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变革动因——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的话语危机

在迄今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在内外矛盾叠加放大的世界历史洪流中被迫开展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然而，虽然“中、西、马”各路圣哲都曾临场指点，结果却都难免受挫，论说转型发展的话语相继遭遇信任危机，话语变革的历史任务至今任重道远。

首当其冲的信任危机，指向曾经规训国人心灵达两千年之久的传统哲学，特别是以儒家为首、“儒释道”互补的哲理逻辑和话语系统。其中，“进化论世界观”的引介，发生于19世纪末年，是针对中国哲学传统话语系统的系统性话语变革事件。本来，中国传统哲学总体上是儒释道相反相成的哲学话语系统，其中儒家信奉身份有等差的仁、义、礼、智、信伦理，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明哲保身的人生观，佛教追求超脱红尘和慈悲普度的终极价值，总体都主张超越世俗和感性、追求克己和温良德行的价值路向。与此相反，“进化论”哲学强调面对竞争世界必须首先图强和自保，因此必须积极变革祖宗成法、追求文明进步。这种新世界观，与传统哲学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追求，直接挑战和颠覆中国人长期积淀而成的传统哲学话语习惯及其主流价值观，可以说是刺激中国社会开启现代化转型实践历程的最早哲学事变。此后，“启蒙—救亡”、进步、革命逐渐演进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开明政治精英、觉悟社会精英的普遍思想共识和话语介质。

其次是“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新文化运动。其时，戊戌变法惨遭失败，辛亥革命有名无实，却也都强烈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他们认为，问题的根子不在个别要素而在文化系统，所以必须对传统的话语形态进行全面反思和坚决清算。既然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及其文化观念是近代中国衰败的总根源，那就必须对传统哲学及其整个思想、信念展开全面的批判和坚决的颠覆，于是内容上要“打倒孔家店”，形式上要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对于这一时期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后世多有反思的批评和冷静的诟病，其中也不乏某些合理思考和公允评说。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股思潮从主流来看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自身进程的必然产物，而且的确有助于反思和动摇那过去仅仅依靠权威、强力、迷信和惯性维系的传统信念，对包括妇女解放、民众觉醒和社会开化等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话语效果。

第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运动。“文革”运动其来有因，绝非偶然事件。客观上，曾经激情燃烧的革命、解放、“建国”、集体化并没有荡尽冥顽不化、积重难返的等级制惯性，却使得由平等梦想与等级积怨汇合而成的“造反”动能蓄势待发。主观上，除了人治体制下的意气之争和权力考虑，最高领导也想建立一种下层足以监督和抗衡上层的“大民主”乌托邦政治文化，用所谓“造反有理”“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反传统精神，替代“温良恭俭让”的实践哲学，构筑可能阻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循环的上层建筑。毫无疑问，这场注定失败的社会试验，结果不但是革命理想的悲剧，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威信造成颠覆性破坏和毁灭性打击。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推进是毁弃传统中国哲学话语的温柔刀斧，其要害是釜底抽薪。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构于当代中国而言，早已不再只是思潮，而已经是现实实践，不再是精英们的鼓噪，而是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客观物质力量。市场经济实践的关联要素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人本化、全球化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社会的客观根基。小农经济、村落生活和熟人社会正在加速衰微，普遍的等级观念迟早要丧失其合法性，“三纲五常”于今人恰如痴人说梦般不可理喻。走上市场的人们习惯于利益权衡，进入城市的人们被迫面对职场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传统哲学话语在市场上走俏无法掩盖其灵魂依凭的失落。

继传统哲学危机之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精神也遭遇到普遍深刻的信任危机。

作为一种外来话语，一方面，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精神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人民的生存实践产生了广泛、深刻、实际、长远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撇开个别地区、人群而就民族和人民整体来说，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完整地理解和信服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主流哲学精神。除了政治、学术层面，人本、民主、科学这类哲学话语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至今仍十分有限，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模式、思想方式，传统的习惯，比如熟人圈、等级制等还是占据主体层面。

拒斥西化的动能一方面来自几千年的文明话语教化，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和话语习惯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隔阂深刻、话不投机。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道路也的确存在着重大和致命的道德缺陷、审美缺陷、经济政治缺陷和文明历史缺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其所造成的残酷的社会竞争、阶级斗争、国际战争、经济危机、人的异化、种族歧视、生态破坏等，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都为此前任何世代所不及。作为中国主体区域的大陆地区一百多年来，从未真正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其本身就是一个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精神不信任的事实证明。

当前的哲学危机不幸恰恰就是对流传已久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话语的信任危机。

这种信任危机机理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和现实矛盾体验，人们当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信任和信仰本身其实已经包涵了不少复杂的“误读”的成分。本来，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从历史规律和人本价值相结合的立场出发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不少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却主要只是在传统道德价值的立场上盲目地拒斥和简单地反对资本主义，进而把资本主义的积极历史和文明成分也一并排斥掉了。更有甚者，竟把国家、政府、权力乃至官员对社会、人民、思想的绝对优势地位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或特征，结果导致“官本位”的文化惯性和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等封建主义文化借助社会主义的名义死灰复燃并挥之不去。在实践上，这种被封建主义玷污了的所谓社会主义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民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挫伤了不少民众、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热情、信仰和信任，助推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主要是随着社会禁锢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认知能力、幸福需求、活动空间、信息管道等各方面都在水涨船高。但是，极左时期反复无常的权力争斗、现代社会发育的缺陷、党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转型社会拜金主义盛行、等级制残留、权力腐败泛滥的现实，都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催生和加剧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哲学的怀疑甚至否定。

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中、西、马”三大哲学显学，每一个都已经或正在经历不同形式的话语合法性危机。当前社会暗潮涌动的狭隘、浅薄的自我意识和庸俗实用主义精神，表明信念危机和哲学话语危机正在演化为全社会的精神危机。所以，直面问题和重建哲学话语，正是当前发展实践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