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类语言的特殊之处
大多数生物都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和它的同伴交流,小鸟歌唱、蟋蟀鸣叫、海豚低吟以及黑长尾猴发出具有特定含义的叫喊,甚至有一些鸟类,如鹦鹉,我们可以教会它们发出“声音”。但这些就意味着动物们拥有像人类一样的“语言”吗?一些人认为人类是唯一有语言的动物。事实果真如此吗?动物具有通信系统。例如,蜜蜂就有告诉其同类有关食源的不同方式,海豚具有向其他海豚传达信息的不同方式,猿猴能使用一种人类语言系统。但这一切就意味动物有语言吗?
蜜蜂是一种非常小的动物,在空中来回飞动、寻花觅食。卡尔·冯·弗里希对蜜蜂进行了研究,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他研究了蜜蜂飞回蜂房时的活动。当一只蜜蜂发现食物后,它就飞回蜂房,在里面不停地飞舞。这种飞舞就是它告诉其他蜜蜂发现食源的方式。人们对海豚也进行了研究,已经获得了有趣的发现。人们之所以研究海豚,是因为海豚的行为与人的行为非常相像。但是谈到通信系统,海豚的系统则较人的要狭窄得多。海豚只有三种呼叫或声音来告诉其他海豚有关食物、危险或其他的情况。猿猴非常聪明,颇似人类。因此,一些科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设法教一只叫维基的猿猴说话。一年之后,维基只能说几句话。由于猿猴的嘴以及喉咙与人不同,不能真正发出人说话的声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另一些科学家设法教一只叫沃休的猿猴使用一种手势语。这看起来是在教给猿猴一种更好的语言。两年之后,沃休能用它的手打出34种手势。它还能将手势组合起来构成句子,运用手势来表示一类东西的全体,从而使它对手势的运用概括化。这种组合概括能力在语言的运用中很重要。在过去数年中,第三组科学家一直在对一只叫拉纳的猿猴进行实验。这个研究工作一直是在美国的耶基斯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进行的。那些研究拉纳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它造句的能力。拉纳是通过按动电子计算机操作板上的符号来造句的,它可以让计算机给它提供食物、水或玩具,但必须按正确的句子语序来按动符号才能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拉纳会使用电子计算机操作板上的近100种符号,能通过符号来回答科学家们通过计算机提出的一些简单问题。它还能改正句子中的词序。如果科学家们以错误的顺序按动符号,它能按正确的顺序改正过来。她知道不同的词序对它有着不同的意义。拉纳的这些能力令人非常吃惊。那么,它具有语言吗?
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给“语言”下个什么样的定义。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相互交换信息的系统就是语言。如果这样,那么蜜蜂、海豚都具有语言。但是,还可以这样说:语言是一种通过构成新的符号的组合来相互交换信息的系统。如果采用这一定义,那么蜜蜂和海豚则都没有语言,但猿猴可能具有语言(胡信年,1985)。猿猴清楚地表明具有能组合教给它的那种人类语言的能力,但这就是语言?
语言除声音之外,还需要使用语言的所有者能够把这些声音作为“内在概念的记号”,“使它们代表在他自己心灵中的观念的标记,并因此使它们可以为他人所知,人心灵中的思想由此可以彼此传达”(Locke)。由于这个道理,我们说鹦鹉、蜜蜂和海豚不拥有语言,因为它不是理性动物,没有需要表达和传达的思想。按莱布尼茨的说法,是它们“缺少某种不可见的东西”。(Leibniz)
在《方法谈》中,当笛卡尔区别人与动物时,语言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裁定因素,他强调语言在表象思想中的地位,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是:人是理性动物。他认为,鹦鹉学舌并不意味着它们有言语能力。在他看来,不管多么愚钝的人,也比那些得天独厚的动物有能力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因为与理性相关而成为区分人与动物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因素则是“我们依靠理性行事”,可以把理性“这一万能的工具”“用于各种场合”。(Descartes,1995:73)当代著名哲学家塞尔在其《心灵:一个简明的导论》中谈到,笛卡尔“认为在我们和动物之间的关键区分,那种使我们能够确信地告知人有心灵,动物没有心灵的东西,就在于人类有一种借以表达其思想和情感的语言,而动物没有语言”。(Searle,2004:18)
说动物没有心灵,笛卡尔的这一观点未必可信。我们来看一些关于动物行为意识的实验报告。(苏彦捷,2002)黑猩猩kanzi最初学语言是在它的妈妈怀里,跟着它妈妈在训练,两岁半的时候,它自己突然跑到键盘上去按,按出一句话来,像我们的小孩子学语言,不是有意地去教,它慢慢就学会了,kanzi现在已被训练到可以接电话了。接电话都是英语口语,它可以听电话里说,我待会儿要来,你要我带什么东西,然后它就去按那个键盘,如巧克力。这个键盘用了一个语音合成器,你一按这个符号,语音合成器就发出chocolate这个词来。然后说那你还要什么,它又按了一个ball,就是还要一个球。一会儿打电话的人过来了,说刚才你在电话里,跟我要什么东西?它又去按那个chocolate键。它记得住刚才跟人家说什么了,人把巧克力给它拿出来了,说你还要什么,它又去按ball。它可以听得懂你说话,也可以记得住刚才它跟你说什么了,而且能够通过语音合成器进行这种双向的交流。
心理学有一个很著名的小猴实验,它的妈妈去世了,它还小,还需要奶吃,但是它更需要的是什么呢?它更需要的是一种接触,我们叫做依恋的感觉。实验者给它一个棉布猴妈妈,又给它一个铁丝缠成的猴妈妈,然后在“铁丝妈妈”那儿搁一个奶瓶,“棉布妈妈”这儿什么都没有,实验者就看这小猴子整天趴在“棉布妈妈”这儿,实在饿得不行就跑到“铁丝妈妈”那儿喝几口奶,然后就赶紧跑到“棉布妈妈”身上。食物是生存需要的,但是这个幼小的动物对母亲这种安全的需要、对温暖的需要显得更重要。人的心灵意识在于知道自己是什么,在哪儿,在干什么,人可以直接表达给你,动物有心灵,它只是不能直接告诉你而已。
许多动物实验都说明动物有自我意识。古道尔在野外观察黑猩猩的时候,把香蕉搁在桌子上,发现有一只等级比较低的黑猩猩不敢过来吃,因为等级高的在旁边。它把一个用过的废汽油桶从山坡上滚下来,声音特别大,结果把等级高的黑猩猩吓跑了,然后它就跑过来吃香蕉了。这个情况说明它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什么后果。它清楚自己的状态,也清楚他人的状态。还有一次是在围场当中,他带着一个黑猩猩去藏食物,藏完食物再把它领回群里头,把它们一群全放开。这黑猩猩开始特笨,它直接往藏东西的地方跑,结果比它跑得快的先跑到那边去拿吃的,因为反正知道这个方向。后来它就学乖了,几次以后,把它放开之后,它就往相反的地方跑,别的个体就跟着往相反的地方跑,它慢腾腾自己再往藏吃的那个地方跑。这个时候,它已能够撒谎,它也知道自己的状态能够引起什么样的行为,推己及人就是一种自我意识。
因此,关于人类语言的特殊之处,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表象能力是人类语言的特殊之处。因为语言代表着人所固有的一种能力的最高形式,这能力就是象征的能力。在本维尼斯特看来,象征能力,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指的是通过一个“符号”表现现实的能力,以及将“符号”理解成对现实的表现的能力,也就是在某一物与某一他物之间建立起“意指”关系的能力。所以当人类使用象征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在不同的集合体中辨识出一个物体的特有结构。这是人所特有的,正是它使人成为一个“理性存在”。
由于象征能力实际上促成不同于具体物的概念的形成,因此具体物不过是它的一个样本。本维尼斯特认为象征是抽象的根基所在,也同时是创造性想象的原则。但是,作为概念功能之基础的这个象征本质的表现能力,是动物所欠缺的,只在人身上出现,在人类的儿童身上很早就表现出来,在语言之前,在他的意识生命的破晓之际。
对于语言的表象能力,本维尼斯特从更深层面加以解释。他认为“动物的语言”与信号有关,信号是通过自然或约定的关系与另一个物理现象相连的物理现象:闪电预示着暴风雨,钟声预示着就食,喊叫预示着危险。动物感受到信号并有能力做出适当的反应。人们可以将它驯养得能辨别不同的信号,也就是说通过信号的关系将两种感觉联系在一起。人作为动物,也对信号做出反应。然而,人还使用由人所设计的象征。本维尼斯特特别提到,象征与所象征的东西之间没有自然的关系,人类发明并理解象征,动物则不能。
人们在没有弄清楚“动物的语言”与“人的语言”之间的区别之前,常常以为被驯养的动物能够理解人的语言。实际上,动物之所以会听得懂人的指示和命令,是因为它以信号的方式接受人的语言,但它不会将它作为象征来予以理解。同样,“动物能表达它的情绪,却不能指称它的情绪。在动物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中,找不到人类语言的初始物或近似物”。因此,“在感觉运动性功能与表现功能之间,有一个界阈只有人类跨过去了”。(本维尼斯特,2008:15)
哈贝马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尤其在他的认识兴趣理论框架中,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特质,是其他两个显著的人类特征——劳动的能力和人的社会性互动的前提。虽然劳动是改造环境的能力(如通过使用工具),但是,一个人改造环境与动物对待环境的行为之间存在质的差别。一只建造水坝的海狸,只是受它本能所驱使,以它的本性所规定的方式建造水坝,而人则是在有意识地和有意图地行动,人因为有了语言,从而“能够概念化和思考环境”(安德鲁埃德加,2008:89)并能在实际操纵环境之前,在想象中操纵它。所以,如果劳动要成为自由的和有想象的,如果人类之间的互动是自由的和有意义的,那么就得以语言为前提。语言的使用在人的所有活动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成为哈贝马斯后期思想的一个核心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