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意在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视角阐发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和转型发展实践的逻辑脉路。

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迄今为止最深刻的共同体验，莫过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在我的记忆里，在童年、少年和青年初年那些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国家计划经济、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强制改造的农业社会里。那时候的自然环境大体呈现为一幅自在天成的景象，眼界中总是草木丛生、林木茂盛、山高水清、生物纷繁、各竞自由。人们总体上还处于自然秩序和自然力量的统治之下，“人定胜天”主要还是一种向往和追求。印象中的村子竹海环抱，绿树掩映。春天里满眼百花盛开，像天上的彩霞灿烂悦目；夏天里骄阳间雨，催熟了庄稼，也鼓动了希望；秋天里果实飘香，天高气爽，清风明月，农人喜忙收获，诗人闲来悲秋；冬季里虽然万物萧瑟，生命收敛，但以过年为结点的民俗却把文化创造和人情体验推向高潮。那时候的生产劳动以集体形式开展，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声势浩大，效率却普遍低下。机械化、工业化已经成为上下共同的理想，但是始终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那时候的社会生活局限在村子里，学生串联只是昙花一现，政治运动主要是阵发性现象。“集体化”和“斗私批修”影响了无数人的思想和心理，塑造了很多新的榜样形象，但是农民始终只是农民，绝大多数人没有逾越身份界限的机会和能力。虽然妇女解放的确影响深远，媳妇们开始不再受婆婆们的单向制约，反而纷纷理直气壮地与婆婆争权夺利，反客为主的进程神速加快。但是，总体来看，妇女仍然主要承担家务活计，男耕女织大局未变，参加集体生产的同时，妇女们仍然要承担纺纱织布、纳鞋缝衣的任务，职责没有卸去，负担并未减轻，角色大体如旧。

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全面而深刻变迁的历史大幕，如今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好像“换了人间”。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随着高等教育创新和生产方式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向城市生活。城镇化既改变了乡村也改变了城市本身，中国社会到处体验着由农村社会转向城镇社会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从现在的体验来看，正向价值与负面评价犬牙交错、同时并存。近些年的农业生产，化肥、农药和机械因素的加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平原地区几乎普遍实现了家庭负责的主要耕作环节的商业化机械耕作，一方面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和农村解放出来，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商业化生产也极大改变了农村周边的自然景象，自然天成的乡野风光开始出现被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改观的势头。对于农村来说，城镇化开辟了社会青壮年主体自我实现的新空间，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政治自主能力和文化鉴赏能力，但同时也导致乡村社会的人员“空心化”和生活方式类城市化的单一化趋向。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农村社会结构已然式微、消退和解体，现代性似乎成为不可避免的唯一选向。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了各种主体的经济积极性，由于国家经济的能力增强和惠民富民政策，无论城镇或乡村，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某些趋势和致富价值的普遍浸染，使传统的“克己复礼”和“温、良、恭、俭、让”价值观面临颠覆命运。人们的生存参照呈现物质主义、攀比压力激增的趋向，人们刚刚获得的幸福感和进步体验也有在比较中退色甚至消失的危机。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的长期曲折经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遭到根本动摇，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并没有完全建成和成熟，我们仍然身处重大、复杂的历史选择关头。当此历史时期，关于发展的所谓顶层设计至关重要。然而，目前来看，经过一系列历史变局和变革冲击，人们的深度思维能力和观念结构依然呈现碎片化结构状态，旧的已坏、新的未立，论说自己的历史和生存意义的话语系统面对巨大裂隙和深刻困扰，发展的意义解读和哲学重建任务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事实上，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各种哲学研究的总体趋势看来，理论创新其实一直就是一个普遍关注的学术热点问题。这种动向证明，学术界开始从教条盛行的蒙昧局面中有所觉醒，开始努力回到学术的原点。把哲学观问题作为理解哲学、研究哲学的一个基本设问，其实就是这种动向的具体表征。哲学观作为哲学的自我意识，具有为全部哲学理论、哲学思辨设定课题、制订研究计划和评定研究成果价值的重要职能。哲学观成为一种问题，意味着哲学系统受到根本性质疑并开始重新建构自身。如果有大量甚至是多数人持续时间很长地对一种哲学理论抱有反感、规避的态度，那只能说明这个哲学理论系统的确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期望；而一种抱定了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基础的宗旨的哲学理论却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能满足人们原本潜在地存在着的哲学需求，则这种哲学显然必须深刻地反省自己对理论课题的设定是否妥当、对相关问题的系统关系是否有合理的解释。比如，当前一方面学生中相对长期地、普遍地存在着对现行哲学教学体系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我们现行的哲学理论系统和教学方式正在被迫改革却又难以有真正实质上的突破。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原点、重新开始、系统重构。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有教学研究体系改革问题的讨论已经发展得非常深入。在我个人看来，这种讨论除非从体系层面跃进到哲学观层面，便不能真正获得更大发展和更彻底的胜利，在理论上便会有半途而废的危险。为了整理思路，我从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发表了一些论文，阐述了自己对于哲学目标和问题的理解。这些文章分别表明哲学更是实践观的学问，广义的实践观是关于人类生存发展实践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时代焦点问题的认识和观点，世界观是广义实践观的组成部分等观点。这些看法的特点，一是从哲学的原点开始探索，二是指向生活本身。人的生活，抽象地看是有意识的，历史地看是蕴涵发展逻辑的，现实地看是以发展为时代精神的，所以说哲学地切入生活实践是由人的生活特质隐隐决定的。至于本书从哲学切入发展，正是哲学的实践性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

1997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历史唯物主义方向的博士学位。我被带入了一个相对自己而言的一个新的思考领域，以前一直从认识论视角观摩的哲学科学被从历史观视角揣摩的哲学思想所替代。三年北大生活使我受益匪浅：如果说哲学观是我的第一个研究心得，那主要是与哲学历史对话的结果，那么在北大，我获得了对实践转型问题的研究心得，这是与现实实践对话的结果，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转型理论——历史观视角的考察》是这一结果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这篇论文实际上还非常粗糙，但是如果撇开论文的具体成绩不谈，它至少还有两大作用：第一，它是我关于哲学观问题的思考的必然延伸；第二，它是我进入哲学新视野进而研究发展问题的思想起点。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自己原本存在的体验社会生活、追求社会进步的个人情结和业已形成的追求实践性格的哲学志趣，加上对社会转型或现代化问题的初步研究，我的新的研究目标和路向大体浮现并逐渐清晰：从哲学高度揭示生活的真理。2003年我申请并获批陕西师范大学的科研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哲学基础”，2006年我获得的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实践哲学视域的科学发展观研究”，其立意初衷都是把以往的思想成果即“实践观哲学”与“中国转型发展实践”相互结合起来，从实践哲学的高度和视角阐述发展实践的内在规律与话语逻辑。2010年获得立项的这个国家社会科学后期基金项目，使我有机会进一步整理、缕析和更系统地阐述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发展问题的思考。所以，眼前这个作品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把实践哲学观与现代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当然只是这类产物中微不足道和充满瑕疵的一个学生作业。无论怎样，我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基本信念，套用一个句式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没有转型发展的实践将是空洞的，而转型发展实践没有实践哲学基础也必然是盲目的，实践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基本使命之一，实际上必然包括这样的要素，即从教科书上的哲学观突围，为追求富于生命意义、生活意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生活实践建立哲学理论的研究平台。其中，迫在眼前的问题是，以哲学的姿态介入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或转型发展实践，为这种转型和发展实践提供哲学基础或哲学高度的理论思考。我们的愿望是追求真正的哲学智慧而不是哲学家们的遗训，我们也宁愿撇开随手可得的、支离破碎的计谋技巧而把思考转向历史的深处，哲学应当是通向生活的门径而不是闭门造车的玩品。

这本书里想要表达的主要看法是从实践哲学看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问题，就是说，实践地看待转型发展实践。

实践地理解转型发展实践，首先意味着摒弃以往以客观中立地理解和把握所谓整个世界的根本性质和一般规律为志趣的“世界观哲学”，以人们的生存发展实践作为哲学的根本出发点、研究对象、认识视角和真理标准，以此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的思想起点和话语向度。

其次，意味着要以人类生存方式即实践为基准，全面、完整和实事求是地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历史本质。以往理解这种本质主要是碎片式的，要么从生产力发展、国家强大或人们生活水平角度理解和把握这种本质，要么从所谓经济体制角度理解这种转变的本质，要么从一般本身就模糊的社会主义概念去理解，更还有所谓从简单实用的角度理解这种本质。从实践的角度理解则要从整个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即实践这个角度理解问题，要从对人类存在方式的世界历史、全部经验、当前矛盾、具体关系、特有体验、实际处境等综合角度，从“革命的实践”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我们当下的转型发展实践。

第三，意味着要从实践的角度理解和阐发转型发展的价值坐标。中国社会经过1840年以来一百七十年之久的历练，已经取得了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等诸多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就人们对于这种变化的价值体验和价值认知而言，人们仍然面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近代价值观的心理冲突，面对着“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心理结构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心理结构的内在矛盾，面对着官方倡导的价值观念与日常世俗价值体验的经常冲突。本书认为，越是面对碎片化的体验，越是要强调从实践的完整性、多种规定性和具体历史处境中理解和把握转型发展实践的价值向度和意义归宿。

第四，意味着要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的发展路径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正面对着超越和扬弃“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实践路径，同时也正面对着超越和扬弃“物的依赖性”的历史实践路径的巨大历史跨度。其间的困难也应当建立在这样纵深的历史意识的基础上，从思想的深层耕耘中把握实践转型的历史经验和路径特质，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转型发展路径。

第五，意味着要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实践方略作出概要性的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必须弃绝狭隘的自恋悲情体验和落伍的传统心理惯性，应该扩展心胸，在科学和历史的界定的基础上承认和追求普适价值，接受和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发展洪流中，进而把前沿的生态文明诉求维度与广大劳动人民的诉求维度相结合，才能形成和树立科学先进和切实可行的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