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舆论工作的理论观点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报刊活动家，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的革命事业总是和新闻舆论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利用报刊进行革命舆论宣传、鼓动和造势的大师，始终在革命斗争的语境下论述新闻报刊思想，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过程中，他们把营造革命舆论、引导社会舆论视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和基础性工作。彭广林指出：“报刊的本质、功能和任务都是源于舆论……因而舆论就是马克思新闻思想理论基础的基础，是马克思新闻思想的起始范畴、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理论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和基石，并作为‘胚芽’贯穿了思想理论的始终。”[1]“舆论”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出现的频率很高，达300多次[2]。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对舆论的特性、作用以及发展和引导上作出适时的论述。他们不仅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交往形式，更意识到舆论这一社会意识形式在社会交往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把对舆论引导的论述置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语境中，形成的观点和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舆论领域的反映，是他们在长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对无产阶级政党开展舆论引导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促进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促进革命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深入、广泛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本质作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从舆论的历史演进角度，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不同社会形态下舆论的作用。精神交往活动是在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基础上进行的，成为人类这一社会存在的必要活动形式。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西方的舆论观点基本都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学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将舆论视为自然的、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交往和社会意识形式进行考察，坚持用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对舆论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并由此对舆论的本质和特性作出符合其自身规律性的理论规定。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舆论是“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露”[3]，“反映了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4]，它以意识的形式构建了一个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观念世界，以观念和意志的力量参与到世界历史进程中来。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定的舆论形态只能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状况相适应，舆论力量的发挥更是受制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处于封闭状态，在世界交往形成之前的传统社会，舆论发展滞后，并主要作为保守性、习惯性的制约力量而存在。马克思指出，原始社会“在小的地区和小的天然集团里运用时，它所依赖的惩罚性制裁部分是舆论，部分是迷信”[5]。恩格斯则进一步说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6]由于交往范围狭小而封闭，舆论一旦形成就容易固化为群体心理，演变为社会的习惯法，舆论态势相对稳固，并不是以社会发展的推进力量而存在的，相反作为一种权威性力量和精神信仰难以被消解。比如，马克思在考察中发现氏族制度末期印度公社通过的土地继承法被推到几代人之后才真正实施，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舆论非常坚持保存这个依亲属关系规定份地的制度”[7]。
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和世界交往的形成在打破旧有封闭社会交往状态的同时，也使社会舆论变得日益活跃起来，并日渐频繁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事务之中。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使得舆论作为一种精神交往形式，迅速突破旧有封闭、僵化的状态，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流动空间，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更宽领域发挥意识形式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作用，成为人们进行社会行动、理论认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由此也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斗争天平的重要砝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从而，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革，与此同时，在国民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方式等等方面也出现了很大的灵活性。”[8]恩格斯则将舆论的这种变化，视为现代“社会的分配和物质生存条件的联系”[9]在“人民的本能”上的反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10]，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在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意识及其产物。他们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舆论现象时指出，观念、意见等意识形式是随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与社会存在的变动而变动的，物质利益是形成舆论的决定性因素和普遍原则，基于不同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各种不同利益关系，会激发各种不同的社会情绪和心理倾向，从而形成各种不同取向的舆论。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舆论迫使俄国取消封锁黑海出海口的行动为例，马克思强调，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舆论一旦被诱发、鼓动起来，就具有强大无比的物质力量，如果不化解现实矛盾、不解决客观问题是难以消退舆论压力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以私人利益为根基的，因此，在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调适和变动过程中，社会舆论虽然在一时表现强大，在利益的刺激下变得敏感、善变，极其不稳定。恩格斯曾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辛辣地讽刺说：“‘好社会’的可怕暴君——中产阶级舆论”经常“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11]，并明确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轻视这种不代表公共利益的、看似时髦而不切实际的舆论。
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舆论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舆论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所具有的阶级性，也进一步向世人宣示了一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2]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13]“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14]这两个“恬不知耻”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舆论所具有的阶级性的强烈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必然要想方设法掌控、支配作为社会意识的舆论，用来反映阶级意志，维护阶级利益，因此，与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舆论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舆论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在涉及阶级利益时，便会毫不遮掩、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对未来社会的舆论形态及其作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作出具体阐发，但是从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精神解放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会对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进行改造，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使人从奴役性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同时通过长期斗争“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15]。特别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人类社会真正从必然王国步入自由王国，人们不仅拥有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也彻底地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意志自由，具有真正理性思维的能力，那时候，人们“将自己知道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与此相适应的关于个人行为的社会舆论”[16]。
总之，基于对舆论发展历史的考察和决定性因素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把舆论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性的存在，认为舆论作为一种观念、思想的表达，是人类的思维产物和意识形式，它受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程度所制约，体现和反映社会的一般关系，而一定社会的舆论形态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7]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作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为他们自己及其事业的后继者开展舆论引导工作确立了基本的政治立场，奠定了理论基调，提供了学理依据。
二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革命舆论引导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舆论力量的观点大多夹杂在新闻自由、报刊活动和革命主张宣传等论述中，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舆论力量的认识和分析是极其深刻独到的。在揭示舆论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对舆论这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精神力量作出分析，从理论上明确舆论引导的必要性基础和重要性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舆论是社会关系中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18]，在社会发展和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都把舆论视为与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相互影响和抗衡的一种力量和权力。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国民议会……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它一无所有。”[19]而在批判19世纪英国无视舆论、践踏人民意志时，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舆论在一般问题上能对政府发生一点影响吗？舆论的权力不是限于个别场合和仅仅对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吗？”[20]在现实社会中，舆论成为人们思考的准则和行动的依据，成为权力机构和社会组织决策时必须参考的民意基础，否则，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都不会站住脚的”[21]。恩格斯强调舆论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所具有的强大反作用，明确地指出：“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公众舆论。”[22]他也曾针对当时的俄国社会改革发表看法，他强调：“实现这种改革，哪怕只是一种考虑，那首先你们国家的社会舆论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进步。”[23]在论及德国革命时，他甚至还认为：“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即争夺对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24]由此，恩格斯首次明确地将社会舆论的制导权与阶级统治和政权争夺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基于对舆论力量的深刻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书报检查制度正成为令人难堪的监督，成为对社会舆论的真正的压制。”[25]“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26]的报刊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27]，独立地发挥社会舆论的法庭的作用，创办报刊的目的就在于——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舆论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特征，社会需要将其指引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舆论作为一种自发形成、自在存在的社会意识形式，源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受到各种既定的社会现实，如社会制度、阶级立场、政治文化、民族传统、民众素养、党派力量等因素的影响，它在表达公众意志的时候，也难免掺杂着种种私见和偏见，在多元复合力量的作用过程中，一旦传统的观点和反动势力居于上风，舆论就会表现出滞后性、非理性，裹挟着偏见、私念、错误的观点，甚至会成为时代的反动力量，因此，他们反对不加判断地受舆论左右或盲目地迎合舆论。
出于对舆论自发性、盲目性特征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具有批判的理论意识和辩证对待的审慎态度，把通过引导的方式来推动舆论进步和发展作为革命过程中的重要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既曾指出法国下层社会的“舆论由于人们的不相往来而分歧太大，太无知，也太肮脏了”[28]，也曾因为德国小市民舆论的反动而致信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说：“为什么要迎合‘舆论’（这种‘舆论’在德国总是啤酒馆里的庸人的舆论）。”[29]在《资本论》的序言里，马克思更是鲜明地表示自己对舆论的立场。他指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的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30]马克思认为，作为舆论载体的报纸，它的生命就在于在舆论间的不断作用，促使舆论从非理性向客观公正方向发展，应该成为“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31]，“由许多个别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统一的理性的机关”[32]，“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33]，推动革命朝着顺应时代潮流的方向发展。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通过革命舆论来引导和带动广大人民群众。
马克思恩格斯把报刊称为舆论界，强调报刊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载体的作用，阐发舆论问题也经常以新闻宣传、报刊活动为立足点。但马克思恩格斯长期从事报刊活动，追求新闻出版自由，并不是要单纯解决新闻传播学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很直白，也很透彻。他们认为：“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34]“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些武器，难道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和放弃政治吗？”[35]没有这些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而争取这些自由，就是争取工人阶级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呼吸所需的空气，因而是“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36]，创刊办报就是为了“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37]，在社会舆论中呈现和表达社会发展趋向和时代发展潮流，用时代的科学精神去感染和引导他们。因此，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上看，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对书报进行检查的制度和限制新闻自由的做法的批判都是为了追求言论自由，掌握舆论这一精神交往形式来推动工人运动，实现自身的革命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将舆论引导作为他们影响群众思想意识、提高工人革命觉悟的实践途径。
舆论是意见的表达、思想的表露和心里的意愿，引导舆论就是引导思想、引导觉悟、引导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理论舆论的宣传和引导。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8]“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9]在这里，“武器的批判”指的是革命武装力量上的斗争，“批判的武器”则是理论宣传与革命舆论的造势。显然在他们看来，作为“批判的武器”的革命理论舆论的宣传和引导具有巨大的作用，先进理论的普及、宣传和引导是群众革命斗争的巨大精神武器，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就能够指引人民群众进行正确有力的“武器的批判”。在革命的过程中，没有“批判的武器”，就不会有群众革命觉悟的提高，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广泛深入的“武器的批判”，难以引来革命的高潮和胜利。
综观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一种社会理想变成一种政治现实，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主张宣传过程中的舆论引导功不可没。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理论要成为革命的行动，必须经过一个中介环节，或者说一个过程，首先就是要革命的理论为革命的群众所接受，在形成革命的舆论以后，才能影响和带动更多群众投入到革命运动中来。这一转变固然离不开报刊这一物质形式的载体和新闻传播的途径，但却在更深层次受制于人们的精神交往形式，没有人们的意见交流和舆论互动，就难以达成理念的共识和行动的合力。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40]“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41]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以来一直把报刊作为革命的舆论工具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喉舌”，通过报刊活动和舆论交流保持与社会公众生动活泼的联系，致力于革命舆论的唤醒、造势，坚持不让革命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成为“沙漠中的布道者”[42]，“不容许所谓的‘社会舆论’都充满反革命材料”[43]，为了把绝大多数的群众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将那些尚没有参与到革命运动中的群众定为科学社会主义宣传和革命舆论引导的主要对象。
三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剖析革命舆论引导的价值追求和实践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引导的价值追求与实践取向的理论剖析，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站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对舆论的控制过程中进行的。一方面，他们毫不留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利用统治地位恬不知耻地压制、控制舆论的行为，讽刺他们无知地蔑视舆论；另一方面，又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事业所应该采取的舆论引导的立场、价值追求和实践取向予以明确。
（一）通过报刊向人们反映时代精神，为公共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与报刊思想的形成、发展应该说是建立在其对社会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作为伟大共产主义革命者、先驱者以及先进的理论家和出色的宣传家，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总是和舆论宣传、唤醒和动员群众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在他们所处的年代，舆论传播的媒介只有报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报刊“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44]，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显而易见，他们认为，如同纸币要在商品交换中流通就必须代表一定数量的金银一样，报纸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在社会舆论中流通、发挥功用就必须能够反映社会舆论、代表社会舆论，而一旦报纸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舆论，就会变成“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45]。后来，马克思还将普鲁士的反动派为了压制社会舆论而查封报纸的做法，比喻成“为了打驴背上的袋子——公众舆论——而去打驴子”[46]。这里就更加直接明确地指出报纸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的内容与载体之间的关系。
而后，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47]“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48]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招股启事中，他们再次指出，只要坚持不懈地把报纸一期跟着一期出版好，长此以往，就能够实现“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49]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新闻媒介具有组织舆论、影响舆论而最终达到引导舆论的职能。自由报刊可以通过舆论这一精神交往形式把个人与社会连接起来，是人们交流思想、沟通舆论的广泛而公开的媒介和载体，将个人意见转变为社会意见的纽带和桥梁，是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的杠杆，人们看报读报就是为了从“报纸上去寻找当代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50]。而报纸是人们“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的镜子”[51]。他们意识到没有新闻出版等自由，工人政党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就是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同时也是争取自己存在和解放的条件。基于把自觉利用新闻出版自由开展合法斗争视为工人运动成熟的标志这一前提，他们高度重视对报刊这一媒介的运用，通过“供给一切自由派报纸以必需的材料”[52]，把他们变成革命运动的喉舌，将自身对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认识扩大为社会共识，从而有效地引导了社会舆论，“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53]。
（二）充当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见领袖，公开宣传革命主张和社会理想
原初的舆论不仅是朴素感性的，而且是自在自发的，因此，舆论的演变就具有广阔的可能性空间和不确定的轨迹。事实上，公众针对特定问题发表意见而自发形成的舆论理性化程度不高，经常处于散乱无序的状态，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和目标指向，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并没有完全爆发出来。而一旦人们思想觉悟和理论认识在先进理论知识的启发下得到提升，社会舆论就会迸发出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性力量。因此，处于不同立场的组织和个人都会试图通过各种形式来影响和引导舆论朝着有利于各自利益的方向发展，由此就会形成对舆论的控制。
制造和控制舆论仅仅是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判断其好坏善恶的根本标准在于舆论制造与控制者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利益取向。马克思就曾明确地指出：“‘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5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无论以何种方式控制舆论，都是与工人阶级利益对立的权力组织统治术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大都从批评的态度谈到这类问题。”[55]他们更多地从贬义的角度来使用“制造舆论”和“控制舆论”的词语，主要是要批判阶级社会中少数统治者出于维护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的需要，通过反复地宣传、渲染，将他们的意见装扮成公众舆论，从而挟持公共意志。但从马克思上述的唯一一次使用制造舆论和其他论及控制舆论的语境和意旨来看，他所谓的“制造”和“控制”，与他批判的资产阶级靠资本形成的股份公司的“制造”和强权力量的“控制”是迥然不同的。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所论及的报刊制造舆论的功能，是以反映舆情、表达公众内心意愿为前提的。在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感知无产阶级现实需求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试图通过自身的意见表达和评论来唤醒公众的舆论表达意识和参与能力，从而将社会中分散的、无序的、潜在的舆论聚合起来，形成更为强大有力的舆论力量来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由此而言，他们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立言”，以无产阶级意见领袖的身份客观真实地把公众的真实意见和内心愿望反映、表达出来，“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56]，为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宣传布道”，希望通过“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57]，来帮助公众“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58]，从而认清形势和趋势、提高觉悟、引发舆论共鸣。诚如马克思所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也并不是无中生有、随意捏造而来的，目的是为了将自身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公开发表出来，为共同意志指出符合社会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向，引发广大工农群众的同感和共鸣，使原本“隐蔽”在众多社会言论中的“零星”言论成为“燎原大火”般的舆论，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意志力量，这和资产阶级的制造舆论有着本质不同。马克思曾借《泰晤士报》无视民意而不得不“屈服于舆论的”事例，告诫报刊从业者：“诚实一些吧！别伪造舆论了……不让任何坚持某种与人民意志相对立的特殊立场的个人意见登在你们的报纸上。”[59]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所谈及的控制舆论，并不是通过强制力量和卑劣行径来实施的。与资产阶级依托资本，利用统治权力来钳制舆论、迷惑舆论不同，他们“控制”舆论，是通过供给一切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报刊以必需的材料、澄清事实真相、“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理论宣传和形势教育等正当途径和公开方式来实现的。因此，这里的“控制”并不是物质力量上的强迫，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思想上的动员和理论上的宣传，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引导。其目的就是想通过舆论引导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并认可，使“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素朴的人民园地，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解放成为人”，从而追随无产阶级政党，自为自觉地参与到人类解放事业中来。
综上所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舆论问题的论述只是散见于其著作、通信和相关讲演中，并没有对舆论及其舆论引导问题作出专门性、系统化论述，但毫无疑问，“重视对社会舆论的引导，重视利用报刊影响社会舆论，重视通过造成革命舆论的主潮（又称舆论倾泻）抵制反革命舆论的功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思想”[60]。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因子，渗透和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出版自由、革命理论宣传、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思想中，闪耀着理论的光芒。同时，也由于舆论力量的争夺历来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实现各种目的和利益的重要政治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深知舆论引导对于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性，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创刊办报的活动过程中，他们对舆论的特性及其传播规律的揭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舆论引导的基本观点，并最终积淀成为其理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其事业后继者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