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
方光华
侯外庐（1903～1987）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他曾经指出，东方古代史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像是宗教史。他最先是在研究商周时期的思想时提出这个观点的。他说，商周时代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诸子思想也有宗教思想的痕迹，由此来看，中国古代（商周时期）的“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1]。他的这个观点针对的不仅是商周时期的思想，实际贯穿于他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整个过程，是对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历史特点的整体判断。
侯外庐曾经比较明确地指出，儒学思想具有宗教化倾向，具备宗教性质，发挥了神学的作用。他认为，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就开始了对孔子思想的宗教化，子思以“孔子配天”的形式将孔子神圣化，子思和孟子通过唯我论的比附逻辑，将外在客观宇宙统一于主观内心，推导出“天人合一”的神秘宗教宇宙观[2]，从而使儒学的宗教色彩更浓厚，成为后世儒教的起源[3]。汉代儒学更加具有国家宗教的特征。两汉儒学以经学为表现形式，核心内容是“天命目的论”和谶纬迷信，实质则是国教化的宗教[4]。董仲舒建立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以“天”为至上神的一元神学系统，宣扬的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东汉经学是谶纬化的宗教神学，《白虎通义》则是“谶纬国教化的法典”[5]。宋明理学是一种比汉代儒学高明的宗教。“道学或玄学不是别的，正是一种高明的宗教。”[6]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天理”具有“神”的意义，而方法论则具有僧侣主义的色彩，其中渗透了佛教和道教的思辨方法和认识方法，是“三教合一”潮流下的新宗教[7]。
侯外庐认为，道教（以神仙道教为代表的正统道教思想）主要以神学迷信为主[8]。原始道教是汉代神学神秘气氛的产物，它分化为“农民道教”和“贵族道教”两种。前者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为代表，后者以金丹道教为代表[9]。葛洪“内神仙外儒术”的神仙思想消除原始道教中的反抗精神[10]，从而使道教朝适应封建社会的方向发展。隋唐道教思想适应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品级结构的再编制”而做了适当调整，表现在神仙谱系及品阶的创立以及与儒佛思想的合流。
侯外庐的佛教研究以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佛学为理论侧重点。他认为，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合流促进了佛学的繁荣，并成为隋唐佛教各派哲学的理论基础[11]。隋唐佛学的思想本质是“自我意识的循环”。依据本体与自我意识的关系，隋唐佛教各派哲学可以分为客观唯心主义（绝对独立的精神存在）和主观唯心主义（自我意识与本体冥合）两派[12]，但无论是本体论还是修行论，“本质上是一种思辨的循环，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哲学”[13]。
侯外庐指出，在中国启蒙思想中也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早期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傅山等人往往利用佛学等思想形式表达反道学、批判封建制度的进步启蒙思想[14]。鸦片战争以后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人依然利用宗教思想表达进步要求[15]。康有为企图用宗教观念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其孔教论是宗教改革的中国式再版[16]。谭嗣同的泛神论及孔教观则具有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17]。章太炎一方面批判公羊学建立孔教的迷信，力图“把思想史从中古的宗教意识中解放出来”[18]，另一方面又借用佛学思维方法来表达新思想，其宗教思想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观[19]。
侯外庐认为，宗教一般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有“神灵崇拜”。其次，它有圣经、教主、神职人员、教团组织和寺院等构成要素。第三，它有哲学或神学的思想依据。宗教思想一般包含理论和信仰两个层面，宗教哲学以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为世界观的具体对象，神学则探讨神性、神意、神启及神迹等内容，以感性的心灵直观和想象的形式出现。中国思想史确实有宗教的这些色彩。首先中国思想中确实充满着对于神灵的崇拜。“天”及祖先神崇拜是商周宗教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汉代儒学中“天”及宋明理学中的“天理”都具有超人间力量的神灵性质。道教的神仙系谱和佛教的神佛系谱很明显是神灵崇拜。其次，中国思想中确有相当于圣经、教主、神职人员、教团组织和寺院等构成要素。道教和佛教不用多说，中国古代儒学中，思孟学派就曾经将孔子神化为“教主”[20]。汉代经学将“天”作为主神，以儒书（五经）为圣经，以皇帝为教主（教皇），以经师为僧侣（神父）[21]。第三，中国思想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侯外庐看来，中国古代思想中，“天人感应”的神启说，“天人合一”的神迹说，“天命”的神意说，天“寂然不动，感应万端”的神性说，都是宗教神学思想，并非哲学。而比较精致的佛教哲学虽然具备哲学的外貌，但实质是宗教。
那么，为什么“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侯外庐说，与西方中世纪的政治服从于宗教，政治是宗教的婢女不同，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是宗教服从于政治，宗教是政治的使者。他以西欧为参照物，以世界眼光考察了中西宗教思想的一致性及中国宗教思想的独特性，提出中国的宗教是皇权教权统一的、独特的“东方宗教形式”[22]。中国宗教的独特性在于它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权教权合一”。侯外庐认为，宗教依附于政治，早在周代就已经开始，商代宗教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一元神宗教”，周代宗教则将商代宗教改良为祖先、天帝并立的二元神宗教，并与宗法政治结合，出现了“政治宗教化”的现象[23]。这个传统在中国历史中被延续下来。如汉代儒学就有这个特点：“汉代统治阶级思想的宗教化，是通过了‘官学’形式的复活，在政权与教权合一，帝王而兼教皇的严格思想统制下面实现的，并由此显示出露骨的奴婢作用。”[24]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中，宗教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所以中国的历史更好像是宗教史。
为什么中国古代思想会有如此浓厚的宗教色彩呢？在他看来，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中国的自然观念不发达。在研究诸子思想时，侯外庐就指出，先王问题是“中国古代史里一个最特殊的问题，它的严重程度是希腊罗马所没有的”[25]。他发现：“先秦诸子自孔子以来，多言先王，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特别的地方。”[26]虽然称道先王的诸子思想并非没有区别，正如韩非子所说：“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据侯外庐研究，儒家称道先王，是企图在先王的形式中，贯注改良的新内容。墨子称道先王是用革命的方式，把先王打扮成为理想的化身。道家也称道先王，其内容是和先王游戏。法家彻底反对先王观，他们抛弃了先王传统。对先王的不同态度构成了先秦思想意识的重要环节。但与古代希腊比较而言，“就历史的属性来看，中国的‘贤人’与希腊的‘智者’同为古代国民阶级的思想代表……在希腊，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例如泰勒士，一开始就提出了（并且也解答了）宇宙根源的问题，与此一问题相平行，也从事于自然认识的活动。但是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定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与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的认识，显得分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遵循着西周的传统”[27]。因此，与古代希腊比较起来，中国古代自然观念不发达，人们的认识对象并非向自然寻求真理，而是向神秘的上帝和祖先神寻求统治的合法化和对个人德行的要求以便达到与“天”相通，这种特征在后来成为2000多年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的自然哲学与古代希腊相比要逊色很多，因而多表现出对天的迷信、对神的执著，而没有形成对世界和人本身的科学思考。
第二，中国古代的思想在分析人类社会的时候，缺乏深刻的批判精神。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思想往往体现出一定的现实批判性，但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中国思想往往倾向于在自己的内心实现自由。思想的自我循环色彩十分明显。
第三，中国古代私有权观念不发达。中国古代主要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在古代最能够体现私有权的是土地，而国有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以及它的政治形态，影响了中国思想家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的范围。如商周的宗教形态实质上是当时氏族土地国有制度的“亚细亚生存方式”的思想反映，商代一元神与西周二元神的宗教思想正适应了土地的国有与氏族贵族的专政[28]，汉代天命神学是封建中央集权及土地国有法典化的折射，中世纪宗教思想的社会根源在于封建专制皇权和土地国有制度结合的经济基础，以及皇族与豪族、豪族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近代思想中的宗教成分是资本主义萌芽未充分发展的表现。国有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以及它的政治形态，影响了中国思想家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的范围。
中国古代思想中这些宗教性因素的出路在哪里？侯外庐认为，这主要需要朝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需要“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29]。侯外庐在对早期启蒙思想的研究中，特别注重对思想家自由、民主思想的发掘，高度评价他们反封建的进步性，如对王夫之政治思想中近代法权观念，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民主观念，顾炎武关于言论自由与个性解放、关于虚君与寓封建于郡县的民主思想，颜元关于平均土地的民主倡议，李颙的“平均与自由”的思想，唐甄关于“人权平等的启蒙憧憬”，都给予了充分的挖掘，并将其视为我国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宝贵遗产。通过对思想家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发掘和肯定，侯外庐表达了实现新时代自由民主的理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性有序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减少对宗教的依赖。
第二，需要提倡科学的自然研究和理性精神。他特别重视发扬唯物主义的反宗教传统。侯外庐说：“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其发展规律。”[30]他在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中运用“正反合题”的辩证逻辑形式，将宗教思想与正统神学作为“正宗”（正题）；将唯物思想、无神论思想、反封建专制思想等作为“异端思想”（反题），认为两者的矛盾斗争产生出新的进步思想（合题），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并构成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辩证螺旋运动。侯外庐理解的中国宗教思想史也就是宗教与反宗教、唯物与唯心主义思想矛盾斗争的历史[31]。如他围绕神学化经学与反正统异端思想的对立来阐释汉代的宗教思想史，将两汉思想史分为西汉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与司马迁为代表的唯物世界观，《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东汉谶纬神学与王充《论衡》为代表的唯物和无神论思想，鸿都门学士唯心思想与王符、仲长统唯物思想的对立三大阶段；将“神灭”与“神不灭”之争作为魏晋南北朝宗教思想史的研究重点，探讨了范缜等反佛思想家的道家自然哲学及唯物主义自然观；从反佛及反理学思潮角度探讨了佛学与理学的宗教性质，探讨了以禅宗和华严宗思想为代表的“正宗”思想与柳宗元、刘禹锡（以唯物主义色彩的无神论思想为代表）等人的“异端”思想；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为代表的理学“正宗”，与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及邓牧、王廷相、方以智等“异端”思想家的唯物主义及反封建思想。通过对唯心主义神学的批判和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发掘和肯定，他向我们揭示了当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路向应该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继续发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三，需要发展现代法权观念。侯外庐对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分析，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土地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国家所有的突出特点，揭示了中国社会缺乏基本的法权观念，皇族地主之外的人，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缺乏基本的占有权，并批判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专制统治。侯外庐是反对封建土地国有制和资产阶级自由的土地私有制的，要求在法权上建立全民所有制。只有从法律上保证所有人民对土地和自身财产享有所有权，才是社会的进步。而中国社会一直就缺乏这种法权观念，因此，法权观念的启蒙也是一个时代主题。
今天，我们回想侯外庐先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很明显，但绝对不是肤浅表相的结论。侯外庐先生等人，比较早地、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很重的宗教性，宗教性因素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他们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客观事实，而且指出中国的未来不能无视这个传统。这是他们的重大贡献。
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宗教性，今天到底应该怎么去估价，我们是在侯外庐先生的道路上继续去深入，还是再深入一点加以反思？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侯外庐先生较早地认识到，中国的历史的发展道路跟古代希腊罗马所走的道路不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前提，中国的历史肯定是朝世界历史普遍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意识到，文化的发展有多种的选择，文化的多样性可能是文化的本质。同时，“思想的自我循环”是否完全是中国思想中心性论思想的真实？政治宗教化传统中是否只有政治对宗教的利用，是否也有人性自身的灵性需要？高度的科学理性与民主精神是否可以完全满足人的超越性需求？这为我们深入思考侯外庐先生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1]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53页。
[2]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401页。
[3]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82页。
[4]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252页。
[5]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235页。
[6]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71页。
[7]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571页。
[8] 侯外庐在早期道教的研究中曾说：“伪冒了‘道’的招牌，集中了所有原始的，封建的，愚诬荒谬的理论与做法，而以宗教形式出现，对中国广大人民进行欺骗，麻醉，恐吓，毒害至两千年之久，其流毒远较道家更为深刻广泛的，却是正宗的神仙道教。因此，对道教思想的彻底检查与批判，是治思想史者不可卸却的责任。”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263页。
[9]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269页。
[10]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324页。
[11] 侯外庐指出，玄佛思想的合流“凝成了中国思想与佛教哲学融合的各种宗教哲学的派别，宗教的教义发展成为中土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诸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465页。
[12]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162页。
[13]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156页。
[14]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143页。
[15]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628页。
[16] 侯外庐著，黄宣民校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58页。
[17] 侯外庐著，黄宣民校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第109页。
[18] 侯外庐著，黄宣民校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第182页。
[19] 侯外庐著，黄宣民校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第134页。
[20]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82页。
[21] 例如，侯外庐指出两汉经学“是经师神父化，皇帝教皇化而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314页。
[22]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161页。
[23]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78页。
[24]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80页。
[25]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00页。
[26]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9页。
[27]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51页。
[28]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76页。
[29] 侯外庐著，黄宣民校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页。
[30]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254页。
[31] 侯外庐说：“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史，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