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操纵的目标、手段和制约

纵观西方文化操纵的历史，文化操纵始终是西方争夺、维护世界霸权的战略工具。一百多年来，文化操纵的手段从简单到复杂，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是它的本质、目标没有变化，只有对它进行深入分析，把握它的本质和特征，才能真正地抵御它。

一 世界霸权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世界上才真正出现了世界意义的霸权国家，如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无疑，霸权国家需要超群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但是，霸权国家还必须有超群的文化力量，这种文化力量要让其他国家主动认同霸权国家，视它的社会制度为最合理的、代表人类未来的制度，把它的发展道路视为适合所有国家的康庄大道，把它的利益看作符合全人类的利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霸权。它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其他国家从思想上、情感上主动认同霸权国家的统治。

但是，霸权国家和其他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有时甚至是根本的利益冲突，因此，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并不像善良的人们所想象的，是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共赢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文化操纵来建立的。所谓文化操纵，就是通过传播各种文化符号改变人的文化观念，接受操纵者所需要的文化观念，从而在现实并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按照操纵者的需要改变行为的目标和方式，最终实现操纵者的愿望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老话，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文化操纵的实质。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状态下，屈服者还能够清醒地权衡利害，还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只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如此。而在文化操纵中，被操纵者已经被“洗脑”，根本没有意识到敌人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因此，根本没有战斗反抗的意识，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

也就是说，操纵是一种隐藏了真实目的的行为，这种目的对操纵者有利，却对被操纵者有害。原联邦德国心理学家赫伯特·弗兰克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操纵应理解为秘密进行的心理影响并因此而使受影响的人蒙受损失。”^[24]操纵者必须给被操纵者一个虚假的，但又是诱人的目标，让后者主动去做对前者有利，却对自身有害的事情。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文化操纵正是这样，通过各种信息、文化、符号宣传和渗透，操纵其他国家人民的文化心理，让这些国家做对自己有害，却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利的事。正如1950年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所说，最有效的宣传是“宣传对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25]。

从总体上说，美国文化操纵的目标，就是通过文化影响其他国家大众的文化观念，尤其是决策精英，让这些国家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制度和发展战略。这个目标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自由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权，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为美国的全球霸权行为辩护。这既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也针对发展中国家。一旦这个话语模式被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会被视为人权卫士，“自由民主”的象征，凡是与它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都被不同程度地冠之以“极权”“专制”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任务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制度，从“黑暗”走向“光明”。如果一些国家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就可以给对方扣上“独裁专制”的罪名，而美国则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为了“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打击向全人类开战的独裁政府。这样，美国就成功地跨越了民族国家主权这一障碍，把追求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政治行为，转变为维护国际正义，打击国际黑暗势力的行为。

第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采取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自由民主制度削弱其他国家的控制能力，加重社会的离心化。美国的富强源自于它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在国际分工体系的高端位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边缘国家必须通过国家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内在的联系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被文化操纵洗脑之后，人们希望通过复制美国的制度来实现美国式的富裕繁荣。“自由市场+民主”真正的后果是削弱这些国家的主导能力，加强美国垄断资本控制这些国家的能力。

第三，在遇到强有力抵抗的时候，发动颜色革命，以“自由民主”为武器颠覆政府，扶植代理人，实现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

二 眼镜的颜色与世界的颜色——人及其意义世界

人为什么有可能被文化操纵呢？因为文化是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工具。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戴着绿色眼镜的人，他眼中的世界也是绿色的，当他摘下眼镜时，世界是另外一副样子。他也会很自然地知道，他眼中的一片绿色是眼镜的颜色造成的，如果戴上另外一种颜色的眼镜，世界也会随之显示出另外一种颜色。

实际上，文化就是这样的有色眼镜。

人并不是直接面对外在世界，而是要通过文化这个意义体系来面对外部世界。从狭义上来说，文化是一个社会共同的意义符号体系，它为个人和社会提供意义，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成为可能。通俗一些说，文化能够告诉人们，他们所在的这个社会，从哪里来，现在正在做什么，将要向哪里去。而正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一个人才能够决定做什么，怎么做。人们之间才能相会理解，相互沟通。文化就像社会活动的基因，为社会活动编制程序，它指出活动的目标、活动的程序和活动的方式。正是因为文化的存在，在个人看似随意的、主观的、纷繁复杂的活动中，社会才呈现出特定的、稳定的秩序。

不同的文化体系会赋予世界以不同的意义，人们也就会面对不同的世界。如果文化观念因为某种原因发生变化，人们所面对的外部世界虽然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他们眼中的世界却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文化环境中的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他眼中的这个意义世界从来如此，天经地义，意识不到文化的存在。只有与不同文化相接触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可能是另外一副样子。所以，改变人的文化观念，就会改变人的意义世界，从而改变人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更进一步，改变整个社会。

以外部力量迅速影响文化观念的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文化宣传^[26]，一种就是文化操纵。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文化宣传来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这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形成的。在文化宣传中，由国家确定社会发展的目标，通过宣传部门，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让人民了解这个目标，为什么确立这个目标，以及这个目标与个人的关系，从而让人们主动确立这个目标以及相应的文化观念，并破除旧的文化观念，激发出实现这个目标的热情，万众一心来实现这个共同的目标。但是，在西方的社会中，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操纵。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认同个体自由、自我决定、自我实现。所以，西方往往通过大众传媒，进行隐蔽的文化操纵，让人们觉得是自己的自由选择，但实际上是一些统治精英早就为他们设定好的目标。可以说，文化操纵并非西方社会的非常手段，而是维持其社会运转，维持世界霸权所采用的经常手段。

三 文化核心与文化病毒渗透

总体来说，文化操纵的手段就是通过文化病毒逐渐地渗透进入一个社会的文化核心，颠覆这个核心，建立新的、操纵者所制定的文化核心，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进而把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行为纳入操纵者所需要的轨道。

文化核心是被一个社会所广泛认同的核心思想体系，它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能够给人提供一个世界图像，让个人为自己的行为定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文化核心在维护社会秩序、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社会文化核心并不仅仅是以抽象的理论形式存在，在这种思想体系外围，是相对应的各种象征符号体系，如各种英雄人物、故事、歌曲、绘画、各种纪念仪式等，这些象征符号代表着这些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正是通过这些文化象征行为，如读历史故事、看经典电影、参加纪念仪式等文化象征行为，人们了解历史，了解一个社会发展的历程，文化核心逐渐为下一代人所继承。文化核心在内化为个人的世界观的时候，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情感化的，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一种文化无意识。文化核心的内化和传承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文化病毒是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前苏联散播的有害的文化观念，通过长期渗透，这些有害的文化观念逐渐地侵蚀文化核心。对于文化病毒侵蚀文化核心的过程，谢·卡拉-穆尔扎以病毒的生物过程做类比，作了简明清晰的说明：

“病毒显示出一种特性，就是可以破坏它体的程序，病毒发展利用某些种类活细胞的能力，‘善于’找到它们，粘到它们外壳上。粘住之后，病毒只不过把一个分子——核糖核酸塞到细胞里去，而核糖核酸里则记载着‘生产’病毒的命令。于是，细胞里便产生了一个秘密的影子政府（细胞同病毒相比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使庞大体系的整个生命活动都服从它的意志。这时，细胞的全部资源均被用去执行已经深入其内部的基体所记载的命令。细胞复杂的生产系统经过重新调整后，便去生产病毒的核心，并为这些核心罩上蛋白质外壳，这之后，便变得虚弱衰竭，直至死亡……生命戏剧的一个参与者迫使另外一些参与者适应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程序行事，而且做得十分巧妙，使牺牲者识不破它的用心，不会进行反抗。我们说的是以偷换全部录入生产程序文件的办法来完成操纵。”^[27]

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类比性说明，再想一想美国的文化冷战、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中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崩溃，确实让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从美国的文化冷战和苏联解体时期的文化氛围来看，西方的文化渗透主要是通过对社会主义文化核心思想体系的侵蚀，破坏社会主义文化核心，再以西方的文化观念代替之。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不是诉诸理性，而是求助于情感，往往是先破坏有代表性文化符号，尤其是一些神圣崇高的文化符号，割裂文化符号之间内在有机联系，改变符号系统的意义，破坏文化核心向下一代传承，最终颠覆文化核心。

对具有神圣崇高意义的文化象征符号进行侵蚀是文化病毒渗透的最重要步骤。任何文化都有代表性的象征符号，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孔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等。一旦这些象征符号被颠覆，社会成员的思想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产生思想休克，而文化体系就会碎片化，进而动摇整个文化核心。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抛出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引发的思想动荡最能说明这一点。这份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残暴、独断、多疑、狡诈、滥用权力的独裁者，以最简单的方法来否定斯大林，把一切错误和历史责任推给斯大林，把一切问题推到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上。但是，在最先进的代表最广大劳动者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怎么会出现恶魔式领导人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核心的质疑，引发了人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基本理论的质疑。西方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千方百计找到秘密报告，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导致了巨大的思想混乱，西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员纷纷退党，波兰和匈牙利甚至产生内乱。这种思想混乱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象征符号被颠覆产生的思想休克的结果。很多人把这次事件作为苏联解体的第一步。

妖魔化中国的领袖形象也是西方颠覆我国的文化核心的手段。比如，西方出版了一些书籍，极力妖魔化中国的领袖人物。这类书籍在西方一出版，都是立即受到媒体吹捧，受到一些专家好评，被认为揭露了极权主义的真实面目。这类书籍在西方并不属于严肃的历史书籍，而是属于商业畅销书。这些书在出版时，总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来叙述故事，看待历史和人。在这些畅销书中，社会主义的领袖人物都被描写为独裁者、封建帝王、精神变态者，到处是“宫廷秘闻”、领导人之间的“宫廷斗争”。读者在这里只能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只能看到罪恶，看不到历史成就。只要这些似是而非、无从查证的所谓“揭秘”“回忆”对普通人的思想产生冲击，让他们的思想出现迷茫，对社会主义历史产生怀疑，在不知不觉间产生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文化病毒渗透的第一步就完成了。

实际上，这类畅销书都是西方文化病毒渗透的一个环节。就以李志绥所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来说。这本书的策划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的政治和人权状况，但是，他还是最有财源的“民运”组织“中国人权”的美方负责人。^[28]这本书背后是怎么回事，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时，西方不断把文化“叛逆者”树立为新“偶像”。

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但反思、批判与文化病毒渗透有着本质区别。反思、批判是以社会的文化核心为标准，以发展完善文化核心为目标，反思社会行为的失误，批判社会的丑恶与阴暗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核心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而文化病毒渗透则是以否定、颠覆文化核心为目标，突出、放大一个社会的阴暗面，妖魔化整个社会。因此，西方不断寻找这样的反对社会文化核心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这样有社会辐射力的知识分子，给他们的作品授予荣誉，让他们获得世界性的声誉，把他们包装成为人类的尊严和价值而献身的殉道者。^[29]这样，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所反对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是邪恶的、反人类的。

就以前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为例。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小说1956年完成，书中记录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的命运。虽然作者承认十月革命的伟大历程，但小说中渲染了革命中的过失、偏激行为，有着强烈的迷茫和虚无感。这部小说在苏联被禁止出版。1957年，一位意大利出版商获得原稿并用意大利语出版，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有意把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根据规则，这部小说必须有俄文版才能参评。但是，苏联已经展开批判这部小说，不可能出版俄文版，欧洲书商考虑到商业因素也自然不会出俄文版。中央情报局看到了这部小说的宣传价值，想尽各种办法弄到了小说的俄文原稿偷偷加以复印，最后资助一位意大利书商出版俄文版，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就要开始时，把俄文版小说送到了评委面前。^[30]中央情报局正是希望通过诺贝尔奖提高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在文化领域的地位，用小说中的迷茫和虚无感影响苏联普通人的思想观念。

2010年，西方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一事，最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完全是崇媚西方文化，他完全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也否定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把颇具世界影响力的诺贝尔奖授予刘晓波，无非是要树立一个新偶像，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脱离了落后的东方文化而皈依西方文化，一个为了“光明”而在“黑暗”中“受难”的“殉道者”！并借助这个文化符号让人们不知不觉间用西方文化核心代替我国的文化核心。

当然，文化病毒向文化核心渗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被颠覆后，文化体系会处于混乱状态。西方还会不断地通过文学、艺术、新闻、学术等形式不断攻击这些思想观念，逐渐影响人们的日常思维和情感，直到人们放弃了原有的文化核心，接受西方的文化核心。

四 文化操纵的隐秘性及其制约

前面提到中央情报局帮助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作家本人对此却毫不知情，整个过程高度隐秘。为了获得俄文原稿，中情局利用拥有原稿的意大利书商一次外出的时机，迫使飞机在马耳他降落停留了两个多小时，趁这个机会中情局人员偷出文稿，对其拍照后又放回原处。小说俄文版出版工作也是极度保密。书稿被分为几部分分别在几个地方印刷，不仅参与印刷的人员相互之间不认识，也不允许他们单独与他人接触。^[31]

这个过程集中体现了文化操纵最根本的特征，即隐秘性。操纵者必须隐身，操纵的过程必须隐藏起来。操纵者通过改变你的文化观念，让你接受他的观念，选择他为你设定的目标，做对他有利的事，从表面上，看不到操纵的痕迹，完全是被操纵者自己主动的选择。这是文化操纵威力巨大的原因，因为被操纵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有利的事。但是，这也是文化操纵的最大制约，一旦操纵者和操纵的过程被发现，操纵也就完全失效了。

因此，美国及其盟国为了保持文化操纵的隐秘性，可谓处心积虑。核心的机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还要成立大量的外围组织，以民间组织的身份活动，打出公益大旗，通过不同的基金会拨付活动经费。这样，人们很难分清，也找不到证据，到底是美国的政府行为还是民间行为。而走在前台的人，也最好远离政府的文化人士。

在美国的文化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用非共左派来进行文化冷战，就是保持文化操纵隐秘性非常巧妙的一招。

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冷战中所选择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拥护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极端反共的知识分子，而是非共左派，即那些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但又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望的那些知识分子。“情报研究局认识到，把那些带有左翼政治传统、自认为是权力中心对立面的任何机构吸引进来是有好处的。吸收这些人和机构有双重用意：一是能够接近那些‘进步’群体，这样就可以监视他们的活动，或者把其中的成员吸引进来，让他们加入中性的，或者不那么激进的论坛中来。”^[32]

这也充分体现了美国的文化操纵巧妙之处。利用左派进步人士，尤其是那些曾经支持过苏联，到过苏联，最后又产生幻灭感，走向反对苏联的那些人，用他们的言论来反对苏联政权，这会给那些不知内情的人一个印象，这些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们对苏联制度之所以失望，是因为苏联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只不过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否则，这些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为什么要失望呢？同样是反苏反社会主义，从曾经支持、同情甚至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口中说出来，与从一开始就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人（如杜勒斯）的口中说出来，前者对民众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民众就会自然地得出，苏联实际上是一个骗局，是独裁专制政权，是假社会主义的结论。实际上，这正是美国及其盟国所要说的，所要让人们接受的观点。

但是，文化操纵也受其内在矛盾的制约。

其一，文化操纵所宣扬的理念与真实目标之间的矛盾。

总的来说，美国为首的西方进行的文化操纵，就是让人们认为美国的制度、生活方式是最美好的，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最高点，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与美国相对立的一切事物，都是愚昧、野蛮和黑暗的。因此，美国的一切行为都是代表全人类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真正战略目标却是维护其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并为了维护这一地位纵横捭阖，无所不为。在美国所宣传的理念与它的行为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美国高喊“反恐”占据阿富汗这个中亚地缘战略要地；高喊“反独裁”入侵伊拉克，牢牢盘踞在这一战略资源中心；为了排挤俄罗斯势力，高喊“民族自决”扶持科索沃独立，又为了同样的目的拒绝承认南奥塞梯的独立要求。

人们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认同，最终在于这个国家是否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与其他国家互利共存。但是，美国一方面通过文化操纵，高呼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把自己塑造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代言人。但是，另一方面，又以维护人权、反独裁为名，在国际上大行霸权主义，以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占据地缘战略要地和资源战略要地，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霸权行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文化操纵遮掩于一时，但不可能遮掩于一世。

其二，文化操纵中所宣扬的“自由”理念与隐秘操纵的矛盾。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美国所宣传的核心理念，这就是“自由”。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得克萨斯的贝勒大学讲演，毫不犹豫地提出“美国人认为有一件事要比和平更重要，那就是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经营自由”^[33]。自由是美国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高理念，任何对自由的限制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又以隐蔽的形式操纵着文化。二战以后，美国制定了编号为NSC-68的政府文件，这是冷战的最高指导文件，核心宗旨是“通过建设性措施实施‘自由’这个理念证明其优越性”。^[34]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是一个“影子文化部”，它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美国扶植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规定，每个接收计划的国家都应当将与该计划提供的外援资金数额相等的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作为对应资金。其中5%为美国国有资产，大约有2亿元。而这一部分成为秘密经费，进入了中央情报局腰包。^[35]中央情报局成立一些外围组织，暗中对它们进行资助，在文学、艺术、影视等各个领域宣传。而现在，国家民主基金会又开始做着同样的事情。而许多外围的文化工作人员，满怀真诚，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活动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

自由的观念以被操纵的方式所宣传，这本身就太具有讽刺意味了。这种操纵过程一旦被发现，文化操纵的力量就会立即化为乌有。前文所说的在五六十年代风云一时的文化自由同盟，其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事情一经被揭露，这个组织的影响力随之烟消云散，组织也逐渐解体。而今天，随着国家民主基金会在颜色革命中所扮角色逐渐曝光，它的影响力也自然不会持久。隐秘性一旦消失，操纵也就不可能了！

因此，美国虽然可以在某个国家成功实施文化操纵，但是，今天，信息已经可以在全球迅速传播，这样的行为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第二次海湾战争时，美国进行了强大的媒体宣传，高喊人权、民主，大呼反独裁、反恐怖，然而，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国内的民众，都明确指出，美国真正的目标是控制石油，并通过控制石油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美国的文化操纵在此失去了威力。

因此，捣鬼有用，但终归有限。文化操纵也有致命弱点，不能无限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