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制度文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探索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和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唯物史观强调社会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问题，大多数学者们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共同特征；同时，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又必然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民族特色。由于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的不同，社会主义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苏联模式、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从一元社会主义模式到多元社会主义模式，从教条主义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目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致力于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越南提出的“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朝鲜提出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古巴提出的“古巴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确认正确的革命方向对建设社会主义是最基本的，但这依然不够，还必须把正确的方向具体化为“模式”（包括机制、形式、步骤等），以及在实际条件和要求发生变化时，善于调整和变革模式。社会主义制度模式选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根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本国的国情所实行的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是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反映不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不同做法。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

中国的制度文化改革具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渐进性变迁和激进性变迁、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继承传统和变革创新相融合的特征。按照历史学者许倬云的分类：变化有渐变、衰变、演变、剧变、蜕变等。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个概括。“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它生动地证明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多样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通过对东方民族国家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提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一般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多样性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是共性，中国特色是个性，两者结合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我们又赋予它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熔炉里发生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关键在于切合中国的实际。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模式”要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魄和中国风格。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就是使科学社会主义始终与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中国特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适合中国自身的一系列特点的总和。它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民族化的表达风格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表明我们在更高的层面把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并将这些规律性的内容制度化、体系化、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符合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离开国情特色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特色”不是一种借口，而是一种本能、一种策略、一种必然，必须坚持这种“特色”。毛泽东最先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自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命题以来，中国特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丰富。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多次提到“中国的模式”，实际上就体现了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思考。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创造性运用。这里，普遍性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特殊性体现为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由这种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通过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都是在脚踏实地地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同时，由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基本国情又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初级阶段、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的两个大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全面小康、“一国两制”，等等，都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创造的各方面的中国特色。新时期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既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根本特点，又指明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全新的发展模式。

马克思曾强调，他们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37]。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文明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由某些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制度模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紧密相连，而且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传统、公民意识和素质习惯等密切相关。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制度文明进步为载体的，但人类的制度文明并非只有几种固定的模式。一些研究西方民主问题的学者也认为，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民主有一个素质问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水土不服”、运转不灵，充斥弊政、贪腐和乱象的民主被他们称为“劣质的民主”，这样的民主不仅不是国家和人民之福，反而会祸国殃民，而这正是西方向世界输出民主连连受挫的原因所在。谭君久曾总结2010年上半年智利、泰国、吉尔吉斯斯坦、波兰四国国内相继发生重大事件的历史经验教训，即“智利8.8级大地震”“泰国红衫军暴乱”“吉尔吉斯斯坦大规模骚乱”“波兰重要领导人专机坠毁”。“智利和波兰的大难而不乱体现了第一重要的并不是由谁担任领导人，而是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发生的骚乱说明了文化支撑对于制度正常运转的重要性。”

世界现代化包括先发内源性和后发外生型两种发展模式。美国学者列维把现代化模式分为两类：“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内学者孙立平对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有过界定和剖析^[38]，认为它具有“后发”“超越”“政府主导”的理论形态特征。现代化学者何传启认为，世界现代化进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以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信息化、生态化、知识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冷眼向洋》丛书从19世纪留给人类社会的问题谈起，讲述百年间美国、欧洲、俄罗斯走过的不同道路。这三块地区的经验，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时期对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有人这样比较：英国和美国现代化是由民主化和工业化推动的；法国现代化是先有民主化后有工业化；德国现代化是先有工业化后有民主化；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与德国相近；瑞典等国家对经济采取干预政策，逐步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逐渐落实，成为典型的高福利的“北欧模式”。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建设模式是极其重要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探索可谓九死一生、慷慨悲歌，中国制度模式之争一直贯穿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是围绕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个主题展开的。从毛泽东“大同理想”到邓小平的“小康社会”，从单一发展到科学发展，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实现了历史转变，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种既向世界和国际开放，又自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已经形成，并正在展示出特有的发展活力、发展潜力和巨大的吸引力。

20世纪是人类现代化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的世纪。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分别代表了为摆脱现代化的困境而探索一条制度文化现代化新路的努力。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尽管新经济政策有不少合理之处，但后来陷于僵化，苏联模式也以失败告终。过去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公式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所谓苏联模式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历史也的确在如此发展。苏联曾经对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苏共的唯我独尊和对真理的垄断，窒息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机和活力。“斯大林模式”的最大教训在于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一种“制度拜物教”，体制吞噬了文化，权力出现了异化。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也在于探索精神的衰减和僵化模式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引领，与苏联曾经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引领极为不同的一点，就是对垄断模式的抛弃和对特色道路、实事求是的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既蕴涵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又体现了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因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比如，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要实现国有制，中国特色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讲按劳分配，中国特色则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就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如果说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唯苏联马首是瞻的话，那么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高举的就是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旗帜。“中国模式”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和对资本主义模式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既改造曾经效法的苏联模式，又借鉴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成果，而取得的带有独创性的发展模式。

在20世纪最后1/4的时段内，世界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个是苏联东欧的剧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和苏东剧变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分别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如果不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和提升，它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科学性。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历史的前进。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于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要想不断地推动历史前进，引导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苏东的剧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僵化的、未能不断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新认识、新探索、新发展。这两个事件分别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短短一剎那，却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铸造辉煌，深刻地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开拓了中国的富民之路和强国之路。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动力机制、制度模式等经验蕴涵的传统制度文化精神和理念，对其他国家不无借鉴：一方面要破除苏联模式的禁锢；另一方面，既要破除对于中西方模式的绝对对立的思维，又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模式。

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成功探索和发展，改革开放是历史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恩格斯有句名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也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阶级对抗的消失，社会改革将取代政治革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体制演进的方式，改革也是制度生存的方式。运用在改革的分析上，包括“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两类。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性，我们尽量不搞体制“存量改革”，而搞体制“增量改革”。总之，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在“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基础上的自我改进和完善。经过改革开放，由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表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典型的“内生”制度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是一条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新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不同于传统模式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才找到的，是一条符合国情、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道路，是一条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国成功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表明，中国道路不是重复西方的发展道路，不是对西方模式的“克隆”，而是对西方发展范式的扬弃与超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而政府改革和范式选择是“中国道路”的关键层面，“政府推进型”是中国特色的模式选择，以创新带动改革，由政府推进到社会转型，这是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选之路。中国的发展正在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丰富了世界的发展模式，为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做出了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