面协商、修订,把党的决策变成国家决策等方式来实现。《共同纲领》时期的这种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方式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改变为党对中央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10]

阚珂《〈共同纲领〉——新中国的政治基石》,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共同纲领》确立的国体、政体等问题进行了解读,指出:《共同纲领》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明新中国建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坚决拥护的基础之上。《共同纲领》规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制度。这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胜利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典范。[11]

(二)《共同纲领》相关内容的研究

《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而这一切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共同纲领》,必然要联系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新中国开国元勋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对新中国的思考和构想。如金冲及《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把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新中国的政体和国体、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等重大问题的思考进行了深入梳理和论述。鲁振祥的专著《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及所涉及的思想理论观点形成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考察和评价。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就不详细列举了。

上述这些研究著作和文章,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和参考。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研究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建设方针、“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等重大决策形成过程的著作和论文,也给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空间。

从总体上看,当前关于《共同纲领》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从整体上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著作还没有,前人大多只是一般提及或做简要的史实梳理和概括分析,研究层面还留有较大的空间。二是由于受材料的局限,即使对史实的梳理与重建也还远不完整和细致,对《共同纲领》本身前后变化的文本比较研究还是空白。三是对《共同纲领》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互动关系还没能得到很好揭示。因此,对这一课题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有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