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幸福的“乌托邦”

幸福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在任何时候它总是与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也往往通过各种具体而微的观念呈现出来，而这些观念则又往往通过文本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脉搏与社会状况。因此，处于不同时代与社会的人的幸福观，也往往通过其所处时代的迥异的观念呈现出来。比如，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民族的复兴、救亡与图存最为重要，唯有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中华民族才能重拾自尊与自信，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百姓的安居乐业才可能得以实现。因此，个人幸福总是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任何时代，国家的治乱兴衰总是内在地关联着那个时代的民生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富强与民众的福祉有着莫大的关联。或者说，幸福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个体性而总是呈现社会性特征。

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国民，尤其是普通民众遭受了内外交织的极大苦难。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许多中国人或者思想家不得不以各种极端的方式来体验一种在现实社会难以企及的幸福。

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参加这场运动的太平天国军民即是用一种极端的“乌托邦”幻想来追求幸福。太平天国的发起者们运用了源远流长的“大同”理念作为其主导思想，并以古往今来为无数人所称道的“太平”作为其名称。他们宣称，“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太平天国印书》，1979：4）。太平天国之所以声势浩大，与其所鼓吹的“一切众生，人人平等”的口号密不可分。《原道醒世训》里说道：“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太平天国印书》，1979：15）在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也同样阐述了这种均田免粮、平等互爱的平等原则。每个人都是缔结、创建社会的成员，因此每个个体都应该享有平等的社会收益（王海明，2011：3）。太平天国运动的这种利益诉求具有合理性，因此，虽然这种对平等的诉求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诉求相近，且很多观念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有悖，却吸引了许多正处于极度艰难境地的农民群众。即便这种政治规划不一定成为现实，然而，在那样一个民生艰难的时代，对于处在恶劣的生存境遇下的民众而言，几乎很难想象比当时更差的社会生存境况。薛福成在感叹当时的民生处境时说道：“余尝闻父老谈及乾隆中叶之盛，其时物产之丰、谋生之易，较之今日如在天上。再追溯康熙初年，物产之丰、谋生之易，则由乾隆年间视之，又如在天上焉。”（薛福成，2002：187）在生计成为严重问题的时候，当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者们提出这种大同和平等的“乌托邦”时，自然能得到很多民众的响应。

除了太平天国这样的掺杂宗教和大同理想的“乌托邦”之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以其特有的拯救天下的使命感，试图通过融合中西思想来超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在融合中西、超越现实的构想中，康有为对于大同蓝图的设计无疑是最令人关注的。康有为托古改制，通过对中国儒家经典《礼记》的细致研究，提出了“三世”进化说，认为整个世界将会逐渐由“据乱世”进步到“升平世”，并最终达到“太平世”，最后达到“大同社会”的阶段。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明显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因为他不像曾经的许多儒家知识分子那样总是向后看且认为三代之治、尧天舜日才是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的思路是向前看，认为美好而幸福的世界只存在于未来。鲍吾刚指出：“恰恰是处于它最虚弱、孤立的阶段，也就是19世纪的晚期以及20世纪的开始，中国产生了最奇异的乌托邦构想：她想要拯救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帝国，甚至还包括整个世界。”（鲍吾刚，2004：289）康有为将拯救乱世、解救世间之人所遭遇的困难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康有为，2007：61）梁启超在为康有为作传时赞其“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横纵四顾，由澄清天下之志”（梁启超，1989：76）。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最高期望。

无论是太平天国所设想的共享太平的“乌托邦”，还是康有为所提出的进化式的大同社会，都是在动荡社会背景下对理想生活的一种脱离实际的构想。在这种构想里，民众的“幸福”只能以幻想的形式出现。“乌托邦”幻象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只有真正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才是近代中国社会以及国民的唯一出路。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对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诉求就显得比任何事务都更为重要。而对国富民强追求正当性的构建，首先要破除的便是传统的极端轻视物质追求的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