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共同纲领》的制定

一 制定《共同纲领》并不比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容易

1948年10月，制定《共同纲领》的工作正式启动。这项工作自始至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制定《共同纲领》，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作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其所承载的决策意义非同寻常。其极端重要性在于：它要站在中华民族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刻，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方方面面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这些规定确定新中国的基本格局和今后走向，一旦这个基本格局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匆忙中草率地作出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不恰当决定，将会给新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共同纲领》的制定，也是件前所未有的难事。对于年轻的、一直处于战争环境又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领导组织制定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建国纲领，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甚至比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还艰难。

难在哪里？至少难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难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建立新中国，并不是中国历史上过去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另一种政治力量，而是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革。建立这样一个全新的国家，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共产党自身缺乏经验，中外历史上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一切全凭创造性地探索与开拓。

在新中国成立前，世界上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只有苏联。但是，中国和苏联的国情有许多明显的不同。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苏联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比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军队先在一块块解放区建立政权、积累起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后，再夺取全国政权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政权建设经验。但是，这远不等于一切都是现成的，建立一个新中国并不是把原来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加以扩大就行了。事实上，从原来没有中央政府的、分散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创建全国性的政权，并把新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民族关系、对外政策等基本格局确定下来，这是一次飞跃。这个飞跃，不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在屋子里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和把握，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反复思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重大的政策是直接根据当时实践发展中的新认识提出来的。毕竟中国共产党以往大部分时间是以农村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对一个新国家要规定的许多东西，在农村根据地生活是根本碰不到的。例如，关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共同纲领》第一次起稿时并没有提出，原因就是过去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于经济建设中实行“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重要性没能意识到。等到从农村进入大城市并筹划全国的经济发展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把它写入《共同纲领》。

其次，难在《共同纲领》作为确定新中国基本格局和今后走向的建国大纲，所承载的决策意义不容许出现任何偏差和失误。如果匆忙中草率地作出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不恰当决定，将会给新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例如，关于民族问题，在《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中曾经面临采用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两种选择。苏联采用了联邦制。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照搬苏联经验，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进行大胆创造，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证明，当年的这个选择，是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也正是这个选择，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奠定了根本性的制度基础。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选择。如果当初不是选择民族区域自治而是选择了联邦制，中华民族能否保持今天这样的大团结和大统一，将很难预料。

第三，难在决策这么些重大的问题，历史却并没有给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留下充裕的时间进行从容的思考。

尽管建立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真正把建立新中国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是在1947年底，而把建立新中国作为现实问题来考虑则是在1948年“五一口号”提出以后。由于革命胜利的到来大大早于原来的预想，从1948年5月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而且，在这短短的一年多内，各方面的工作异常紧张而头绪纷繁，没有留给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足够的时间对如何建立新中国做从容的思考。

那时候，国内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华南和西南广大地区有待解放，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难题堆积如山，特别是物价的飞涨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局势发展非常迅猛，纷至沓来的无数燃眉之急的重大难题需要立刻处理，战略决战、土地改革、新区接管（特别是接管大城市）等，这些极端繁重的任务不能不占用中共中央绝大部分的精力。卢森堡1918年在《论俄国革命》中谈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新国家面临的重重困难时曾说过：当时列宁和他的战友面对的是一个“荆棘丛生、陷阱遍地”的环境，一切没有经验，在“事件纷至沓来的情况下”又必须立即作出决断，“采取许多决定性步骤”。“必须非常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用铁腕克服一切障碍”，否则，“就会被反革命扼杀”。^[1]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当时面对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环境，许多重大问题就是在这样一种繁忙和紧迫的环境中要求他们作出迅速的决断。

第四，难在《共同纲领》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或个人文章，而是各阶级、各阶层“衷于一是”的建国纲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其利益出发点和着眼点不同，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自然也就有各自不同的想法，而要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方面对于建立新中国的种种主张凝聚为“衷于一是”的共识，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诚如当年有学者所感慨的：“制定《共同纲领》最大的困难，是要代表四个阶级的利益，因为各阶级的利益是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现在要把其共同利益集中和统一起来，这便是《共同纲领》的出色之处。”^[2]更棘手的是，当时的许多民主人士有着自己独立的个性和人格，他们不会因为江山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就对中共言听计从，人云亦云。还有些民主人士个性太强，有时甚至狂放不羁、难以沟通。

民主人士宋云彬在日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一些民主人士到北平后，被安排住在六国饭店。共产党为了这些民主人士的安全，在门口加派了警卫，外面有人要进去时须到传达室登记。在6月5日这一天，一位还颇有点名气的民主人士偕夫人要进饭店拜访另一民主人士，大门口的警卫请他们到传达室登记。不料，这位民主人士大怒，说这是官僚作风，不顾警卫的劝阻，强行进入他所要去的那位民主人士房间。进房间后，还抓起案头上的墨水瓶，砸向尾随他进入房间的警卫。中共方面的负责人闻讯赶来后还向这位民主人士道歉，并申斥警卫一番。^[3]

在既没有现成答案又没有成熟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又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纷繁复杂的险恶环境中作出这么多如此重大的决策，绘制出《共同纲领》这么一幅在今天看来也无多少可以挑剔的新中国蓝图，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在与困难的搏斗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的。

从后来的制定情况我们看到，《共同纲领》从开始起草到最后通过，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其间三次起稿，不知经过多少次讨论和修改，终于制定出一个凝聚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心血与智慧的“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印，走进《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