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选题的学术研究史
自19世纪下半叶越南属于法国殖民地始，法国学者就开始对占婆进行大量的研究，且学术成果多有建树。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专门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且一开始是完全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带有国家政治或民族主义色彩，也不是因为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而进行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越战结束，越南南北统一，接着越南出兵柬埔寨，越南与柬埔寨局部战争的爆发等政治影响，造成了居住在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相当数量的占族穆斯林以难民的身份逃至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欧美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报刊逐渐关注占族难民的情况，但这时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仍未能上升至学术研究的层面。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才真正开始关注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问题，特别是占裔法籍学者蒲达玛博士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驻吉隆坡中心主任后，他利用马来西亚的各种资源加大了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研究的力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来西亚民族主义高涨，提出了构建“马来世界”的设想，这进一步加大了马来西亚学界对占婆和马来文化交流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力度，本节将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史进行论述。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
法国学界对占婆研究的成就可以说是其他国家学者所有目共睹的。而法国学界发现占婆与马来存在文化关系，一开始是由于研究占婆而发现的。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学界出现了一批研究占婆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贝尔甘（Abel Bergaigne）、艾莫烈（Etienne Aymonier）、飞诺（L.Finot）、马伯乐（George Maspero）[14]等。艾莫烈于1885年始便在越南南部搜集各种占婆石刻，并致力于占文碑文的研究，他于1889年撰有《占语语法》一书，这是学术界最早的关于占语语法的著作。[15]1891年，艾莫烈又在《亚洲学刊》上发表《占文碑文研究》，[16]这也是学界最早关于占文碑文的研究。贝尔甘则致力于占婆梵文碑文的研究，他于1888年便开始刊行《据碑文考证越南之古占婆》等研究成果。[17]1900年，以研究远东历史文化为主要目的的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简称EFEO）在越南河内成立，飞诺任首任院长。飞诺一开始便重视占婆研究，1901年，《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创刊，他即发表《据建筑考证占人之宗教》[18]一文。此后，法国学者有关占婆的大量研究成果多发表于《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马伯乐则于1910～1913年连续发表了《占婆史》[19]的各个章节，后来辑成专著《占婆史》，这是学术界第一本《占婆史》，该书经北京大学历史系冯承钧先生译介，后为中国东南亚研究学界所熟知。至今，大多数学者研究占婆的历史与文化，仍需依靠这一著作。
综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学者关于占婆的研究成果，仍主要集中在历史、语言诸领域，并未专门涉及占婆与马来半岛、印尼群岛的文化交流，但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确也略有提及。如1901年，卡巴顿（Antoine Cabaton）在其《占婆研究新论》[20]一书中对占语和马来语的韵母进行了对比。马伯乐在其《占婆史》中也提及占婆曾以王妹多罗波底（Daravati）下嫁至爪哇（Java）之麻喏巴歇（Madjapahit）。[21]除法国学界外，英国学界对于占婆与马来文化关系的研究略早一些，但其研究之出发点，仍限于语言研究而已。1939年，英国学者爱德华（E. D. Edwards）和布莱格顿（C. O. Blagden）在《伦敦大学学报》发表了他们对明代（1368～1644年）《占城国译语》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成果显示，占语中有大量的日常词汇，如称呼人体各部分结构的词汇、数字词汇等与印度尼西亚语相近。[22]
1951年，英国学者莫里森在《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六甲的占人》[23]的文章，这是学术界针对占婆与马来文化交流进行专门研究的开始。莫里森根据《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中有关占婆王子和占婆贵族逃往马六甲并得到马六甲苏丹收留的故事，推测这一事件应发生在越南后黎朝（1428～1789年）黎圣宗（1442～1497年在位）于1471年挥军攻陷占婆都城佛逝（Vijaya）之后。1471年是占婆历史的转折点，因为自此以后，占婆逐渐衰落，国土面积日益往南缩小，占人迫于京族人之强势，不断地向柬埔寨和马来半岛等地迁移。除此以外，莫里森还认为占婆王子在马六甲宫廷中曾获得重用。
至1957年，西方学者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发表了《贝宋王的旗台——古代马来亚与占婆可能存在的联系》一文，[24]苏利文认为，在马来半岛吉打（Kedah）发现的14～15世纪的用来支撑林伽的座台与在越南发现的占婆林伽座台最为相似，从而推论占婆与历史上曾作为印度文化输入东南亚中转站的吉打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专门研究成果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意识形态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印支地区与原东盟六国都陷入冷战的局势中，这一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东南亚研究学者，都很少涉及文化领域的研究。二是战争的影响。越美战争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至70年代中期。越战一结束，又爆发了越柬局部战争，致使柬埔寨的紧张局势一直持续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并不像之前法国学者那样能够较为自由地赴越南和柬埔寨进行研究、交流和调研，这一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学界对占婆及其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们能找到的这一研究领域相关文章仅有两篇。这两篇文章的作者都宣称自己是占人的后裔，第一篇的作者是纳古拉（Nakula），文章发表于1963年，题目为《占婆——马来王国》；[25]第二篇的作者是马来西亚吉兰丹的沙雷（Salleh），1975年，正值占人难民大量逃亡吉兰丹之时，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占婆——世界上最古老的马来王国》的文章。[26]由于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刊登在学术刊物，而是刊登在马来语报纸上，所以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学术效应。此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研究领域才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
二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越战结束，印支地区局势缓和，越南开始实行革新开放。这时，“老东盟”六国与印支三国关系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东南亚学界对于文化领域的研究逐渐增多。
1987年，龙巴尔（Lombard Denys）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从占婆与其南部地区联系的视角对占婆进行研究》[27]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国学者从占婆与马来世界关系的视角对占婆进行研究。同年5月，丹麦占婆社会文化研究所（Det Socio-Kulrurelle Institut Campa，Danmark）、法国占婆社会文化研究中心（Le Centre Socio-Culturel Du Campa，France）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与马来西亚文化部合作，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共同举办了“占婆研究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规模虽然不大，仅有九位学者参加，但这些学者大都是占婆研究专家。会议除了收到一些有关占婆历史、民族的论文外，有三篇论文是专门涉及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关系的。第一篇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拉封（P.B. Lafont）的《占婆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关系》，[28]该文论述了占婆与相关东南亚地区包括与爪哇、马来半岛等的关系，拉封的这篇论文为讨论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指明了脉络。第二篇论文是法国远东学院学者占伯乐（H.Chambert-Loir）的《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历史与文学关系》，[29]这篇论文主要论述占婆与马来世界在文学领域的交流情况，作者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因拉帕特拉传》（Akayet Inra Patra）和《德瓦玛努传》（Akayet Deva Mano）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被认为是从马来文学移植到占婆文学中去的。第三篇是宣称为占族后裔的马来西亚籍学者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赫玛迪（Abudul Rahman Al-Ahmadi）的《马来文学作品中关于占婆的描写》，[30]这篇论文对马来文学中提及占婆的记载进行了论述。
尽管1987年在哥本哈根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并不是以“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为主题，但是会议接收的三篇相关论文却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于这一领域的相对集中的研究成果。
1988年，师从法国著名东南亚研究学者拉封（P.B. Lafont）的占裔法籍博士蒲达玛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驻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心负责人。他本人长期致力于占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1987年就曾出版其博士论文《（占婆）宾童龙国史（1802～1835）》，[31]该博士论文因主要使用第一手占婆文资料进行研究，在占婆研究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担任法国远东学院驻吉隆坡首任负责人期间，蒲达玛充分利用法国远东学院、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文化处以及马来西亚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资源，积极参与并推动占婆与马来世界历史关系和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
同年（1988年），蒲达玛推动法国远东学院与马来西亚文化艺术旅游部合作，把国际学者（主要是法国学者）研究占婆历史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整理成论文集出版，这本论文集题为《马来世界——占婆历史与文化》。[32]从此，占婆被纳入马来世界的研究范畴。这本论文集收录了两篇专门论及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关系的论文，第一篇是法国著名东南亚研究学者龙巴尔（D.Lombard）的《占婆研究——南向的视角》，[33]龙巴尔从占婆和占婆以南的地区（即马来世界）相互联系的视角对占婆历史文化进行论述。第二篇论文是马来西亚学者阿赫玛迪的《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关系》，[34]与1987年的论文类似，阿赫玛迪仍以马来文学中涉及占婆的记载来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
1989年，蒲达玛与法国著名占婆语言文学研究专家木萨（G. Moussay）在吉隆坡共同出版了他们合作研究的占婆文学作品——《德瓦玛努传》，[35]这一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一是由木萨介绍婆罗米体占文的《德瓦玛努传》，二是由蒲达玛把婆罗米体占文的《德瓦玛努传》转换成拉丁化的占文。在这一著作中，木萨认为，婆罗米体占文的《德瓦玛努传》来源于马来文学《第瓦满诺传》（Hikayat Dewa Mano），这是在马来西亚出版的第一本占婆文学著作，该著作的出版对研究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90年，蒲达玛积极促成马来西亚文化艺术旅游部与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合作，共同举办了“印支半岛与马来世界的历史文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笔者认为把“印支半岛与马来半岛的关系”作为研究整体并定为会议主题的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在历史上马来人与柬埔寨的关系也曾十分密切，马来人在伊斯兰教传播到柬埔寨的过程中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二是历史上占人又曾多次移居柬埔寨，并与在柬埔寨的马来人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有利于从另外一个视角研究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三是从相互联系的视角把印支半岛与马来半岛作为一个研究主题，有利于扩大研究视野和研究队伍，也有利于扩大这一研究主题的学术影响。自此以后，在马来西亚连续举办了多次以“印支半岛和马来半岛的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0年的这次研讨会共收到十篇论文，其中有三篇论及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历史文化关系。第一篇是蒲达玛的《两个马来王子在占婆社会与宗教发展中的作用》，[36]在这篇论文中，蒲达玛主要使用占文资料从伊斯兰教传入占婆过程中的马来因素进行了论述。第二篇是越裔法籍学者阮世英的《越南与马来世界的关系》一文，在这篇论文中，阮世英主要依靠越南汉文史料进行论述。第三篇是法国学者木萨的《〈因拉帕特拉传〉——马来文学的占婆版本》[37]，这是木萨继研究占婆文学《德瓦玛努传》后的又一成果，他认为占婆这一文学作品来源于马来文学。
1992年，正值法国远东学院驻吉隆坡中心成立五周年，在蒲达玛的推动下，法国远东学院驻吉隆坡中心、马来西亚文化艺术旅游部、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三方共同合作，组织学者撰文，整理出版了《马来占人民族风俗研究》[38]一书，这一著作虽然没有针对占婆与马来文化关系进行专论，但占婆风俗已被纳入马来世界的研究范畴中，在占婆研究领域，“Melayu-Campa”（马来由—占婆）这一术语开始被采用。
1995年，蒲达玛又推动法国远东学院驻吉隆坡中心与马来西亚教育部合作，出版了另一本论文集——《马来世界与印支世界》，[39]这本论文集将各国学者的一共15篇论文按照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文学等领域对马来世界与印支世界的关系及文化交流情况进行分类出版，应该说这是有史以来研究马来世界与印支世界关系及文化交流最全面的研究成果。
自1997年，蒲达玛开始转入占婆与马来同源文学作品的研究。同年，蒲达玛与木萨、阿卜杜勒·卡林（Abdul Karim）共同出版了第一部关于占婆与马来同源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因拉帕特拉传》（
）。[40]1998年和2000年，这三位学者又相继合作出版了另外两部与马来文学或文化有关的占婆文学作品。这两部作品分别是《德瓦玛努传》（
）[41]和《吉兰丹公主》（
）。[42]在这三部著作中，蒲达玛等人主要从文本的角度进行论述，并把婆罗米体占文和拉丁化占文附在著作中。占婆自19世纪初从越南版图中消失以来，图籍几乎丧失殆尽，每一件文字性文本的保留和研究，对于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而言都是莫大的幸事，蒲达玛等人所做的搜集整理工作，对占婆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
除文学领域外，蒲达玛还致力于推动占婆与马来世界服饰文化交流的研究，1998年，蒲达玛推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和法国远东学院合作，出版了一本题为《马来民族的分支——占族服饰》[43]的著作。这一著作对占婆服饰的特点，以及占族与马来民族服饰文化的交流进行了论述。1999年，蒲达玛等学者在美国创办了英语和越南语双语的学术刊物——《占婆研究》。这一刊物每一至两年出版一本专门的研究文集，其中也包括一些研究占婆与马来文化交流的博士论文。
1999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瑟古德（G. Thurgood）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占婆语言——从原始占语到现代方言——两千多年的语言接触与变异》[44]，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当代国际语言学界研究占语与马来世界语言关系最前沿的成果，在该书中，作者论及占语与马来语的关系。2009年，国内学者吴安其出版了《南岛语分类研究》[45]，该著作对占语和马来语的关系也略有论述。
20世纪80年代占婆与马来文化交流研究的兴起得益于东南亚国际政治形势的改善。这一时期，法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了带头作用。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法国是传统的非常重视文化传承以及文化研究的大国，希望扩大法国的文化影响；二是因为在近代，法国曾是印支三国的宗主国，对印支三国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具有百年以上的学术积累，大量有关占婆的研究资料和成果，特别是占文资料都收藏于法国远东学院等机构，这为法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三 21世纪初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研究
21世纪初，由于国际交流与往来的便利，互联网的日益发展，以及从事占婆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等原因，占婆与马来文化交流的研究得以继续向前推进，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多，涉及领域日益广泛，学术影响逐渐扩大。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2000年，蒲达玛考释了最早成书于17世纪的世界上第一本《马来语—占语词典》（
）[46]。
综合研究方面，2000年，蒲达玛又推动马来西亚文化艺术旅游部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举办了第二届“印支半岛与马来世界的历史文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该会议的学术论文得以出版。[47]这本论文集共收录七篇论文，其中包括三篇涉及占婆与马来世界关系的论文，第一篇是蒲达玛撰写的《18世纪莱佛士版本〈马来纪年〉第十四章中有关占婆的记载》，[48]蒲达玛发现莱佛士版本的《马来纪年》中有关占婆的记载与现在马来西亚通行本，即1896年由舍拉贝尔（W. G. Shellabear）作序的《马来纪年》版本[49]中的记载有一些差异，蒲达玛把这一章节翻译成法文并进行分析研究。第二篇是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学者伽扎里（A. Z. B. Ghazali）撰写的《从马来文献看马来世界与印支世界的历史文化关系》，[50]在这篇论文中伽扎里主要分析了三种马来文献中涉及占婆的记载，这三种文献分别是《吉兰丹传奇》（Hikayat Seri Kelantan）《吉兰丹史话》（Riwayat Kelantan）和《马来纪年》。这篇论文的内容与蒲达玛论文中对《马来纪年》的分析略有相似，但对其他两种文献的分析较为新颖。第三篇论文是马来亚大学历史系黄子坚的《从越南文献看马来世界——以阇婆国为例》，[51]黄子坚主要利用越南汉文史籍《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嘉定城通志》等史料对历史上京族、占族与阇婆[52]的文化关系进行梳理。
2005年，马来西亚国家大学也参与到占婆研究的领域。2005年，马来西亚国家大学历史、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出版了一本题为《占婆社会》的著作，这一著作收录了11篇马来西亚学者的相关论文，其中有三篇涉及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关系。第一篇是纳比（Nabir）和穆沙（Musa）合撰的《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占人的经济状况》，[53]该文论述自1975年至1992年期间，自柬埔寨和越南南部迁移到马来西亚的占人的经济情况。第二篇是沙雷撰写的《马来西亚占人社会的出现与存在》[54]，该文论述占人在历史上不断移居马来半岛的历程。第三篇是易司马仪（S.Z.Ismail）撰写的《马来古代文学中有关占婆的记载——基于占婆艺术与文化的一般介绍》。[55]
在文学研究领域，2007年，蒲达玛又与尼古拉斯·韦伯（Nicolas，W）及伽扎理（A. Z. B. Ghazali）合作出版了《云玛路传》（
）。[56]这部文学作品虽然并非借自马来文学，但反映了占婆伊斯兰化的一些迹象，反映了马来伊斯兰教对占婆的影响。
2009年，法国远东学院又与马来亚大学、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文化处合作，在吉隆坡举办了第三届“印支半岛与马来世界的历史文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有来自法国、中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的20位学者参与，会议论文涉及考古、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京都大学学者新江利彦撰写的《占婆加莱族——越南中部山区文学作品中的爪哇形象》，[57]占族也有其他分支民族，其中包括居住在现在越南中部山区的加莱族，加莱族中的文学作品中也包含有爪哇的记载，这在本书第四章会专门论及。马来西亚学者黄子坚的《马来西亚的占人移民》[58]一文也值得一提，该文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马来西亚接受越战结束以来迁居马来西亚的占人难民的原因，以及占人难民移居至马来西亚后如何重新融入马来人社会的情况。法国学者尼古拉斯·韦伯的《从法国殖民档案看占婆与马来的关系》[59]也引起普遍关注。蒲达玛的《马来世界与占婆：文化、历史与商业联系》一文则从宏观的角度论述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关系。[60]中国学者刘志强提交的论文是《中国史籍中关于占婆与马来世界关系的记载》[61]，由于引用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公布的梁代《职贡图》中有关林邑人的肖像画而引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学者的关注。
总之，在21世纪初，占婆和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这一领域在研究层面、国际学界的参与度、学术影响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 越南及中国国内学者关于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研究
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越南的学术发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相对滞后。越南近代受到法国的殖民统治，1945年虽宣布独立，但至1954年奠边府战役结束，《日内瓦协议》签订之后，越南北方局势才逐渐稳定，紧接着越战爆发，直至1975年才结束，这些历史因素限制了越南的整体学术研究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南越的学术研究仍然成果颇丰，比如出现了类似《南风杂志》（Tạp Chí Nam Phong）、《文化月刊》（Văn Hoá Nguyệt San）、《越南考古集刊》（Việt Nam Khảo Cổ tập San）等一系列在国际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刊物。可以说，这些刊物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南越学术研究具有标志性的刊物。由于南越的大多学者曾接受法式教育，且大多精通法文，故能研究和吸收法国学者的学术成果。1974年，在越战结束前，南越的学者阮文论出版了《越南西南地区的占人穆斯林》一书。[62]在该书中，阮文论大量引用了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用以论述占婆历史及占婆与马来的关系，但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并不是该书内容的重点。其他关于占婆历史文化的论著也颇为丰富，但我们几乎找不到涉及本书研究领域的内容。当然，这也与这一时期的越南国家政治与对外政策有密切关系。
1986年以后，越南实行革新开放，对外交流逐渐增多。至20世纪90年代，越南学界开始出现几位占族学者，他们多与蒲达玛有学术联系，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因拉萨拉（Inrasara），他于1994年出版了学术界第一本《占婆文学概论》[63]，在这本著作中，因拉萨拉引用了法国学者木萨关于占婆与马来文学关系的材料和观点，开始把法国和马来西亚关于占婆与马来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越南学界。至2006年，因拉萨拉又出版了一本《占婆长诗》[64]，在引论部分，他对马来伊斯兰教在占婆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另外一位占族学者是张文门（Trương Văn Môn），他主要研究当代占族的各种宗教仪式。2003年，他出版了一本专著——《占人的传统仪式与风俗》，[65]在这本书中，他论述了占婆的舞蹈祭祀仪式，这一仪式被认为是深受马来文化影响的祭祀活动。同年，张文门赴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2008年，张文门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17世纪至19世纪占婆与马来半岛的历史联系——以占婆舞蹈祭祀仪式的发展过程为例》，[66]这篇硕士论文所用资料颇为丰富，运用了占文、英文、法文等相关文献进行论述，对占婆舞蹈祭祀仪式与马来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书中关于占婆舞蹈祭祀仪式的部分材料和观点即参考了张文门的研究成果。
第三位学者是毕业于越南胡志明市社会科学院的富文罕（Phú Văn Hẳn）。2003年，他撰写了以《越南占语和马来西亚马来语语音结构和文字比较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67]这篇论文是越南国内对占语与马来语进行比较的第一部著作。
中国国内学界较早意识到占婆与马来世界发生关系的学者要数徐松石先生。1939年，徐松石在其著作《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论及印度支那与壮族的关系时观点如下。
林邑乃汉象林地，中国史称为林邑，唐元和后改称环王，五代时改称占城，本名实系占婆。《水经注》谓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通志》又谓马援曾至林邑。《林邑记》说：“自南行，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县东经安定县，北带长江，江中有越王所铸铜船，其水又东流，隔水有坭黎城，言阿育王所筑也。”阿育王的大名远及此地，林邑的佛化可知。其人居干栏，与壮族同俗（《梁书》卷五十四所述桑棉、吉贝即出林邑）。
惟有一事十分奇异，即中文“马留人”的名称起于此地，张勃说：“象林县在交阯南，马援所植铜柱以表汉界处也，援北还，留十余户于铜柱所，至隋有三百余户，悉姓马，土人以为流域，号曰‘马流人’，亦曰‘马留人’。”这“马留人”或“马流人”显然为马来人的异译，今马来人种居于印度支那南面的马来半岛，也有人称之为“马来由”或“马来亚”（Malaya）。其人属于鸢色人，谓马来民族为马援所留人种，似不可信，恐怕土人自古称为马来族。张勃之说乃附会罢。然而隋时林邑有马来人，亦可表明古代鸢色马来人种的居地，并不限于今日的马来半岛。[68]
徐松石的论述是有道理的，但囿于时代的局限，他不能到印度支那等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所撰的这本《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关于壮泰民族关系的观点被广西民族大学范宏贵教授进一步深入研究，并辑成著作——《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69]该书已成为当代壮泰民族文化关系研究的代表作之一。由于种种原因，徐松石早年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马来人的研究一直无人继续耕耘。
至194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向达教授手抄了英国学者爱德华（E. D. Edwards）和布莱格顿（C. O. Blagden）在《伦敦大学学报》合作发表的有关《占城国译语》研究的论文，这说明当时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学者仍然是紧跟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向的。但遗憾的是，该手稿自向达先生赠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室以来，鲜有关注者，至2008年，笔者查阅时，该手稿已发黄变脆。[70]1948年，中国越南史专家张秀民先生又发表《占城人Chams 移入中国考》一文，文中说道：“占城因信婆罗门教及回教之故，采用梵语及阿拉伯语。其大部分则混入马来语。惟读音微有变异。”[71]2006年，中山大学学者牛军凯引用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了马来人在伊斯兰教传入占婆过程中的作用。[72]2009年，刘志强发表了《〈占城译语〉的两种版本——兼论占婆与马来的文化关系》一文，[73]开始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总之，国内学界对于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关注并不多。
五 占婆与马来文化世界文化交流研究的特点
综观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占婆与马来文化交流的研究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学界对于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研究的关注较迟，专门的研究至20世纪中叶才出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其一，长期以来，对于占婆历史、文化的研究，仍然是相关研究学者们相对集中关注的领域，在研究方向的定势下，学者很少意识到将占婆与马来世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说早年的占婆研究学者更多是从占婆与中国、柬埔寨、越南的关系视角进行研究，而很少把占婆与马来世界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其二，印支地区自近代至20世纪80年代，长期处于战乱，学者们要进行实地调研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使得历史、文化的研究无法结合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这是这一时期学者们多以文献研究为主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资料的互通有无也因“冷战”的限制而受到影响。第三，由于占文已属于“死文字”，要掌握第一手研究资料就必须通晓占婆文，研究的难度较大，这是这一研究领域很少为学者关注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二，从研究的学者群来看，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以法国和马来西亚学者为主，研究成果也以法文和马来文形式公开发表或出版居多。这与法国曾是印支地区的宗主国和马来西亚对占婆的民族文化认同不无关系。此外，法国学者在近代确实为恢复占婆的历史、文化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成果积累也颇多。法国一贯重视文化研究，且非常重视法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这早已为世人所知，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早期的研究成果多以法文形式发表或出版。法国远东学院于1987年在吉隆坡设立中心，自1988年始，蒲达玛连任了三届（12年）负责人。在他的极力推动下，马来西亚学者积极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去。虽然马来西亚学者大都谙晓英语，但出于马来语是其国语等原因，相关研究成果仍多以马来文的形式公开发表或出版。
第三，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研究至今尚未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主题，这一领域的研究多被包含在“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历史关系”“印支半岛与马来世界的历史文化关系”等研究主题之内。由于文化研究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还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而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领域，再加上研究占婆与马来历史文化关系的学者更多的是历史学科出身等原因，所以大部分有关占婆和马来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多被包含在历史研究题材的内容中。
第四，越南和中国关于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研究较为薄弱。笔者认为，学术的研究离不开国家的经济发展、开放程度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纯学术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越南关于占婆历史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不少，但从出成果的学者群看，除上文提及的几位占族学者外，绝大部分是京（越）族学者，当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三位：梁宁（Lương Ninh），其代表作是《占婆王国史》，[74]主要研究占婆历史；吴文营（Ngô Văn Doanh），其代表作是《占婆文化》，[75]主要研究占婆文化；陈其方（Trần Kỳ Phương），其代表作是《占婆遗址》，[76]主要进行考古研究。另一方面，占族人虽母语为占语，但由于占文（特别是婆罗米体占文）也不容易学习，并且即使掌握了，除研究外，别无他用，所以很少人愿意学习这种文字，就像现在壮族人虽会说壮语，但鲜有通晓壮文者一样。越南占族人因经济非常落后，而越南经济又被京族人掌控，大部分占族人为生计不得不努力学习越语，以便于谋生。这是占人学者在学术界很少出现的重要原因。
中国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较少，主要是国内与国外学术界交流不够，加之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涉及占婆和马来世界两个研究对象，完全脱离中国这一研究主题而选择东南亚地区内的两个对象进行研究，通常不为学者们选题时考虑。
六 小结
2009年10月，在马来西亚成立了占婆研究团队（Cham Study Group），成员包括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教授穆沙，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子坚，法国远东学院教授蒲达玛，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新江利彦，法国巴黎十大博士伊美帼（Emiko Stock），马来亚大学博士后、法国学者尼古拉斯·韦伯，越南胡志明市社会人文科学大学的张文门，日籍学者、马来西亚北方大学的纳加木拉（Rie Nakamura）等学者，笔者有幸也成为其中之一员，得以紧跟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这一研究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学术会议，推动占婆与马来世界关系的研究，同时出版相关著作。
研究历史也好，文化也罢，都强调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如不能阅读研究对象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其研究成果是缺乏信服力的。就占婆与马来文化交流这一研究领域而言，要求学者至少能够阅读占婆文及马来文。马来西亚的学者自然大多能通晓马来文，在国内懂得印尼—马来文的学者也不少，唯鲜有能阅读占婆文者，这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难点。
根据笔者这几年来的调研和蒲达玛的介绍，当代学术界能通晓占文的学者共有11位，其中法国学者4位，越南学者5位，日本学者1位，笔者自2009年10月赴马来西亚师从蒲达玛学习占文以来，也略能阅读，暂可算一位。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已经或者正在学习占文的学者，只是目前他们尚未活跃在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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