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移民问题日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移民在移居国或称居地的生活、他们所形成的新的移民社会或群体以及对所在国家或所在地的影响即带来的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等都是学界所研究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中国，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这个问题变的越来越成为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的问题，甚至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无论是国家和地方的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都不得不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这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移民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我国过去的移民研究较少涉及国内移民。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倾向于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纳入移民范畴。俞可平把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民流入城镇称为“新移民运动”，进而从移民运动的角度来深入探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经济动因，以及由此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制度变迁和政治发展。许多学者同时也关注到此群体融入城市时的身份差异和权力不公，诸如在二元户籍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及不公平的土地流转制度等造成的劳动权、居住权、福利权、教育权、医疗权、选举和被选举权、参与权、文化权等方面的缺失，作者在选题和写作中都深受这些相关观点的影响。
1.改革开放背景下研究城市新移民公民权具有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但同时大量社会不公正问题日益成为焦点。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中国城镇化的30年。城镇化带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不言而喻；城镇化带给每个中国人的改革红利和享受也很明显，这其中有一个超过2.6亿的巨大农民工群体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然而，在这场户籍制度屏蔽下的长达30多年的迁徙中，他们以什么样的身份？具有什么样的资格？什么样的权利？能否真正市民化？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城镇化随之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大多和这场大变迁中的农民工相关。2011年末，中国城镇化的比例就超过了50%，从数据上看，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了城市为主的时代，但数据中如果把近3亿没有完整公民权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剔除出去，也就是35%的城镇化率了，称为半城镇化不无道理。半城镇化折射出了改革开放30年效率大于公平的路径选择所带来的副作用，在此过程中，包括农民、农民工、城市新移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或多或少成为受益群体，但前者由于公民资格和身份不明确，也沦为公民权利受侵害的弱势群体。
风险社会背景下研究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建构和完善是一个新的视角。中国城镇化置身于全球风险社会时代，中国融入全球化，既是一个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也是参与世界风险社会与自身社会风险叠加、形塑的过程。作为世界风险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风险又具有独特的生成逻辑与运行轨迹，转型时期，传统风险和新风险更为复杂的呈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风险样式的叠加，经济发展模式、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政府能力和利益追求等因素的重合，非理性主义的内在悖论，使得风险社会在中国有其独特表现。如此庞大的城市新移民群体在社会结构发生剧烈转型的当今，由于公民权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也被叠加、扭曲和放大，呈现出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的燃点降低的现状。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的价值在于：第一，风险社会理论是在“大理论”层次上来研究风险的，很少使用实证方法来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理解和面对风险的，更没有分析个人风险的认知困境，因此，其中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开拓。风险理论的中国化很有意义。第二，城市新移民产生过程，也是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过程；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这种重大的变迁，总体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因素不言而喻，伴随着城市新移民的诞生，中国社会高风险的特质也逐渐形成。第三，城市新移民既是风险社会底层受损害最深切的一个群体，是社会风险庞大的一个对象和客体；同时，从一个社会群体公民权利缺失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冲突和危机，甚至引发政治动荡的角度看，城市新移民公民权利的脆弱性又是生成和加大社会风险的重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城镇新移民公民权问题有新的内涵，更有紧迫性。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回到人的本质和核心，这将是新一轮改革的开始，必将加速推动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财税制度、高考制度、收入分配体制、养老统筹制度、医疗体制、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这种推动农民转化为市民的城镇化改革过程，必定会遇到各种挑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的完善，回归到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全球公民社会讨论背景下的城市新移民研究具有全球化的视野。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强调了权利根源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权利不是产物，是由一定经济基础决定的，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反应。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教育绅士论到20世纪的T.H.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更进一步阐明公民地位才是所谓绅士生活的实质。只有当普遍的公民权得以保障，一个容忍结果不平等的阶级体系和社会秩序才可能维持，而且促使社会差异本身转化为发展的动力。中国处在权利意识苏醒的转型时期，转型国家的重要特点是社会转型和制度转轨容易导致利益分配及协调机制缺失，贫富悬殊，市场秩序混乱、腐败问题、诚信缺失问题层出不穷，这些社会问题加深了原本就属于权利体制中“短板”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短缺；而城市新移民作为社会结构的底层，在社会的利益链条中处于末端，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更容易体现出基本权利的虚无。中国现代化实行的不平衡发展策略所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均，导致了利益分化的加剧；作为底层的城市新移民在分配中处于下游，权利受损更容易发生在这个层面。
2.作者对核心概念的梳理下了功夫
目前，对农民工的研究较为丰富成熟，资料也极为丰富。城市新移民的研究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相关城市新移民的概念诸如“民工”“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来人口”“新生代农民工”“新市民”等，五花八门，应把其放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中，放在中国社会改革和变迁的国内移民视野中，具有新的内涵。公民权相关的公民身份、公民资格、公民权利资格等概念，放在城镇化进程中来看，是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难以融入城市的庞大农民工群体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移民的视角拓宽了农民工问题的研究领域。农民工进城是促使中国社会进行重大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学术界不仅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而且要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来认识这场新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深远意义。作者在书中进一步阐释和解读了俞可平等学者的上述观点，特别是从公民权研究做的政治学解读拓宽了研究领域，丰富和深化了研究的内涵。
T·H.马歇尔的研究框架的运用虽然有漏洞，但运用这个框架进行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马歇尔关于公民权研究的最新的版本，已经更名为《阶级、公民权和社会发展》，是美国康州Greenwood出版社1976年的重印本。这本书在中文著作中的引用率并不高，学界对马歇尔提出的公民权三划分的历史演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新兴的公民维权运动对马歇尔的社会权利概念也应多加关注。虽然在马歇尔理论框架下研究城市新移民问题存在很多问题，但不可否认当今进入一个“权利时代”，从权利意识在萌芽状态的中国社会现实来看，对马歇尔的这一经典著作重新检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蒙和批判意义。
研究公民权缺失现状时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使对现状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数据罗列和境遇描述，更深层的社会风险分析使得公民权缺失更具有批判意义和建设意义。全球风险社会来临，城市新移民承受风险的能力显然不足，公民权利脆弱，成为中国社会风险的重要来源；城市新移民在市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诸方面的脆弱性加剧了社会风险的危害，甚至会导致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以转型中国高发社会风险为坐标，既对城市新移民公民权脆弱、缺失进行反思检讨，又认识到现代化的自反特性下风险是一种普遍的生存境遇，同时认识到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建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认知风险、批判风险、超越风险的过程。风险社会研究框架的建立是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研究非常有价值的试尝。
3.作者努力梳理纷繁陈杂的各种相关概念，以期使城市新移民和公民权的概念更明细，但尚未进行更清晰深入的分析，流于浅尝辄止的罗列
移民的全新视角选取很有新意，但对移民理论运用于分析城市新移民方面还不够丰富和深入。马歇尔研究框架的建立不成熟。对马歇尔理论的适用性要考量马歇尔理论产生时的时代背景，对马歇尔理论本身的缺陷分析不够，马歇尔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扩容等都是作者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风险社会理论与公民权的建构虽然是很好的视角，但在路径分析的章节中进一步的论述并不够。由于论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希望增加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内容；同时，由于政策变化和数据更新都非常快，所以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更新或改写。
在2008年苏昕进行博士论文选题讨论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热点课题。五年过去了，研究论文经过修改、提升，成为书稿，其中虽然还有很多瑕疵，但城市新移民公民权作为一个紧贴中国实际的大问题，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希望对此课题的研究更深入、细致。
李路曲
于上海师范大学
2013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