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传统中国内部“化外之区”的民族地理地图
中世纪及其以前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华夏内地对周边民族地理的认识，除了张骞、班超、法显、玄奘等人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和机遇，出使或行经边疆，为中原人士带来十分有限的边疆地理物产、民族分布、山川湖海等方面的情况外，对“华夏中原”以外的所谓“化外之区”尚缺乏真正的了解，出于中原士人之手的有关边疆的历史民族地理类文献也不多，关于“五方之民”的地图形象资料更属凤毛麟角。在王朝地理体系中，边疆对应的是“五服”结构中的“要服”和“荒服”，“华夷之辨”观念中的“华”和“夷”之别，更多强调的是文化的差异，并没有明晰的地理界线之别，所以对边疆民族地理的认识是模糊而不清晰的。
入宋以后，由于政治、军事之需要，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两宋通过内外使节、间谍、商人、僧侣、边境居民、境外人员及归正人、归明人等多种途径，搜集境外的军情政情的同时[18]，有关边疆及邻近国家和地区的道里方位、山川形势、风俗物产、民族分布等诸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信息，也源源不断地汇总上来。
在两宋王朝对“化外之区”的民族地理图像资料的搜集和编绘中，带有浓厚的“王会”地理思想的朝贡地理图书的编撰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环节。据《宋史》《宋会要辑稿·蕃夷》等史书记载，在10～13世纪的东亚政治舞台上，宋朝与渤海、大理、吐蕃诸部、西夏、回鹘、龟兹、于阗、邛部川蛮、溪峒蛮、交趾、高丽、注辇、蒲甘、大食、三佛齐、佛泥、拂荴、真腊、罗殿、渤泥、邈黎、阇婆、自杞等周边地区和国家，曾经保持着程度不同的朝贡关系。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据周宝珠统计，高丽朝贡41次，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大食40次，于阗34次，龟兹21次。[19]另据朱悦梅统计，甘州回鹘朝贡次数为28次。[20]尽管有如此之多的朝贡记录，然于两宋王朝而言，它确实已不能复制大唐王朝君临天下万国的气魄和雄心，不过在思想层面上，宋人并没有完全放弃想象中的朝贡中心，为了掩饰政治、军事上的失利，常常是主动邀请“朝贡”，并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给予“厚赐”，以期达成“柔远人以饰太平”的自我安慰。
虽然宋朝已经不可能真正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朝贡体系，但还是比较重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朝贡，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在宋朝的职官设置中，先后委以客省、四方馆、主客司、礼宾院、鸿胪寺等专门的机构掌四方藩国宾客事。[21]这些机构在负责接待四方藩国朝贡的过程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询问朝贡使者并笔录其国邑、山川形势、道路远近、风俗人物和本国及邻国的舆图，搜集蕃夷部落方国地理地图资料。[22]据《宋会要辑稿·蕃夷》载称，景德四年（1007）三月，判鸿胪寺宗郊上言：“请自今外夷朝贡并令询问国邑、风俗、道路远近及图画衣冠人物两本，一进内，一送史馆，委修撰官依传题记。”宋真宗准其奏，并立为制度便于后世遵循。同时，还诏令地方官员、诸蕃国大首领进献本地区、本国及邻国地图。由于此种制度的推行，在宋代的王会—朝贡与贸易的地理学资料中，有不少是蕃夷部落方国的地理地图资料。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权判鸿胪寺、刑部郎中、直史馆张复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请纂集大中祥符八年已前朝贡诸国，绘画其冠服，采录其风俗，为《大宋四裔述职图》。”[23]图书编绘好后呈给宋真宗，皇帝嫌其纂述甚为漏略，责令鸿胪寺再加增修。之后见于记载的有《西南蛮夷朝贡图》一卷[24]，仁宗康定元年（1040）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前渭州军事推官魏庭坚所撰《四夷龟鉴》三十卷[25]，神宗熙宁七年（1074）史馆修撰宋敏求等上《蕃夷朝贡录》二十一卷[26]，等等。
在宋朝搜集边疆民族地理地图资料的多种渠道中，使节的出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如太平兴国六年（981），高昌回鹘遣使朝贡，供奉官王延德奉敕与殿前承旨白勋一起，率领100多人的庞大使团出使高昌国。王延德一行从东都洛阳出发，渡黄河，越戈壁沙漠，行程数千公里，于次年抵达高昌城（今吐鲁番）。雍熙二年（985），王延德据出使期间所见所闻，撰《西州行程记》[27]进献太宗。王延德出使高昌作为目前所知宋王朝针对西域诸族唯一成行的官方出使活动，虽未达成借回鹘、鞑靼等民族的支持，以牵制和削弱辽国势力的预期成果，但其所撰《西州行程记》一书，较为全面地记述了契丹、党项、鞑靼、高昌回鹘等民族聚居之地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生活状况，初步勾勒出了高昌回鹘地区的民族分布和社会图景，为后人研究宋代高昌回鹘历史及西域文化地理留下了珍贵的资料。[28]宣和七年（1125），许亢宗奉命出使金国，其随行人员钟邦直记述沿途经见的“语录”，编成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一书，也是研究北宋末期燕山内外特别是东北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节交往中，宋、辽之间使节的往返是最为突出的。据记载，在宋、辽交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两国之间在彼此的传统节日和国主生辰，均要互派使节致贺，大量的贺生辰使、贺正旦使、告哀使、回谢使、国信使穿梭往返于两国之间，据傅乐焕先生估计，“全部聘使约为一千六百余人”。[29]如当时的张叔夜、路振、王曾、宋绶、陈襄、苏颂、沈括、刘敞、欧阳修、苏辙等都是著名的赴辽使节。在这些使节中，北宋著名将领张叔夜（1065～1127年）出使辽国回来后，“图其山川、城郭、服器、仪范为五篇”[30]，呈献给宋徽宗。宋代杰出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苏颂（1020～1101年），在两次使辽、三次伴使与辽国打交道期间，写下了《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记录出使的路线和所见所闻；同时，他还注重搜集整理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山川地理、民族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及时提供给朝廷。后来，他又秉承宋神宗之命，将宋、辽通好80余年来有关的盟誓、聘使、礼币、仪式及边境定界文献系统整理，于元丰六年（1083）编撰成《华戎鲁卫信录》一书，保存了大量的宋、辽交往史料。
两宋时期，虽然中原王朝通过多元而比较稳定的途径，搜集编绘了不少的有关边疆民族地理地图的信息和资料，但就民族地图而言，传世可考的只有契丹、西夏的几幅地图。
五代时契丹即立国，据《旧五代史》卷43《唐书·明宗纪》记载，早在长兴三年（932）二月，“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进契丹地图”。李赞华即辽太祖太子、东丹王耶律倍，契丹天显五年（930）投奔后唐，明宗赐姓李，名赞华。他进献的契丹地图可能是历史上绘制最早的一幅辽朝地图，但五代以后未见有人提及，恐早已失传。到北宋时，契丹势力日益强大，与北宋王朝征战不断。据《玉海》卷14记载：“至道元年（995），府州（今陕西府谷县）折御卿大破契丹，图山川形势以按视焉。三月内杨守斌以地图来上，帝阅视久之。”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记载，仁宗嘉祐二年（1057）四月，“通判黄州、殿中丞赵至忠上《契丹地图》及《杂记》十卷”。赵至忠本为辽朝进士，因事获罪于庆历元年（1041）投奔宋朝，入宋后撰有多种介绍契丹情况的杂史、笔记、舆图等，嘉祐二年进献朝廷的《契丹地图》和《虏廷杂记》便是其中的两种。熙宁七年（1074），北宋与契丹国因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和朔州（今山西朔县）的边界划分在代州（今山西代县）谈判，沈括作为使节完成划界谈判使命后，以北宋王朝正式使节身份访问了契丹国。在出使契丹国的过程中，他对契丹国及沿途北方边镇的地理山川进行了考察，撰《使辽图钞》一卷，记述了辽国的气候、植被等自然地理和辽国的生产生活、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人文历史地理内容。《使辽图钞》还记述了沿途驿道的迂曲、方位和里程，后人根据所记方位里程，可复原成图。[31]关于契丹疆域地理之图籍，尚有佚名的《契丹疆宇图》[32]和《契丹地里图》。[33]刘浦江将四种契丹地图与《契丹地理之图》的创作年代以及它被收入《契丹国志》的情况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契丹地理之图》很可能出自《契丹疆宇图》一书。[34]其实，以《契丹国志》卷首所附《契丹地理之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的图籍来看，“《契丹地理之图》主要表现了辽国（即契丹）疆域、山川大势、京府州镇、长城关塞以及邻国部族等内容，采用了中国古代地图传统的形象绘法，直观而且生动地为我们描绘出契丹地理的概貌。《晋献契丹全燕之图》是后晋将幽云十六州献予契丹国之后，契丹为这片新领地所绘的地图，地图清楚而直观地表现了契丹国的南部疆域、山川大势、京府州镇以及长城。长城作为汉人抗击北方入侵的传统军事工程，已落入胡族之手”。[35]
在宋的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西夏强盛时，其辖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今固原县东南），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36]，与宋王朝征战不断。为边备之需，宋王朝较为重视与西夏交界各路山川险易图的搜集与绘制。有关宋西北边疆的地理图籍，见于记载的有大中祥符三年（1010）曹韦、张宗贵进献的《泾原、怀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大中祥符七年（1014）盛度进献的《河西陇右图》和天禧二年（1018）进献的《西域图》、康定二年（1041）由吐蕃国绘制刘涣进献的《西州地图》、嘉祐四年（1059）王庆民进献的《麟府二州图》和元丰六年（1083）刘昌祚绘的《麟延边图》。[37]另外，据《玉海》卷14记载，宋代与西夏、吐蕃接壤地区的地图，还有《祥符山川城寨图》《西界对境图》《五路都对境图》等。这些地图，就其性质而言，多为军事地图，关于西部民族地理的要素较少，所以仅凭之我们很难勾勒出西夏民族地理分布情况。至于说西夏的历史地图，除了西安碑林《华夷图》和南宋黄裳所绘《地理图》上标示西夏一部分州、军、山水位置及名称外，清人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据说出自《范文正公文集》的《西夏地形图》，是目前仅存的一幅西夏历史地理地图。对于《西夏地形图》，现代学人黄盛璋、汪前进经过仔细考证后推定，此图绘于宋大观二年（1108），它虽名为《地形图》，实即地理图，蕴涵了政治、军事、交通、贸易、生产、文化等诸多人文地理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史料学价值。[38]
两宋时期，宋的西南部、南部地区主要有大理政权及吐蕃唃厮啰、六谷部、古格诸部，与这些地区和民族相关的历史地图，见于史载的有几种：一是宋人邓嘉猷所撰的《西南备边志》中，据说有《志》九、《图》一，但该书已失传，难以详加考索。[39]二是乾德二年（964），宋军进击后蜀，赵太祖曾令人“指画江山曲折之状及兵砦戍守之处，道里远近，俾画工图之，以授全斌等”。[40]三是景德三年（1006）六月，广南西路缘海安抚使邵晔进献宋真宗《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图》。[41]无疑，这些地图多为备边之用的军事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