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语言的双重性
和其他的符号一样，语言也是由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的符号。一个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音响形象不是具体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听者对声音的心理印迹（索绪尔语）。如何把握语言的概念与音响形象两者的关系？如何认识语言的物质性与思想的观念性这两个不同事件却又为同一所指的问题？许多哲学家认为这两个事件是异质性的，他们说意象是内在，而感觉来自外部。由于语言内在现象和外在现象看起来好像永远分家，是两个不同的事件，找不到事件的共同点，所以在如何把握语言的内在和外在现象两者关系方面的困难性的关键就在于人们一般很难将“两个异质性的因素”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异质性”一直是索绪尔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事实上语言的内在和外在现象并不是不同的事件，而是要被看做两个面的同一个事件。在索绪尔笔记中，有不少地方都谈到“不仅符号示义，而且符号本身，都是纯观念性的”，不承认或忘记了最基本的语言实体的这种“双重性”，“其直接的效应就是取消了它的语言性的存在，因为这使它被放逐到了诸如物理学的领域之中”。（索绪尔，1954）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泰勒同样这样评论过语言：“一旦它们被看作是具有两个面的同一个事件，那么它们就像一个平面的正反两面那样清清楚楚了，一个出现，另一个也必然出现，反之亦然。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具有两副面孔的同一事件，一面是观念的，一面是物质的，一面对应的是理解，而另一面对应的是感觉。”（按：泰纳本人在《论知识》中对语言双重性的明确论述，以及他对结构性、体系性在人类所有知识门类中的表现的论述及其所发挥的影响，从索绪尔的经历来看，他于1880年秋前往巴黎大学进修，第二年起在巴黎高等学院讲授语言学课程，直到1891年历时整整十年，年轻的索绪尔深受泰勒以及在巴黎那个环境和氛围的影响。）索绪尔把语言比做一张纸的正反两面，“思想是纸的正面，声音是纸的反面，你切纸的这一面就不能不切到另一面。语言也一样，声音不能离开思想而单独存在，反之亦然”。因此在索绪尔的全部理论及学说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原则，“触及到预定着对语言的全部直觉的一项原则”。（本维尼斯特，2008：31）这条原则就是：不论从哪个视角去研究语言，它总是由两个互为价值的部分组成的一个双重对象。关于这个看法，索绪尔1910年在一则笔记中做了这样简短的解释：
其他地方，有一些物，一些给定的物体，人们随后自由地从不同视角去考察。这里，首先有视角，正确或错误的视角，但只有视角，人们借助视角随后创造物。如果出发点是正确的，这些创造便与现实相符，相反，便与现实不符。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任何一物，任何一物体，其自身没有任何时候是给定的。即便在涉及最具物质性的事实，表面上看起来是显见的事实，如一系列发出的声音时，也是如此。（索绪尔，1954：57、58）
这就是我们在语言学方面的信念声明：在其他领域，人们从某一视角谈到物，确定物本身就是个确定的场所。在语言学里，我们原则上否认有给定的物，否认当我们从一个序列的思想过渡到另一个序列时还有物继续存在，并且我们随后可以让自己从多个序列去考察“物”，就好像物是由其自身给定一样。（Ibid：58）
这些对语言的思考片段指出了以后索绪尔学说的根本之处在于语言的双重性。语言的双重性既包含着他的全部理论，又囊括了其对象的全部。《普通语言学教程》五套概念及其区分就是根据语言的双重性原则，即语言中的一切实际上都应以双项来定义，一切语言都带有对应双重性的特点：
——发音/听觉的双重性；
——语音/语义的双重性；
——能指/所指的双重性；
——个人/社会的双重性；
——语言/言语的双重性；
——物质/非物质的双重性；
——聚合/组合的双重性；
——统一/对立的双重性；
——历时/共时的双重性；等等。
索绪尔曾提出“发出的声音本身不是社会现象，但说出的一个话语却是社会现象”的论点。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中所包含的语言双重性的特点。当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比如，说话或写作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语言同时具有两个特征中的任意一个：被说出或写出的句子正在诉说着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或者，在说话或写作的过程中，一个人正在与其听众建立一种社会关系。（Habermas，1979a：41-44；1976e）比如，如果我告诉你哈贝马斯写过一本叫《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书，那么在一个层面上，我正在做出一个关于世界的陈述，而这个世界是独立于我和我所说的内容的。但是当我向你表述时，我是在建立或维持我们之间的社会关联，比如，我以一个教师的身份说话而你则以学生的身份来听的社会关联，或者是我在做一个特别不恰当的努力企图打破一场聚会上的沉默的我与聚会人的社会关联。（埃德加，2008）
在语言的双重性这些彼此对应的任何一项中，每一项都不从自身获得价值，也不指向实体性现实。每一项都因与另一项对应而获得价值。在索绪尔看来，言语活动的最终法则是“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存在于一个关系项中”，因为“语言象征与其应指称之物没有关系”。（索绪尔，1954：63）因而，“如果没有b的帮助，a无力指称任何东西；没有a的帮助，b也无力指称。或者二者皆因各自差异而获得价值，或者其中任何一项，即使是通过自身某一部分，也只能通过这同一个永为互反的差异丛获得其价值”。（Ibid：63）在语言的双重性中，事物并不因其自身的实体存在而具有意义，而是因其区别于其同类事物而具有意义。也就是说事物的真正本质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
在索绪尔之前，大多数语言学家都采取分割研究法来分析语言结构。他们把语言看做物体的集合，如声音、单词和语法后缀。而索绪尔则将语言视作一个由多种要素按一定结构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要素的位置主要由它和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决定。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一个例子来理解什么是“关系”。
在英语的读音中找两个音分别表示［d］和［］。［d］这个音发生在单词den的开头。而［］这个音发生在单词then的开头。只要以上两个音相同，这两个单词的发音则完全一样，但这两个单词又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上两个音在英语发音中肯定被认定为两个不同的音，也就是说，这两个音在构词上表现为不同的结构单位。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认为/d/和//在英语中属于两个不同的结构单位或两个不同的音素，den和then这两个单词用音素表示即为/den/和/en/。
与上一个例子恰好相反，［d］和［］两个音也存在于西班牙语中，但它们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在西班牙语中，［］只出现在某些特定的位置，较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元音之间，如在“手指”这个单词［deo］中，但［d］从不出现在这样的位置。例如“女士”这个词［dama］中出现的是［d］，但加定冠词“the”特指“这个女士”时就成了［la ama］，其中的［］就出现在两个元音之间的位置。因此，在西班牙语中二者没有被认定为两个不同的音，而都属于同一音素［d］。这种分析方法的正确性也在西班牙语的拼写系统中体现出来。“手指”拼为dedo，“女士”拼为dama，特指的“女士”则拼为la dama。
英语和西班牙语中都有［d］和［］这两个音，但是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在两门语言中是不同的。可以说以“关系”代替“实体”是一次重要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视角”改换，它产生的巨大影响正如特伦斯·霍克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一事实的全部含义在于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观念，它要求我们摒弃查尔斯·C.弗里斯所谓的‘要素中心’的世界观，以及由这种世界观产生的‘以词为中心的语言观’，而赞成上面提到的那种‘关系的’或‘结构的’观点。如果说‘要素’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而完全从它和其他要素的关系中获得意义，那么，这必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对语言的看法。”索绪尔的这些看法，后来就被视为“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
“关系”使语言成为一个语言系统，一个由一系列处在相互关系中的项组织而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里，各个项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休戚相关的。例如汉语词汇中“红”所以能够这样存在，是因为在汉语词汇中还有“白”“蓝”“黑”“黄”等和它处在一个休戚相关的关系中。如果汉语词汇没有“白”“蓝”“黑”“黄”等，“红”就不可能以这样的一个汉语词汇成员的身份出现在汉语词汇里，因为它和它的意义都将受到影响，而成为另外一个词了。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许多相互关系的项组织而成，离开了这些项，系统就不存在。比如语法的系统性，“时”的语法范畴是由许多有关“时”的对立的语法意义组合而成。“现在时”不同于“将来时”“过去时”的语法意义。如果没有“将来时”“过去时”与“现在时”相对立，“现在时”也就不起作用。所以索绪尔才说：“语言系统就是一系列语音上的差异和与之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意义上的差异。”（索绪尔，2002：166）
在阐明“系统”概念之后，索绪尔提到“价值”和“差异”。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系统就是一系列语音上的差异和一系列意义上的差异因对应而获得的价值系统。在这里“价值”相当于“置换”。因为价值有两个特点：①它可以和别的东西相交换，如钱可以换米。②它可以在本身的系统内相比较。如一块钱等于十角。把思想从词中抽象出来，思想是无形的；把声音从词中抽象出来，声音也是无形的；离开词的声音，我们不能区别两个不同的概念；离开词的概念，我们也不能区分词的声音。只有等到声音和概念处在语言系统中并结合在一起时，词的声音和概念的界限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才呈现出来。
语言事实上是个价值系统，因为在系统中，每一项都因其在系统中的地位区别于另一项而拥有独自的价值。从声音或概念来讲，它们的价值就是由它们和别的声音或概念在系统中的差异而产生的；某一特定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的价值就在于其区别于系统中的其他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索绪尔特别指出：“在语言里，正如在任何符号的系统里似的，能够使一个符号和别的符号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构成这符号的一切的因素，‘差异’可以创造特性，它也可以创造价值和单位。”（Ibid：168）语言由此被认为是种差异的系统，且唯有差异，没有定项，这为日后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延异”之说埋下了伏笔。
由索绪尔的双重性理论引申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而引发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意义的构成只取决于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索绪尔的深刻洞见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1945年法国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斯特劳斯把亲族关系看做一个能与语言相比附的沟通的系统，他在人类学领域进行语言学模式的转换，目的为揭示出“每一种制度与每一项习俗后面的无意识结构”。（列维-斯特劳斯，1995：26）。列维-斯特劳斯把神话的构成单元称为“神话素”，神话素的安排、陈列就是神话的结构。而结构又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表层结构指可观察、分析的社会关系、神话等社会现象的表面秩序；深层结构指决定历史、文化、社会中的各种具体事件和行为的基本规则整体。深层结构支配、决定表层结构，表层结构则反映深层结构。斯特劳斯对于原始人的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一种概念体系，他认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对神话的分析强调了结构的无意识性、普遍性和恒定性。在历时性与共时性关系中，列维-斯特劳斯注重共时性的研究，利科曾评价说：“列维-斯特劳斯通过修修补补的比较而阐明的，正是神话世界之共时性之坚实与历时性之脆弱之间的这种相反关系。”（利科，2008：51）
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