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语言的接触

“塔”和“站”（车站）这两个普通名词，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竟是外来词。“塔”（pagoda）来自梵文，而“站”（tsam）来自蒙古语。“菠菜”，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称为“波斯菜”，刘正琰等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说这个词来源于尼泊尔语。许多外来词，因为用的时间久了，习焉不察，一般人也就视这些词为正宗的汉语词了。据1958年高名凯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共1270个，其中来自日语的有459个，来自英语的有547个、法语的有78个……根据汉语言专家王力的研究，我们现在使用的书面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相比，几乎一半以上是外来语，和“五四运动”时期相比，也有1/4以上是外来语。最近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所收也达1万多条，其中主要来自英语和日语。这些外来词丰富了汉语的词库，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是汉语不可或缺的新鲜血液。

史有为先生在《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一书中称，“外来词”这个名称也是外来的，只不过是意义或概念的外来，而在外表上却是一副中式打扮。据他考证，“外来语”一词本来自日语，汉语在此之前只使用“外国语”或“译语”。20世纪初开始借入“外来语”，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外来词”。（史有为，2004）

在语言学中，外来词（借词）是一种语言中出于某种需要借用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有的解释是直接从外语引进的词，或者通过翻译一个概念或模仿一个概念，取自另一种语言的词。“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易于变化，而变化的普遍特点是容易引来外来语。”（Eugene，1982）语言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的，这种动态运动既包括共时的使用中的变化，也包括历时的发展中的变化。在语言的动态运动中，词汇的变化是最敏感、最迅捷、最频繁的。其中，随着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发展，一种语言借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汇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些被借用的词汇就是我们所谓的外来词。

高名凯、刘正琰提到：“这些外来词几乎‘侵入’了我们文化的每一个部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但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用语中有大量的外来词，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用语中也有不少的外来词。”（高名凯、刘正琰，1958）

外来词引入汉语后，对汉语言文字产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促生了某些汉字，如铑、锗、铱、镅等，这样的新造汉字为数不少，仅在化学领域就超过了200字。（周有光，2000）

2.对汉语语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得汉语中增加了新的音节，二是增加了新的读音，前者如“三K党”，《现代汉语词典》注音为Sān K dǎng，这个“k”就是一个新的音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一个“kēi”音节，该音节只有一个“剋”字）。后者如“娜”本读“nuó”，见于“婀娜”“袅娜”等中，借作外国女子名字的音译时读为“nà”。（沈孟璎，1999）

3.促生了一大批词缀和准词缀，如“-性、-化、-者、-主义”等；汉语的句法构词法在翻译中受到印欧语的词法构词法的影响，有一些经常同印欧语的词缀对译的构词成分也逐渐有了词缀化倾向，如“手”“师”“者”“员”“家”“主义”“性”“化”等有了后缀化的倾向，“非”“反”“超”“泛”等有了前缀化的倾向。

4.形成了一些外来语素，如“啤”“吧”“卡”“E”等。

5.造成了一些新的同音词，绝大多数是外来词与汉语固有词构成同音词，如“米”（大米——长度单位）、“伏”（趴伏等——“伏特”的简称）、“亨”（亨通——“亨利”的简称）等；也有的是不同的外来词使用同一个字形而构成的同音词，如“卡”，有四个外来词都用到这一个字形，即“卡车”“卡片”“卡路里”和“卡式录音机卡”。

6.造成大量的异形词，如“沙拉—沙律”“巧克力—朱古力”“吉普车—吉普”等。

7.多音节词主要是三音节词的骤增。三音节结构在“五四”前就已经很多，但是大都还没有固定，比如，“组织力”也可以写成“组织之力”，到“五四”以后，它们就固定下来成为一个词，如“音韵学”“反对党”等。

8.造成了词组的词汇化，即词组成为比较固定的结构的现象，一般词汇化了的词组有以下几种：

8a.是名词作形附固着在中心词上的，即“名词+名词”结构。如“五四”前，翻译成“社会的教育”“社会上之事业”等，其中的虚词“五四”后逐渐被去掉，于是就形成了“社会教育”“社会事业”这样的词了。

8b.是倒宾兼成形附的，即“名词+动词”结构，而其中的名词在意念上是动词的宾语。倒宾的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多属于句法修辞，后来受到翻译及日语语法的影响而发展成了这一类型的词组，如“体质上之调查”简化为“体质调查”。

8c.是形附同中心词部分语素相关联的，这种词组结合得很紧密，有时好像是一个词一样，如“经济恐慌论”“水力发电站”等。

8d.是一个事物的固定名称，一个名称往往用几个词构成，这种词组在立名之初就被固定了下来，如“信托公司”“人民代表会议”等。

8e.是其他一般固定结构，有一些词组或是受翻译的影响或是约定俗成，也渐趋固定而词汇化了，如“民主党派”“剩余价值”“中立政策”等。

9.词组简缩格式的多样化。词组的简缩，在古汉语里就有，“五四”以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格式。成分抽用式是“五四”以后受印欧语字头式简称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格式，如“归侨”（归国华侨）、“五四”（五月四日）等。

语言中的词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不断吸取外来新词是语言丰富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任何一种语言，在与外族的社会交流中，都会受到外族语言的影响，吸收一定数量的外来词语，以丰富本族语言的词汇系统，增强自身语言的表达能力。“一个民族语言借用、吸收另一民族的词语，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自古有之，各民族语言皆有之。”（顾嘉祖，1990）历史上汉语在自身的发展中，很早就有吸收外民族词语的传统。

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一些中原没有的物产被引介进来，出现了不少相应的外来词，如“葡萄”“苜蓿”“石榴”等。自东汉始，佛教传入我国，佛教用语由此进入汉语中，如“佛”“罗汉”“阎罗”“地狱”“和尚”“瑜伽”“结果”“世界”“报应”“红尘”等。近现代西方文化影响到中国，又有大量翻译来的外来词出现，如“乌托邦”（utopia）、“图腾”（totem）、“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等。另外，近现代以来，由于日本与西方的交流频繁，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都吸收了不少西方语汇，使得汉语出现了借用日语中的汉字外来词的特殊语言现象，如“淋巴”（日音rinpa，英语lymph）、“俱乐部”（日音Kurabu，英语club）等。这些日语借词的结构、语义、字形相当一部分与汉语基本一致，有些词甚至是从汉语流传到日语中，又反过头来回到了汉语，只不过意思变了。改革开放以来，外来词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如“欧佩克”（英语OPEC）、“克隆”（英语clone）。

汉语也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中吸收了一些词汇，如从藏语中吸收了“哈达”“喇嘛”等词，从满语中吸收了“额娘”“格格”等词，从朝语中吸收了“金达莱”“阿妈妮”等词。但总的来说，数量有限。

社会成员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是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外民族对某个概念有了一定的认识，赋予它一定的形式，形成了外语词。而汉语要“为我所用”，经过不同程度的再创造，或音译为汉语形式，或意译为汉语形式，或音译意译兼而有之，就形成了具有汉语特点的外来词。吸收外来语是汉语词汇得以丰富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般的外来词经过汉语的吸收、使用和同化后，往往会改造成地道的汉语词汇，有的就演化为“外来概念词”，有的保留外来语的形态，但大都变成了汉语的基本词汇。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可口可乐”（英Coca-Cola），《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将其解释为“流行的非酒类充碳酸气的饮料”，而音译汉字则表达出了“可口美味，饮而生乐”的含义；同为饮料的“雪碧”（英Sprite）则从另一个方面让人感到“清爽似雪、晶莹如碧”。不仅音译词如此，某些音译兼意译词的声音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如“保龄球”（英bowling），选取“保龄”二字，其“保持青春年龄”使人联想到“保健、青春永驻”等意思。

把某些外来词的音译成分语素化。如“巴士”为英语bus的粤方言音译词，简略为“巴”代替原有的“巴士”，可以构成“大巴”“中巴”等词。这样，“巴”从无意义音节成了有意义语素，并能与更多的语素相组合。再如，“扎啤”“生啤”“冰啤”，是把“啤酒”（英beer）的译音成分“啤”语素化。

音译外来词进入汉语社会被转写成近音汉字之后，不仅译词的发音进入并服从汉语的发音系统，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词的意义在原义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其中部分音译词的词义离原义甚远，甚至与原义无关，出现了质的变化。如“拜拜”为英语bye-bye的音译词，本来是用于分手时的客套话。近年来“分手”用“拜拜”，“断绝（关系）”用“拜拜”，“告别、离开或结束（某种交往、过程或某个时段、时代）”还是用“拜拜”。这些引申义所包含的深义远非“再见”所能体现出来。

某些外来词起初被汉语译为音译词，最终被另外由汉语现成语素复合起来、符合汉语构词规则的新意译词所代替。如英语telephone起初被音译为“德律风”，后来经意译改称“电话”，其他如husband黑漆板凳（丈夫），ambassador菴巴萨托（大使），dictator狄克推多（独裁者），gentleman竟得尔曼（绅士），inflation因发热凶（通货膨胀），journalism集纳主义（新闻事业），parliament巴力门（国会），president伯力赐天德（总统），等等。

语言本身还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新成分的不断产生和旧成分的不断消亡，是语言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所有的新词新语新说法，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保留下来符合语文规律和民族习惯的部分，淘汰掉与此情形相反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只停留在特定的人群里变成社区语言的组成部分。如英语词flea-market的内部构成形式为“跳蚤（flea）+市场（market）”，其意义为“买卖旧货的地方”“地摊”。汉语最初是依其原格式把它译为“跳蚤市场”，而现今被人们广泛运用的已是“旧货市场”了。顾名思义，这第二种翻译能使原词的表意更直接、更明确。并不是所有的外来词都有生命力，有的只是一时被用，有的不同译法的外来词（如出租车/的士/计程车、方便面/公仔面/泡面等）暂时作为同义词同时使用，有的不能长期存在，会在与同义词的竞争中隐退下去。如鲁迅文章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如今早被意译“民主”和“科学”所取代。如“伊妹儿”（e-mail）和“电子邮件”、“蹦极”（bungy）和“蹦跳”、“卡通”（cartoon）和“动画”等。它们互相竞争，最终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

中华民族在言语交际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心理定向反射，对外来词的引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TOEFL”一词，作为一门外语的英语水平考试，其中文译词依其发音，选用了日常祝福语“托福”二字，而非“拖扶”“托伏”等。这如同口语常说的“托您的福”，表示依靠某人的福气使自己幸运，其祈求好运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文化色彩。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包含认知成分，有着内在联系。因此，新外来词的吸收与再创造，也必须符合人们头脑中关于已存在的词语的内在知识。可以这样说，外来词引进者心中存在着一个语言结构框架，它规范着人们的语言行为。同样的道理，人们在产生认同，逐渐使用新外来词时，也仍然受到本族语言结构框架的制约。新词的创造是遵循一定的规律而非随心所欲的，正如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所阐述的：“一个新概念的产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已经存在的语言材料，按照老规矩所制定的极端严格的方式造成的。”外来词作为新词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然也不会太远地脱离这个规范。外来词的规范化，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人类的语言认知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