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科学与民主的幸福许诺

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化，如戊戌变法以及随后的辛亥革命，均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无论制度上的变革还是彻底的社会革命都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传统政治体制，却促成了更为恶劣的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众的“幸福”依然远不可见。清末的改革与革命都无法扭转中国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民智有着极大关系。传统制度虽然已经瓦解，国民的思想意识却并未发生改变，传统的思想意识和伦理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故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需要彻底改造中国国民的思想和意识。于是，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提倡以科学与民主观念塑造新国民进而实现民众幸福生活为目的的思想意识革新运动骤然兴起。

在西方思想的强势影响下，民主与科学的观念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试图用这些观念来改造国民思想，以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他们认为，一旦民主与科学等观念深入人心，国民思想改造便可基本完成，而中国的独立与民众的富强也将指日可待。

20世纪初，在中国文化界，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文化革新运动。这场运动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核心，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学说。他们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政治、伦理、文化、教育等都是它所攻击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等级秩序和观念不仅不利于个人人格的发展和形成，妨碍了思想的自由传播，而且剥夺了人生而平等的权利，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唯有促进中国广大民众的早日觉悟，使他们断绝与传统思想的关联，培养其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才能造成生活的根本改变。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传统思想及其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进攻。他号召人们应当具有民主精神，自觉与传统制度、伦理观念和封建礼教作斗争。在坚持民主的同时，也应当具有科学精神。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乎现今社会的，即便它是先贤圣哲所遗留的、政府所提倡的，都应当予以摒弃。胡适也将科学精神浓缩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精神，并认为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要发扬科学的精神、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胡适的这一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这一点无须赘言。

在意识形态领域，胡适等人还展开了以科学为核心内容的“新国民”意识的塑造。他们不仅批判了中国人一直以来所固有的那种劣根性，并且提出要培养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国民”并为之殚精竭虑。其中，胡适对于中国传统国民意识之弊病的嘲讽与抨击以及对于现代“新国民”意识的塑造尤具代表性，其影响也极其深远。

在寻找贫弱国家的出路问题上，胡适的价值体现在寻找国家的病因何在。在国家贫弱、秩序混乱的时代背景下，胡适希望能够在对西方文明的感受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的基础上找出国家和社会的病根。对于中国的旧有文化传统，胡适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曾颇为自豪的“旧的文学、政治、伦理”，恰恰是造成旧国民的根源，要想国家社会得到新生，必须尽去之。他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迁就之，此东方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胡适，1998：6）因此，胡适认为，要想促成中国的进步，就必须在思想意识领域进行彻底的清算。从而，在自知之明的基础上，重建民族信心，而不是自以为是的盲目民族自信。胡适曾激烈抨击“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胡适，1998：389），指出国人必须从心底承认传统的文化意识是落后的、需要变革的。他给出的变革药方是科学。胡适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精神塑造新的国民，才能建立新的“人生观”，从而朝向幸福的新生活，“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胡适，1998：562）。在胡适看来，科学精神塑造起来的“新国民”是中国焕发新生、中国人走向富强的主要推动力。^[1]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影响十分巨大，它不仅打破了传统思想在中国的垄断地位，而且促进了中西方思想的沟通与交流，为以后中西文化的融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为关键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的民智，使得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在中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如果依照马克斯·韦伯将近代化理解为“去魅”的理性化过程，那么，新文化运动张扬的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无疑代表了近代中国所兴起的一股理性精神。诚如许多论者所言，“五四”时期乃是一个传统制度面临瓦解从而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制度却又不断遭受挫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强烈的疏离感和彷徨无措的感受。传统文化与观念的失落，迫使人们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来解决当下的迷茫与信仰缺失，而民主与科学正是这个时代所大力弘扬的。陈独秀在谈到科学（“赛”先生）与民主（“德”先生）的观念时曾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1987：234）也就是说，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需要从意识形态领域寻找道路。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建，可以促成一个民族独立、国民幸福的国家。

可见，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认为科学与民主不仅可以救国，可以塑造新国民，还是民众走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当然，新文化运动对于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推崇与提倡，使得一股“科学万能论”的思想蔚然成风，走向了一种“唯科学主义”。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乐观地认为，只要有科学与民主，中国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中国国民就能走上幸福的坦途。事实证明，9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追寻幸福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