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为了纪念辽宁社会科学院建院50周年，院里决定出版专家文集。因此，我得以暂时从科研专题周而复始的思考之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将从事经济研究32年来撰写的论文和调查报告选编成册，在编辑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对自己科研历程的回顾之中，实际是对自己的科研道路作了一番总结。在这篇序论中，我将把自己对于老工业基地问题研究的认识过程及研究体会写出来，既作为对这本文集的概括，也许还能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裨益。

我是一名以东北及辽宁区域经济发展，即中国老工业基地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者。选择应用经济作为研究方向，同我在少年时代接受的政治熏陶和“文化大革命”冲击、青年时代“上山下乡”的经历有关。自从1980年步入辽宁社会科学院以来，我就矢志于应用经济学研究，以落实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及促进辽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研究目的，运用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原理观察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热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之中寻找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在实际调查和经验比较中探索符合发展规律的途径和政策。

最初我的研究呈耗散状态，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基于“上山下乡”的实践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畜产品价格改革和中国农区畜牧业经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随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时目睹辽宁老工业基地呈现的经济增长衰退趋势，我的研究中心也就理所当然地聚焦于老工业基地问题，致力研究使老工业基地陷入困境的突出问题——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在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强调改革要从东北及辽宁区域经济特点出发，培育具有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市场特点的区域市场模式（1990）；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时，恰逢主张政治改革的风潮涌动，而我则始终坚持：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要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反对脱离企业改革这个中心另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1986）。

20世纪90年代我的科研取向渐趋有序，聚焦于以东北及辽宁老工业基地问题为代表的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主持了辽宁省计划委员会等部门委托的辽宁省“八五”至“十五”等三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计划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一些有关区域经济和老工业基地问题的颇有创意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集中反映在《区域经济的运行结构和调控机制》（1991）、《辽宁工业化阶段的内在矛盾和产业政策协调》（1991）、《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中的“南北”问题》（1993）、《第二次创业与辽宁老工业基地改造》（1993）、《跨越2000年辽宁经济发展战略思路研究》（1994）、《企业重组与辽宁工业结构调整新主体培育》（1995）、《辽宁工业结构现状及调整政策》（1996）等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调查报告中。其中主要观点如下。

在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对于经常被混淆的区域经济利益和地方利益作出科学界定，赋予区域经济利益以经济合理的内涵，提出弘扬区域经济利益、削弱地方利益的政策原则；首次分析了区域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明确了区域市场不同于市场分割而具有的地域经济分工意义；提出了区域经济模式多元化和建立宏观经济分区调控体系的建议；率先证实了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引致中国区域经济失衡的突出矛盾，已经由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造成的“东西关系”转化为体制改革“双轨制”和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南北关系”，进而从产业结构演进趋势和维系稳定发展的需要出发，分析了“南北关系”形成的新矛盾不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弊端，并预见到“新兴工业化地区”将逐渐丧失政策优势和结构优势，提出了国家采取政策措施促进新兴工业化地区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原发达地区扭转发展滞后趋势的建议。

在以辽宁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问题的研究中，率先将“经济发展阶段论”用于区域经济结构分析，得出辽宁增长滞后的原因在于老工业区的结构性衰退和体制性矛盾，强调改革中的“双轨制”是造成老工业基地骨干企业增长衰退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培育市场化的大企业集团成为辽宁产业结构调整主体、以政府投入和存量资产变现支付国企改革成本、发展精深原材料加工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建立具有辽宁特色的区域市场模式等摆脱经济衰退的建议。

从2000年迄今，我似乎步入了研究生涯的某种“成熟”阶段，仍然以老工业基地振兴为研究中心，主持了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十一五”和“十二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十一五”期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政策》（2008）、辽宁省政府《辽宁主体功能区发展定位与战略构想》、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问题及其政策》等规模较大的课题研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研究中，论证了中国老工业基地问题不同于西方的“问题区域”，主要产生于体制性矛盾引发的结构性衰退；运用“路径依赖”理论论证了东北地区工业结构重型化的必然性，提出实现振兴应主要依靠重化工业存量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以形成中低端产业基地为振兴起点，再依靠比较优势产业形成群落集聚力向竞争优势转化的结构调整道路；建议构建国有中直企业与地方企业的资源统合、互相参股的双赢机制，试行国有企业存量资产基金化改革，允许外资民资控股、参股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强调这一过程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互补作用；建议构建沈大都市经济圈，再向形成哈大经济带发展，力争将东北区域建设成我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区；主张对大连港区实施自由贸易区政策，在东北拥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城市建立出口加工区，将宜于在沿海港口城市配置的临港产业向港口城市调整；等等。

在辽宁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课题的研究中，运用比较优势分析和生产要素增长贡献分析方法，对辽宁即期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做了系统研究；提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取决于中央直属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改组；针对辽宁的特点，建议辽宁城市化要走多元城镇化道路；提出了实现经济体制、经济布局、人口分布、资源环境四位一体的空间均衡理念；等等。

以上是这本文集的大体内容和部分基本观点。这些研究是否真的有所创新，是否具有理论或实践价值？权威的评判只能由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发展的实践来检验。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强调指出：这本文集不仅仅是我个人劳动的结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与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事共同研究的结晶，特别是王广林、陈萍、李天舒、赵玉红等研究员都曾经与我长期合作、共同研究，他们给予我多方面的启迪和帮助；辽宁省政府原副省长赵新良也曾经大力支持我的科研活动，与我们携手共同创建了辽宁省计划委员会和辽宁社会科学院联办的辽宁经济发展研究所，本文集的许多研究报告就是由这个研究所的科研平台孕育出来的。显然，这本文集是我的，也是我们的。借本书出版的契机，谨向我有幸与之共事的这些良师益友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