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舆论动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关于党的舆论工作的思想观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党的舆论工作观点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受所处的历史时期、时代环境以及所承担的民族解放历史使命所决定，他们关于党的舆论工作的理论主要是围绕如何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武装夺取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等任务展开论述的。正如毛泽东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1]“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3]为了使革命队伍不断壮大，使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更加自觉、坚决，党创造性地开辟了新闻宣传这一条特殊而重要的战线，高度重视发挥舆论这一精神力量在革命中的推动作用，将舆论工作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贯穿于革命的全过程，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点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舆论工作观点。
一 重视舆论的先导作用，把舆论工作作为理论武装群众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极其看重舆论的先导作用，重视革命过程中的舆论动员。毛泽东曾指出：“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4]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5]，充当革命群众的向导。基于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党领导革命任务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总是希望通过舆论动员来端正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壮大革命队伍。
“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6]毛泽东在确立农民是革命同盟军地位的同时，也对他们所固有的内在缺陷有着深刻认识。中国农民小农意识浓厚，缺乏整体的阶级意识，与工人阶级相比，他们思想上相对保守、愚昧，组织上涣散，行动上盲从、被动，往往只会“井里蛤蟆井里跳”，这种情况是与推动革命形势发展、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相冲突的。为了发动并将他们武装起来，首先就要从革命意识上将他们唤醒，做好对他们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武装的工作。毛泽东强调：“专制主义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7]但是，要使受到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荼毒的人民彻底觉悟起来，除去他们脑子中的错误思想和保守观念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8]“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9]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从政治军事斗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规定舆论的作用，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引导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最终促使革命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席卷中国，解放人民。
二 舆论动员要坚持党性原则，视政策和策略为生命
列宁曾对党报的党性原则作出比较系统具体的阐述，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作出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10]党性原则体现在舆论引导上就是阶级属性的问题，即必须站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立场上，发表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言论，服从并服务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和宗旨。党报等舆论工具开展宣传引导工作的党性强不强，不仅要以其阶级性和阶级立场为判断标准，还要以党的政策和策略为生命，并使之最大限度地与群众见面，尽可能把群众的行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在1942年针对《解放日报》工作改进问题时，明确提出要“使之增强党性和联系群众”[11]。在这里所强调的党性，不仅包含着列宁的党报“党性”中所具有的全党意识和阶级意识，更侧重于强调党报的责任意识，即党报要有“党的机关报”的职责意识，要以全党的使命为办报的宗旨，主动承担起党报宣传指导工作、引导舆论的全部职责，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放在重要的位置，促使党的政策和策略最快地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
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和策略。“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12]毛泽东认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产生了共识，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如果只有领导者的积极性，而没被领导者的积极性，事情是办不好的。长期以来有些地方工作做不好的原因就在于：政策只在领导者之间传达，没有让群众知晓，不愿意向群众解释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此，毛泽东强调，党的政策不能只在党的组织内部宣传，不能只是党的领导干部知道，而是要通过党报党刊的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使他们和党有共同的目的，和领导干部齐心来做事。因此，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13]1957年，毛泽东强调“政治家办报”，也是在党性原则基础上的阐发。他认为，领导者只有及时将决定的政策向群众公开、说明，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他们遵循的规范和行为的向导，从而争取工作的主动。他要求报刊的新闻舆论宣传必须从政治上总揽全局，及时将党的政策向社会宣布传达，争取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的主动权。这里强调的党性原则，就是要求宣传上要符合党的政策和策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不得出现违反党当前政策和总体战略的错误倾向，给党的各项工作和行动造成不便。
三 舆论动员要贯彻群众路线，体现群众观点
毛泽东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14]，“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5]，因此，“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16]，如果“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17]，不在党的舆论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就不能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
第一，舆论动员要以群众为师，集中群众的意见和意愿。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向群众学习、不了解群众的情绪，党在舆论工作上就可能犯下幼稚可笑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8]“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19]开展舆论动员工作就要“走到群众中间，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幸福和解放。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情绪”[20]，沾染上官僚主义作风，就会犯下低级错误，给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第二，舆论动员要符合群众利益需求，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
毛泽东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21]“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22]这成为毛泽东为党在群众中开展舆论动员所确立的两条根本原则。
党的舆论动员的前提是：“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23]一旦脱离利益这个根本的立足点，“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没有反映群众意愿的具体性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落空的危险”[24]。只有照顾和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克服形式主义、不切实际的缺点，避免沦为空谈，进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与此同时，舆论动员只能在群众内心自愿和实际要求的原则下进行，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25]。毛泽东指出：“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26]在毛泽东看来，命令主义不愿意也不善于把事情向被领导者解释清楚、说个明白，尾巴主义却不能急群众之所急、解决群众问题，但两者共同的错误就是没有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来进行动员，不能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无法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所应具有的先进性不相符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革命的主体性力量。离开了群众这一最真实的依靠力量，舆论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气候，党就无法组织舆论、引导舆论为革命事业推波助澜。总体而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组织舆论进而引导舆论为革命的利益服务。这就是毛泽东舆论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27]。
四 舆论动员要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强调：“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28]这里所说的战斗的风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毛泽东告诫党内同志说：“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29]“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30]
为了引起全党注意，给患有党八股作风的人重重一击，敲醒全党思想上的警钟，毛泽东指出，党八股会导致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不能得到启发，不能肃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态度，也不能达到摧毁廓清洋八股和洋教条的目的。他以战斗檄文的形式一针见血地列出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他还为这个可怕的毛病开除了“药方”。
首先，针对党八股这个通病，毛泽东提出要借鉴列宁的有效做法和共产国际的有益“药方”。为了激发群众的革命精神，提高他们的觉悟，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就不能“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要按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遵循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和规则，即“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具体说来，就是：“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学会用反映了群众思想和情绪、为群众所喜欢的语言来表达决议和政策。
其次，要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彻底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宣传的民族化。为了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先进的文化朝着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就必须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以中国化的形式和民族化的语言进行宣传和引导。毛泽东认为，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是很好的，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引导任务，但是要注意“化”的方式方法，否则仍然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他指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31]而一旦“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就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32]，很容易被群众“将起军”的。党的舆论工作作为一种组织动员和思想武装的手段，必须废止洋八股，少唱空洞的调头，杜绝教条主义，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代之以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3]和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使语言变得丰富生动又有说服力。
五 辩证阐述“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的内在逻辑关系
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服从并服务于阶级统治的需要。毛泽东从人民民主专政的两个不同层面，即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政权职能上论述了“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在人民内部实现民主，必然会使得“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也是在辩论中为越来越多人所接受的，采取自由讨论、理性批判、平和说理的方法，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地接受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观念和想法，引导人民从一些错误的认识中转变过来。毛泽东指出：“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34]在人民内部，无论是先进的人们还是暂时落后的人们都可以利用报纸、刊物、讲坛等方式自由地进行论辩和竞赛，这种自由宽松、民主理性的方式，“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35]。因此，必须坚定地反对强迫命令方法，“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36]。
对于人民内部舆论不强求一律，实际上涉及对于人民内部的言论采取“放”还是“收”的问题。“放，就是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37]从本质上而言，“放”就是倡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38]而“收”的方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39]毛泽东认为：“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40]从不一律到一律再到不一律的不断循环运动，舆论才发挥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的作用。
其次，对于敌人实行专政，必须使舆论一律。毛泽东认为，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由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虽然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在一定时期还可能激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方面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或放弃这种斗争，是错误的。“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41]“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42]为了不让反动的言论自由泛滥开来，不仅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还要采取压制的方式。
毛泽东在承认舆论不一律的客观性和舆论一律的暂时性的前提下，分清敌我的不同对象，对“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观点进行了辩证论述。在人民内部，即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人民具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凡是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自由竞赛和民主交流的方式来实现；对于少数的反革命者则毫不犹豫地采取专政的手段。“舆论一律又不一律”是一个科学辩证的范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不一律是客观存在的舆论状态，一律又是舆论最大限度地发挥精神动力和先导作用的理想状态，两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构成了舆论引导的可能性空间和必要性依据。毛泽东对舆论的客观运动作出了深刻而具体的分析，在对象的界定和手段的运用上也十分明确，富含深刻的辩证法观点。虽然这一观点是针对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对言论”而提出来的，把胡风及其支持者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是一种历史错误，但如果不是从这一事件来权衡，而是从该观点的本身所蕴涵的辩证法和科学性来看，这一观点具有超越这个特定历史事件和对象的普遍性指导意义。
六 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无疑是对客观存在的舆论进行科学引导的内在要求。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和唯真求实的态度，成为共产党人发表言论、从事舆论宣传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一贯反对没有经过深入调查，在不知底里的情况下，盲目发表言论的做法，并毫不留情地批判“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43]，张开嘴“瞎说一顿”的宣传家。他严厉地指出：“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44]
在大革命时期，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不敢支持正在发展的农民革命运动，反而公开责难，在党内外公开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越轨”“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这些错误的论调不仅在党内影响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革命情绪，还在社会上形成了不利于革命开展的消极舆论。为了给这些怀疑、否认农民运动的错误言论致命的一击，毛泽东在经过32天的实地调查研究后，以雄辩的事实和充足的论据来进行澄清。他忠于现实地还原了湖南农民运动所做的14件大事，称颂这是农民千百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并以“好得很”的事实材料来驳斥“糟得很”的诬蔑，澄清了革命舆论和一些人心中的疑虑。
在毛泽东看来，重要的言论必须有根有据，反映客观现实，才能指导革命行动。作为带领工农群众闹革命的政党，如果不深入地作调查研究，就随意发表影响革命前途的言论，轻则无关痛痒，不中要害，难以引起群众的共鸣和认同；重则会使谬误流传，混淆视听，误导革命舆论，消解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斗志，造成策略错失和路线错误。毛泽东不但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45]的口号，为防止“没有经过调查的瞎说一顿”对革命舆论的不良影响，他还以制度化的形式将“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46]。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为了更好地从舆论上动员当地群众，红军每到一处，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情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在舆论宣传上采取了科学正确的策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革命运动中来，不断为中国的革命补充新鲜血液和新生的力量，促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燎原开来。
七 舆论动员要提倡正面典型引领与反面材料警示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把正面典型视为舆论动员的重要旗帜，高度重视在新闻报道中树立典型，加大对群众中的典型事迹和榜样人物的宣传，使广大群众置身于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中接受教育和引导。在他看来，有一条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47]。“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48]为了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革命意识和民族自尊，他还要求：“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外广为传播，同时公布日军的一切残暴兽行。”[49]在毛泽东典型报道的思路指导下，根据地报纸报道了一大批杰出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在榜样力量的激励下形成了同仇敌忾的革命舆论。此后，通过典型报道来推动社会舆论积极向上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战线和新闻宣传工作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议把土地改革中总结的三个典型经验编印成册发给乡村工作干部。他指出：“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50]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51]。
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真理总是在与谬误的比较、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52]“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53]他把在人民面前公开反动言论和接受批评形象地比喻为“种牛痘”，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言论批评与讨论的环境来锻炼人民，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舆论辨别力，使大家在比较、鉴别和交流中得到锻炼。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54]“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要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55]“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做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56]
八 舆论动员要坚持根据事实来阐发道理、启发觉悟
青年毛泽东就有着“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来讨论”的舆论动员意识。早年在担任《湖南大公报》馆外撰述员时，他就曾围绕女青年赵五贞被逼婚自杀事件连续撰写9篇评论，由此，引发湖南报界和京沪等地报刊参与讨论，造成社会舆论对封建社会制度的强烈抨击，进而引导民众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接受新世界的道理。在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时，他也组织平民通讯社，逐日向京津沪汉等地报社发稿，向社会公开揭露张氏祸湘十大罪状，深入宣传湖南各地“驱张”的活动和消息。通过新闻舆论的方式将张敬尧的罪行大白于天下之后，“驱张运动”很快得到各界广泛响应，最终在直系军阀和湘军的威胁下，张敬尧被迫离开湖南，毛泽东也独当一面地完成了他人生第一次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活动。
参加革命以后，毛泽东正式确立“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的舆论引导思想。他认为，高唱空洞的调头，或在事实不清、真相不明的情况下作过多的辩论，这样反而会引起舆论纷争，混淆民众视听，只有以雄辩的事实把群众引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才能使他们最深刻地明白革命的道理，尽快地觉悟起来。毛泽东后来多次告诫党内同志说：“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57]图虚名，会招来实祸。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充分论述了用事实粉碎反动舆论攻击的思想。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大造广州革命政府“共产”“赤化”的反动舆论，企图把广州抹黑为人间地狱。当时社会上不少人，甚至革命同志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疑虑，“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毛泽东刊文指出：“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题材，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用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58]也正是在这种“划然开一新时代”的有力事实的宣传和报道，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在广东地区取得革命成果向民众作事实还原之后，才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从而使得《政治周刊》在北伐战争前夕发挥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成为反对国共分裂、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舆论阵地。
毛泽东舆论动员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内在成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留给后人的珍贵理论宝库。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点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舆论宣传和引导实践，并首次在长期的实践中“运用性地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舆论引导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既坚定不移地遵循舆论宣传的客观规律，在其理论论述中时刻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真理光芒，又具有丰富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基本准则和指导方针，也开辟了党创新舆论引导理论和实践的广阔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