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小城镇与小城镇叙事
对于小城镇这一概念外延与内涵的界定，国内学者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什么是小城镇？正如卢汉超所说：“小城镇是一个使用很广而又缺乏严格定义的概念。”[1]这一概念之所以“缺乏严格定义”，就在于很难定义，而定义之难，主要在于“小城”与“镇”的边界的认定。
“小城镇”应该可以分解为“小城”和“镇”。对于城市大小的划分或界定，目前存在着多种标准，如居民人口数量的多少，行政区划级别的高低，市区人口密度的大小，拥有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小等。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小城”是“地级市”“县级市”或“县辖镇”，其“市区”人口数量在20万以下；“镇”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根据其行政区划及经济地位一般可分为“建制镇”或“乡镇”。“建制镇”一般是镇政府或乡政府的所在地，是一方乡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它虽然不像“县辖市”那样直接由“县级市”管辖，但它拥有“县级市”的许多派出机构，它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实体或单位直接与县城的对应实体或单位挂钩。乡镇，在许多情况下是乡政府的所在地，但有时就是农民集中居住、具有“街”的形态的一般乡村，所谓“街尾乡头”——尽管它拥有茶馆、诊所、商店等作为“镇”的标志物的商业营运实体，但其居民主体是农民，因此费孝通先生将“镇”分为“城镇”“乡镇”“村镇”三种类型。笔者认为，小城镇是城市与乡村的集合体与接合部，是一种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而又比大中城市低一层次的社会实体，它包括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工矿区、县级市、建制镇和乡村集镇。当然，笔者的这种划分十分粗略，只是一种“相对划分”，因为这种划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存在着一定不足。例如，在珠江三角洲，由于城市化的急速推进及外来民工的不断涌入，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小城或“地级市”“县级市”的人口达到100万，在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许多“镇”仅“常住人口”就超过20万。显然，这些城镇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城镇定义难以包括的。考虑到“历史沿革”“习惯认定”等多种因素，我们仍然认定这些城镇为小城镇。
对小城镇叙事小说进行定义，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小城镇叙事小说的称呼问题。
笔者将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小说类型称为“小城镇叙事小说”。目前，学界给予以小城镇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不同的称呼。杨剑龙、逄增玉、徐德明、熊家良等学者在“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笔谈[2]的系列文章中称之为“小城文学”。例如，熊家良认为：“凡是以小城及周边为背景，以写小城人及小城生活为主，传达出现代意识和小城风情的作品，皆可称为小城文学。”[3]这一称谓得到赵冬梅等学者的认同[4]。易竹贤、李莉等称之为“小城镇小说”，认为“小城镇小说勾勒的是一部独特的中国社会的初期蜕变史”[5]。杨加印、龚奎林、黄梅等人称之为“小城镇文学”[6]。综观多种提法，我们可以将这些命名归纳为三种基本方式：一是将小城镇叙事小说称为“文学”，二是将小城镇叙事小说称为“小说”，三是在“文学”或“小说”之前冠以“小城”或“小城镇”。笔者认为，在学界已经明确界定了“文学”和“小说”的分野之后，在新时代命名一个新对象之时，我们不能继续以“属概念”指称“种概念”，不能再以“文学”笼统地指称“小说”。因此，我们认为，使用“小城镇文学”“小城文学”等概念指称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妥之处。指称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在“小说”之前冠以“小城”，有“以偏概全”之嫌：尽管“小城”这一概念有着浓郁的文化韵味、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诗意”，但不能因此就以“小城”取代“小城镇”，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小城”与“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学层面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具体创作中作家们对这两个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分。由此我们发现，易竹贤等学者使用的“小城镇小说”具有更大的涵盖面与适用性，因为这一概念既准确地以“小说”指称作品类型，又注意到了概念外延的覆盖面。然而，如果我们从这一概念出发，审视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时，就会发现这一概念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小城镇小说”充分考虑到了被命名对象的社会学、文化学意蕴，但对其文艺学、美学特征有所忽略。笔者认为，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作品最突出的文艺学、美学特征是其叙事学个性。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叙事学个性主要表现在特定的叙事对象与特定的叙事平台两个方面。小城镇叙事小说特定的叙事对象，是小城镇生活或小城镇人生，即小城镇叙事小说专注的是城乡之间的生存空间，这一特定的叙事对象在“题材学”层面将其与“都市小说”和“乡村小说”区别开来，从而也奠定了自身的文艺学、美学属性以及价值。小城镇叙事小说特定的叙事平台是特定的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如果说小城镇是一种话语载体的话，那么这一话语载体是由时间与空间两个部分构成的。首先，小城镇是一种叙事空间：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小城或小镇是相对独立封闭的王国，它以其特有的物理属性与文化属性昭示“乡土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质变与量变，及其在既定历史时段所达到的程度。其次，小城镇是一种叙事时间：小城镇以其自身发展的线性轨迹标识一个东方农业大国的文明演进史——当现代意义的都市出现在神州大地并将自身与“乡土中国”（费孝通语）区分开之际，小城镇的社会学、文化学意义也开始显现出来，它标明的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蜕变的线性轨迹。因此，小城镇特有的空间意义与时间意义成就了其特有的文艺学、美学意义。简言之，在叙事时间层面，小城镇既以其线性演进标识自身的变迁轨迹，又以其相对静止标识其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到达的空间位置。因为小城镇叙事小说有着特殊的叙事学特征，所以我们在命名时不可忽略其叙事学特征。因此，笔者在“小城镇小说”之间加上“叙事”二字，将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小说类型称为“小城镇叙事小说”。
二是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指称范围问题。
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指称范围认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其指称范围认定涉及一系列难题，如小城镇叙事小说与都市文学的界限切分、小城镇叙事小说与乡村小说的疆域分隔、涉及小城镇描写的作品与以小城镇为直接叙事对象的作品的区分等。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区分涉及小城镇描写的作品与以小城镇为直接叙事对象的作品，因此，在此我们要着重讨论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有必要阐明何为“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就是将小城镇当成直接描写对象的作品。将小城镇当成直接描写对象的作品可分为两个大类：直接审视小城镇的作品和将小城镇作为叙事载体的作品。在此，我们分别讨论：①直接审视小城镇的作品将小城镇作为考察和凝视的对象。在许多情况下，叙事主体将小城镇作为一种观照对象，如审视小城镇人格、记叙特定历史时段小城镇的变迁、展示小城镇风情、透视小城镇文化、把玩小城镇人生等。例如《泥巴人》（陈世旭）、《我那遥远的故乡小镇》（李骏）、《洞天》（李贯通）等作品描写了社会急剧转型对小镇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的冲击，汪曾祺与孙方友的部分作品展示了小城与小镇特有的风土人情，张国擎的《古镇逸事》《古柳一景》《煮火》等“古镇系列”对小镇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如展示宗法文化在小镇文化中的地位、审视小镇的文化权力结构等）。在这些作品中，小城镇是被审视、被考量、被把玩的客体。②在将小城镇作为叙事载体的作品中，小城镇首先是一种叙事载体，其次是被观照的客体。作为叙事载体，小城镇因其区别于城市和乡村的物理形态与精神特征而充当叙事平台，为作品的叙事提供时间与空间的叙事平台。例如，在《芙蓉镇》（古华）、《你是一条河》（池莉）、《阖岚镇沿革》（贾兴安）等作品中，小城镇既是一种时间顺序，又是一种生存空间，小城镇以其特有的物质形态承载了作家的生活阐释与历史思考，小城镇以其特有的精神禀赋解构了作家的文化思考与政治评点。然而，此时的小城镇不是单纯地充当叙事平台，因为它本身也是被观照、被把玩的对象。例如，在《芙蓉镇》中，芙蓉镇在充当“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的承载物的同时，其本身还接受了作者从文化、政治等不同角度对特定客体的观照。例如，作者意欲从文化角度出发，“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生活的色彩和生活情调来”。《阖岚镇沿革》演绎了1913～2000年这一历史时段内阖岚镇的线性演进及这种线性演进与整个时代变迁的呼应。作为一种物理平台，阖岚镇承载了作者对小镇凡俗人生的展示及对凡俗人生所包含的政治内涵的新历史主义解读——包括对权威现代性话语的内在逻辑的考量及“被现代化”对象自身素质的观照。
其次，我们有必要说明涉及小城镇描写的作品与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作品的不同。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涉及小城镇描写的作品中，小城镇仅是一个简单的背景，而不是被观照被把玩的对象。例如，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是不能归入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因为《小城春秋》是典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7]，作品的核心叙事动机是通过对“历史”的本质叙述为新社会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证明，其叙事逻辑与叙事方式与《青春之歌》等作品一致，“小城”在作品中仅是事件发生的一个远景；《红旗谱》虽然叙述了锁井镇上两家农民三代人的历史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历史，但“二师学期”和“高蠢暴动”这两个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事件是作品叙述的重心和高潮，家族的所作所为直接介入政治事件，作品的整体描写指向阶级斗争，正如梁斌所说：“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8]在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中，小镇史屯仅是王葡萄藏匿和养护“反革命”公爹这一事件发生或故事存在的地点，事件的发生或故事的存在与史屯的本质属性没有内在关联。作为背景存在的小城镇和作为被审视对象的小城镇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例如，《白鹿原》与《古船》的故事都发生在小镇上，但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鹿镇仅是被偶尔提及的一个地名，白鹿镇自身的物理形态及精神特征与作品主题的关涉不大，而洼狸镇在张炜的《古船》中则既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又是被审视的对象。二是在涉及小城镇描写的作品中，小城镇不是作品的创作指向：在这些作品中，小城镇可能是一种叙事载体，但它承载的不是对小城镇自身的思考，作品的整体不是集中指向小城镇。例如。李锐的《银城故事》与张炜的《古船》都以小城镇为叙事载体，但两者的叙事指向明显不同：尽管《银城故事》对银城的地理位置、山川美景等自然环境进行了描绘，对具有地域色彩的井盐开采、竹子加工、两季牛市等工商业活动进行了描写，对火边子牛肉、退秋鲜鱼等特产风味进行了介绍，但作品的叙事目的不是小城自身，而是观照“历史的原生态”及揭示历史的“非理性”，小城在作品中仅仅是展示盐商大户刘三公家族命运的平台，是先后登台的多种力量较量的场所，如将这个“平台”替换为大都市，整体叙事仍然成立。在《古船》中，小镇也是一种载体，作家也立足于这一载体对早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等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进行了反思，反思之中也显现出对“元话语”的质疑，但这种反思始终关联着小镇，如小镇的文化人格、“国家权力”与具有农耕底蕴的小镇宗法权力的亲和与对立、宗法权力在小镇的运作方式、乡镇文化的农耕性等，即小镇自身是《古船》的创作指向之一。在杨争光的作品中，有许多事件发生在小镇上，小镇是一个叙事平台，但作品的最终指向是乡村。例如，在《棺材铺》中，杨明远抓住李兆连、胡为两家的矛盾，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直至最后亲手杀死李兆连的儿子贵贵，导演了小镇上的暴力屠杀，其最终目的是要看到自己的棺材怎样装人（“我觉得用我的棺材装死人有意思”“我还没亲眼看见过用我的棺材装死人哩”），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渲染暴力、死亡、流血只是创作的一个方面，作品更多的是承续了《老旦是一棵树》《赌徒》等作品对人性的执著探索，而这种探索的最终指向是观照西北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
当然，有些作品具有“兼类”性质。这些作品往往内涵丰富，意指复杂。裘山山的《保卫樱桃》就是这样的作品。樱桃是美好人性和理想社会秩序的象征，年轻的女校长意欲通过保卫樱桃（让村民们以体面的方式得到樱桃）的举措来重建某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来改变小镇人的生存观念，从而升华村民的人性，然而，由于学校加高了围墙，村民们因不能像先前那样以偷窃方式得到樱桃而愤怒，他们抬着因偷窃樱桃摔伤的村民闹事，要学校赔医药费，女校长求助于老校长、求助于学生、求助于派出所所长，最后学校在村里办了酒席才平息事件。很明显，事与愿违：女校长意欲重建社会秩序却扰动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意欲升华人性却使人性在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老校长对村民偷窃樱桃的“宽容”，学生对家长偷窃行为的反应麻木，派出所所长对闹事村民的嗔怪所显露出来的袒护，表明乡村文化与小镇文化在属性上的同构，表明一种有缺陷的文化能构成一种畸形且牢不可破的文化生态平衡，表明女性话语权在“地方”的弱势。因此，《保卫樱桃》的创作指向是双向或多向的，即既有对乡村文化的审视，又有对城镇文化的审视，还有对男权文化的统治地位的观照。《保卫樱桃》这类作品应该有双重或多重的归属。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初步这样定义：小城镇叙事小说是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和叙事平台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小城镇既是被审视、被考量、被把玩的客体，又是承载作家的生活阐释与历史思考的平台。
在此，我们还需简单讨论文学思潮与小城镇小说创作的关系问题。新时期是一个思潮迭起、文学多变、流脉繁多的时段，在此阶段问世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可归入具体的文学思潮或文学发展流脉中，因此，我们在进行作品甄别时，关键是看其整体创作是否指向小城镇自身，而不必过于在意其流派归属。例如，池莉的《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青奴》等作品分属于“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不同的小说创作流脉，这些作品被打上了鲜明的“思潮”印记，但这些作品同时又具有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基本特征：小镇在作品中既是叙事平台又是叙事对象，江汉平原上的“沔水镇”是一个具有多重意蕴的重心意象，因此我们认定《你是一条河》是小城镇叙事小说；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等作品都以小城镇为叙事背景，但作品的整体与小城镇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其创作指向是“爱情战争”——“爱情双方既是爱的对手又是作战的对手，英勇全部的智力与体力”[9]，而不是小城镇自身，因此，这些作品不是小城镇叙事小说。
对于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外延划定（即小城镇叙事小说“疆域”的认定）十分关键。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体分类都具有相对性，即属于这种文体的创作既有“核心”部分，又有“外围”部分，在“外围”部分中，如同生物学分类中的“跨类生物”一样，许多作品具有“兼类”特征，但“核心”部分总是具有该类文体最鲜明的特征。在小城镇叙事小说中，汪曾祺的“高邮系列”、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孙方友的“小镇人物系列”与“陈州系列”、陈世旭的“小镇系列”、彭瑞高与何申等人的“乡镇系列”、薛舒的“刘湾系列”、魏微的“东坝系列”等是“核心”部分，这些作品鲜明地展现了小城镇叙事小说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
最后我们要特别说明：小城镇叙事小说是一种文体或小说类型。对此我们作出两点解释。第一，与“身体写作”“成长小说”“少年写作”等“写作倾向”或“题材侧重”不同，小城镇叙事小说是一种分支文体或小说亚类，它已经从包孕它的母体（“一般小说”）中分离出来，它有自己的亚类文体特征。第二，与“身体写作”等创作不同，它是一个农业大国文明演进的产物，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有特定的经济基础与时代背景，有特定的心理依托与文化支撑，这种创作正处于发展之中，它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存在[10]。
二 “已有研究”
在此，“已有研究”就是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从严格意义上讲，与“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几乎空白，即“已有研究”主要是“间接相关研究”，“直接相关研究”极少。
所谓“间接相关研究”就是以“现代文学”阶段的小城镇叙事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仅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间接参考，所以笔者将其称为“间接相关研究”。
在此，我们应该首先提到熊家良的研究成果。熊家良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11]应该是现代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领域中的标志性成果。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从文化学视角出发考察现代“小城文化”。熊家良将“小城文化”分为“自然”“传统”“现代”三种类型，阐明了“小城文化”的表征，指出了其“二向性功能”属性；②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作家与现代“小城文化”的关系，重点讨论了作家的出身、身份、心态与创作的关系；③考察了现代作家对“小城世界”的描写。熊家良的研究有较大的系统性与覆盖面，初步解决了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的部分基本问题，对于个别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深度。熊家良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思路，如“把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放到自晚清以至当今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去观照，看取其在中西文化、城乡文化、现代与传统、守常与新变的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的典型意义及价值，分析它在从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旅途中所发挥的作用”，“把小城文化和小城文学放到整个民族传统中去观照，分析它的中介性、中间色彩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中年心态、中间文体，乃至地理环境、气候种族等方面的关系，思考由小城人格、小城意识、小城心态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质的正面价值或负面效应”等[12]。遗憾的是，作者后来的研究并未完全遵循这一思路。另一位对于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投入较多的学者是赵冬梅[13]。赵冬梅先后发表了《现代小说中的小城场景》（《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东西冲突中的现代小城文化》（《学术研究》2003年第4期）、《20世纪小城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南都学坛》2004年第2期）、《诗意与悲剧——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审美风格》（《南都学坛》2005年第4期）等论文。赵冬梅对小城镇叙事小说的风情风物描写的研究比较深入，此外，在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审美特征研究与小城镇文化品格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熊家良与赵冬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其研究也有较大的覆盖面，除此之外的研究显得比较零散。易竹贤、李莉等学者将“小城镇题材创作”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认为小城镇是中国现代小说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小城镇题材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人情风貌和人物系列，展示了近现代中国“乡土”社会蜕变初期复杂的历史文化状态[14]。奕梅健是较早对小城镇叙事小说进行“专题研究”且卓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奕梅健借用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观点，结合鲁迅、叶绍钧、老舍、茅盾等人的创作，对“小城镇意识”进行了社会学阐释，认定新教伦理与清教徒精神是“小城镇意识”的核心内涵，认为“它作为一种情感取向与价值判断，贯穿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品之中”[15]。尽管奕梅健的观点值得商榷，但这种提法及理论开拓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张磊对“小城意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小城意识表现为审美意识、忧患意识和家园意识，这一研究具有开拓性[16]。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一批研究“小城”的文学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赵淑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文学的小城——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小城形象及叙述形式》中对“小城意识”、小城的意象性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讨[17]。杨加印的硕士学位论文《“小城镇文学世界”——现代小说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对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中的“小城镇文学世界”进行了剖析，对小城镇的负载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18]。王艳丽的《小城社会和小城文学——论沈从文、萧红、师陀笔下的小城世界》，周海燕的《“果园城”的空间意象解析》等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文学层面的小城或小城社会进行了研究[19]。逄增玉、杨剑龙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提出许多设想，这些设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0]。显而易见，以上研究都以“现代文学”阶段的小城镇叙事小说为研究对象。
所谓“直接相关研究”就是以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为考察对象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关于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的研究极少。极其有限的研究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附带研究”，即在研究“现代文学”阶段的小城镇叙事小说时顺便谈及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例如，熊家良在《三元并立结构中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一文中，进行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本列举时，将文本范围扩展到新时期，谈及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余华、池莉等人的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认为“马原、格非、林白、迟子建等出身小城的作家，其小说、散文等有不少均与小城社会、小城生活有关”[21]。逄增玉在《文学视野中的小城镇形象及其价值》一文中突出“现代文学”阶段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兴盛而谈及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以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的“减少和稀薄”来反衬先前的丰富与繁荣。逄增玉教授认为：“80年代后期和进入90年代以后，一方面，在林斤澜、余华等人的小说中，小城镇的形象和叙事变得怪异与丰富；另一方面，在更多的作家那里，对小城镇的关注却日益减少和稀薄。”[22]赵冬梅在比较台湾与大陆的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时，提及古华的《芙蓉镇》、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柯云路的《新星》、张炜的《古船》等作品[23]。上述研究无一正面接触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二是以零星的个案研究形式存在[24]。基于有限的见闻，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个案研究主要研究具体的单个作品，且为数极少，如龚奎林、黄梅的《小城镇文学的魅力启示——以官场小说〈无根令〉作个案解读》（《当代文坛》2004年第6期）研究阿宁的《无根令》，杨剑龙的《“为小镇写一部风俗史”——评陈世旭的长篇新作〈将军镇〉》（《创作评谭》1999年第2期）评论陈世旭的《将军镇》，等等。
把握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评估“已有研究”为本课题研究留下的研究空间，二是考察“已有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本课题提供支撑。对于“已有研究”为本课题研究留下的研究空间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下文中进行，在此我们先讨论“已有研究”对本课题的支撑作用。由于“直接相关研究”发育尚未成熟，所以在此我们主要讨论“间接相关研究”对本课题的支撑作用。
考察“已有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本课题提供支撑，必须事先以本课题的实际需要为参照对“已有研究”进行评估，这种评估还要同时参照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性研究逻辑建构”。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比较完整的系统性研究（如某种类型的诗歌研究或小说研究）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建构。笔者认为，一种系统性的研究一般具有三个逻辑层面：逻辑构架（整体逻辑框架）、逻辑板块、逻辑元素。逻辑构架是整体研究的逻辑框架，尽管在具体研究中这种框架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构建，但不同的具体构架最后完成的是整体研究的逻辑构架的营建。例如，在新时期乡村小说研究中，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研究、乡村小说的题材研究、乡村小说的文体研究、乡村小说的审美特征研究、乡村小说的“亚类分支”研究等不同的研究就是具体的研究范畴或研究体系，这些研究范畴或体系最后在宏观层面构成乡村小说研究的整体逻辑构架。逻辑板块既是被研究的具体内容，又是构成逻辑构架的逻辑范畴。对逻辑板块的切分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如可从“工具”或理论凭借角度进行宏观切分，也可在文艺学范围内进行微观切分，而在微观层面，又可从创作构成要素、理论研究范畴等不同角度切分。例如，对于小说研究而言，我们可在微观范围内，从“常见”理论研究范畴角度切分出主题意蕴研究、题材研究、形象研究（包括人物形象研究、意象研究等）、艺术特征研究等相对独立的逻辑板块。逻辑元素是一个研究系统的基石或“基本粒子”，逻辑元素的主要部分是概念、判断、专用术语、局部结论等，一般通过定义、分析、解读等理论行为获得。逻辑元素可以划分为两个体系：实体体系（如基本概念、专业术语等）与虚体体系（如逻辑切分标准、逻辑组合规则等）。如果仅以“系统性研究逻辑建构”为参照，我们发现“现代文学”阶段的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首先，已经完成了部分逻辑元素的建构，如提出了“小城文学”“小城镇题材小说”等基本概念，并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比较科学的界定，对“小城”“镇”等概念进行了界说，拟定了“小城意识”“小城文化”等微观层面的逻辑范畴，并厘清了相互的逻辑关系，对部分作品进行了解读，等等。其次，初步切分、构建了部分逻辑板块。例如，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意象研究、文化学研究、民俗学研究、叙事学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等都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对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必需的核心板块进行了建构。再次，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的逻辑构架正在形成。这一方面的营建在两个层面进行。一个层面是像熊家良的研究那样力图建立具有局部合理性的逻辑体系（熊家良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三大研究范畴或研究体系：小城文化研究、小城作家研究与“文学中的小城世界”研究，三大研究范畴或研究体系构成宏观层面的逻辑构架，这种逻辑构架有一定的理论覆盖面及局部研究的内在合理性，但暂时还不具有逻辑覆盖的完整性）；另一层面是以“零散研究”形式出现的核心板块构建，如赵冬梅等学者的小城“风情”研究、作品审美特征研究[25]，杨加印等学者的“小城镇世界”研究等，这些研究以构建逻辑板块的方式促进了整体逻辑框架的发育。
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若以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的实际需要为参照，“已有研究”的缺憾与不足显而易见。笔者认为最大的缺憾有三：
一是整体逻辑框架的营建尚未完成。限于有限的见闻，笔者至今仅看到熊家良、赵冬梅等学者进行了整体逻辑框架的营建的尝试，尽管具体的局部研究逻辑框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整体逻辑构架尚未形成，那些以构建逻辑板块的方式来营建逻辑构架的“零散研究”，在客观上未能共同勾勒出整体逻辑框架的雏形。一个发育成熟的逻辑体系应该具有较大的理论覆盖面，体系结构应该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构成体系的逻辑板块必须内涵充实，板块的宏观切分要合乎形式逻辑学的切分规则，而“已有研究”与此相距甚远。因为“现代文学”阶段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的整体逻辑框架营建尚未完成，还因为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与先前创作的整体性差异——研究对象的差异，所以“已有研究”在整体逻辑框架方面为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提供的借鉴并不太多。
二是逻辑板块的构建并未全部完成，已有逻辑板块的内涵还需充实。逻辑板块构建（切分）的缺憾存在于两个层面：①针对“现代文学”阶段小城镇叙事的“已有研究”并未彻底完成逻辑板块的构建或切分；②由于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在叙事内容、叙事对象等方面与先前的小城镇叙事存在差异，新时期小城镇叙事还需开辟新的逻辑板块。已有逻辑板块的“外壳”已经基本成型，但板块的内涵还需充实。例如，在文化研究方面，人们习惯于泛泛地讨论小城镇的“风情”“风物”或风土人情，而对于小城镇的文化构成、文化特征等范畴很少涉及，在小城镇叙事小说的艺术特征研究中，所谓的“特征”在其他小说类型中甚至同时期的小说整体创作中也能见到，因为研究者没有分离出小城镇叙事小说独有的特征。导致已有逻辑板块内涵空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研究者将研究一般小说的方式方法用于研究小城镇叙事小说，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般指涉转换为特殊指涉。例如，有学者认为“悲剧”与“诗意”是小城镇叙事小说美学层面的两极——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动摇》，沙汀的《淘金记》等呈现的是“悲剧”，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展示的“诗意”，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基本美学特征是“悲剧”与“诗意”的结合，但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美学格局似乎在同时期的乡村小说中也存在。许多作家对鲁迅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化批判的分析就是对鲁迅整体小说创作的文化批判的分析，这些分析并未将小城镇或小城镇文化当成独立的客体进行考察，没有析出小城镇或小城镇文化的独特个性。总之，由于“已有研究”的局限性，要构建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的逻辑板块，还要做许多草创性的工作。
三是逻辑元素构建的完成也有待时日。因为“现代文学”阶段的小城镇叙事并未从“一般叙事”中剥离出来，所以对先前小城镇叙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研究”交叉，对先前小城镇叙事的研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例如，直接针对小城镇叙事研究的理论话语缺乏、部分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含混、作品解读的欠缺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付出艰辛的劳动。总之，在逻辑元素构建方面，“已有研究”为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提供的支撑也相当有限。
综上所述，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加之“已有研究”在诸多方面无法提供支撑，所以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必须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三 研究内容
本课题研究不可能也无意对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进行全面覆盖，本课题整体研究设计的基本宗旨是：辟出几大板块，覆盖研究领域的重要部分，注重整体构架微观层面的系统性与局部的合理性。
本课题设置了三大研究板块。
第一板块是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发生发展研究板块。这一板块主要研究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的萌发与流变，力图勾勒出其发展轨迹及整体创作的轮廓。描述这一创作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概况与创作特色，以“现代文学”阶段的同类创作为参照，展现其总体的拓展与变化，观照“小城镇叙事”与“一般叙事”的关联，揭示“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基本文体特征，是“流变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对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发展与嬗变的促进作用，也是这一板块的主要研究任务之一。
第二板块是叙事内容研究。这一板块主要研究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的核心叙事内容及基本叙事方式。鉴于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面对的具体社会现实及诸多历史因素对这一创作的影响，叙事内容研究在历史、文化、政治等三个层面展开，既考察叙事主体的叙事方式、叙事立场、叙事目的等文学范畴内的问题，又考察叙事主体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切入的思考与探究，揭示叙事主体的叙事行为客观上涉及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问题以及达到的深度。这一研究板块在本课题整体研究中所占比例极大。
第三板块是叙事主体研究。限于篇幅，这一板块主要研究叙事主体的“叙事心态”，包括“叙事心态”形成的内因与外因、“叙事心态”对小城镇叙事的支撑作用与影响、“叙事心态”的表现形态等问题。
由于本课题具有交叉学科研究性质，针对小城镇自身的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文化学研究（如小城镇文化结构研究、小城镇人格研究、小城镇行政与官场文化研究等）也在整体研究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但这些研究分散或包含在上述三大研究板块之中。
四 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立足点是文艺学、美学。叙事学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切入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课题研究的方法论层面的指导。
因为小城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所以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是文艺学、美学之外的重要理论工具，费孝通、孙立平等知名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将是本研究的重要理论凭借，辛秋水等在小城镇研究方面造诣较深的学者的相关理论将用于解决重要问题。后殖民理论、政治权利学说、新历史主义诗学等当代西方当代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理论仅用于解决局部问题。
本课题研究无意对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进行全面覆盖，在整体设计上采取了“点”“面”结合的办法：“面”——对整体创作概况与发展流变轨迹进行宏观描述；“点”——辟出几大板块，覆盖研究领域的重要部分，对关键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作为一种以叙事学为主要依据的文学研究，叙事主体研究、叙事客体研究、叙事模式研究、叙事修辞研究等应该处于本课题研究的核心位置，但由于整体研究的草创性，这些方面的研究暂时不能深入。
对于作为课题研究“最终成果”载体的专著的整体设计，笔者的基本原则是：尽量追求表述的朴实通俗，远离“包装”及华而不实的文风，摒弃“六经注我”式的理论资源运用方式，充分利用本土理论资源及已经本土化的外来理论资源。
[1] 卢汉超：《略论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 参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该期学报刊登了杨剑龙的《小城文学的价值与研究方法谈》、逄增玉的《文学视野中的小城镇形象及其价值》、徐德明的《小城叙述：乡下人进城与城乡伦理冲突》等文章。
[3] 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第38页。
[4] 赵冬梅：《20世纪小城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南都学坛》2004年第2期。
[5] 易竹贤、李莉：《小城镇题材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
[6] 杨加印：《现代文学中的“小城镇世界”》，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第1页；龚奎林、黄梅：《小城镇文学的魅力启示——以官场小说〈无根令〉作个案解读》，《当代文坛》2004年第6期。
[7] 著名作家高云览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发表于1956年12月，不属于“新时期”阶段的创作。
[8]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9] 王安忆：《荒山之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第311页。笔者认为，关于“三恋”的女权主义意旨的确立，是学者们的主观认定，王安忆明确指出其“创作初衷”与女权主义创作资源及男性文化批判并无多大关系。
[10] 对小城镇叙事小说特有的时代背景、心理依托、文化支撑等问题的讨论将在后面的相关章节中进行。
[11] 熊家良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相同名称出版。
[12] 熊家良：《三元并立结构中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13] 赵冬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先后承担北京语言大学校内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镇小说”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海峡两岸的小城镇小说”。
[14] 易竹贤、李莉：《小城镇题材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
[15] 奕梅健：《小城镇意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16] 张磊：《城乡交响中的小城乐章》，《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7] 2006年学位论文，见中国知网或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8] 2005年学位论文，见中国知网或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9] 2006年学位论文，见中国知网或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 参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笔谈。
[21] 参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22] 逄增玉：《文学视野中的小城镇形象及其价值》，《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笔者认为逄增玉教授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创作情况。
[23] 赵冬梅：《20世纪小城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南都学坛》2004年第2期。
[24] 迄今为止，笔者仅搜集到《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小城镇叙事及其文化解读》（王铮，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新世纪文学的小城世界》（钟振纲，海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两篇从宏观角度对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但“已有研究”的匮乏等原因影响了研究者的研究深度与宏观把握。
[25] 参见赵冬梅《小城故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该书中就设有“小城故事”“小城场景”“审美风格”“小城特性”等章节，笔者认为这些章节的论述内容并未构成一个具有较大理论覆盖面的逻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