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川滇军西征及康区秩序的恢复
一 尹昌衡西征及其对康区的经营
随着康藏局势的持续恶化，1912年4、5月间，流落在印度的清朝靖西同知马师周等人迭电向川、滇两省及中央政府告急，请求火速派兵援藏。陆兴祺等人的告警函电亦纷至沓来。5月2日，四川筹边处[29]密呈川督尹昌衡，要求增派重兵速赴康、藏地区救援[30]。此外，由印度逃至云南腾越的驻藏陆军管带潘文华向李根源求救。李根源随即致电蔡锷，请其转电中央，迅派大员为川滇边务将军，筹办一切，并催促四川方面出师[31]。面对西南边疆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强大舆论压力，北洋政府于5月9日电令尹昌衡、张培爵等“拣派得力将领，带军队由巴塘一带疏通道路，节节进扎”[32]。6月8日，尹昌衡召开西征会议，表示自愿率兵前往康藏地区平乱。6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电令尹昌衡率师西征。6月16日，由朱森林所率的四川西征军先头部队出发。尹昌衡本人则于7月10日亲率西征军主力2500人自成都拔队西行，并于7月29日抵达打箭炉。
1912年8月，西征军在克复雅江后分兵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所部两营及陈步三一个营的兵力进趋理塘；北路由督战官刘瑞麟率领一营兵力直趋昌都。由于裹挟着诛杀赵尔丰的威力，康区藏人对于尹昌衡率领的西征军“畏如虎，远近悉传出兵十余万，皆惊遁，故势如破竹”[33]。不久，康区北路边军刘赞廷、顾复庆、时传文、朱宪文、牛运隆、刘筱廷、杜培基诸营均得以解围。于是，刘瑞麟令牛运隆部守道孚，刘筱廷部守瞻对，杜培基、刘赞廷率部从间道驰援巴塘。刘瑞麟则自率所部及顾复庆、时传文、朱宪文诸营往援昌都。9月16日，在刘瑞麟等部和守城边军彭日升部的夹攻下，昌都被收复[34]。在南路，西征军朱森林部于9月3日克复了理塘。此外，驻巴塘边军顾占文部也在援军到达后迅速解围。至此，昌都、理塘、巴塘等诸要地均被收复。
在康区秩序得到大体上的控制后，尹昌衡令邹衍贵营驻打箭炉、河口等地，以保策源；朱森林部驻巴塘、理塘，作为进攻乡城、稻城之策应；向树荣所部二营及陈步三所部三营，驻康区北路，进攻甘孜、邓柯。布置好防务后，尹昌衡令其余的边军尽集昌都，任命黄煦昌为司令，统筹昌都军事，以张茂林为前锋，准备康、藏同时并举，以保全领土主权的完整[35]。然而，就在西征军迅速平息康区乱局并进一步准备入藏平乱的关键时刻，北洋政府却电令尹昌衡“先复川边”，以“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为由，中止了西征行动[36]。
北洋政府作出停止进军西藏的命令后，转而令尹昌衡专注于经营康区。1912年8月31日，袁世凯模仿当时伊犁镇边使之例，授予尹昌衡“川西镇边使”一职，“节制川边文武以下职权区域，皆如川滇边务大臣之旧，庶可专一事权，整顿地方”[37]。10月，西征军总司令部被裁撤，川边镇抚府正式成立。在放弃武力征藏后，尹昌衡任命了巴塘、康定、雅江、道孚、理塘、怀柔（nyag-rong，即瞻对）、定乡、盐井、昌都、察雅、邓柯、同普、义敦、德荣、贡县（go-rjo）、甘孜、炉霍、白玉（dbal-yul）、丹巴（rong-mi-brag-sgo）、稻城、贡噶（gangs-dkar）、武成（sa-ngan）、宁静（rmar-khams）、科麦（gsang-sngags-chos，即桑昂曲宗）、石渠等县的知事，并宣示优待佛教、整顿军纪等[38]。同时，将硕般多改为硕督府，拉里（lha-ri）改为嘉黎府，江达定名为太昭府，分别派遣知事前往就职[39]。并对西征中投诚的德格、明正（lcags-la）、丹东（mdav-mdo）、毛丫、曲登、崇喜等土司给予奖励[40]。
此外，尹昌衡还拟订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康藏建设规划，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厘清赋税、厘定徭役章程、派员调查川边山川险要；拟划工布、波密、硕般多、拉里、江达（rgya-mdav）归属川边；勘定康、藏疆界，竖立铜柱；收回解古（skye-rgu-mdo，即玉树）、隆庆（nang-chen，即囊谦）两地；架设电线、设置邮局、招商移垦、开办畜场、续办学堂、开矿、开办巡警、整顿边茶等；建设衙署、仓库、监狱；调查雅鲁藏布江下游及昌都西北之三十九族和青海沿边一带；调查中、印边界及阿里一带与英、俄交界之地[41]。从上述规划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尹昌衡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清末赵尔丰曾在川边地区所推行的新政措施。但是与赵尔丰时代相比，由于得不到袁世凯及胡景伊的支持，尹昌衡的这些规划大多没能付诸实践。
在尹昌衡开展康区善后工作的过程中，西藏方面在嘉裕桥（zhabs-gyas-zam-pa）以西密布碉卡，并四处煽动藏民伺机进行反攻。1912年底，藏军经波密至川边，大举向川军发动进攻，乍丫、江卡、盐井等处首当其冲，川军一部败退巴塘，一部被围于南墩。由于当时川军主力在乡城一带准备攻乡，尹昌衡乃命嵇廉率一部分军队驰援巴塘，巴塘的局势才得到控制。不久，黄煦昌率部至乍丫，与顾占文部会合夹击藏军，平复了乍丫、江卡、南墩等地。1913年初春，藏军再次向嘉裕桥、江卡发动进攻，在川军的反击下，藏军退守烟袋塘（乍丫西），并继续增兵。刘瑞麟遂调昌都的彭日升、时传文两营和乍丫的傅青云、牛运隆两营，对烟袋塘藏军实行夹攻。2月28日，傅、牛两营发起首攻，在彭、时两部的配合下，将藏军击退[42]。经过多次的较量，川、藏两军最终在瓦合山、澜沧江一线形成了对峙，这条康、藏之间的实际控制线直到1917年在因类乌齐割草事件而引发的康藏战争中才被彻底打破。
为了防止藏军东进，尹昌衡对川边防线作了调整，命令边军各营沿金沙江一线布防，分驻昌都、乍丫、盐井、江卡一带，严守要隘。同时，又令刘瑞麟坐镇昌都，西扼西藏，南控江卡；顾占文坐镇巴塘，南防盐井、西接江卡、东控乡稻；朱森林驻理塘，西援顾军，南防稻坝，直扼乡城；刘筱廷驻甘孜，镇北路。以上各部有事互相声援，无事则固守不动[43]。在康区防务部署妥当后，尹昌衡继续加强对乡城的军事清剿工作。1913年2月14日，西征军成立了“征乡司令部”[44]，尹昌衡令嵇廉率兵600名以游击方式步步进迫乡城。4月2日，孙绍骞接替嵇廉任“攻乡总指挥”后，确定了分左右两路夹攻乡城的计划[45]。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作为民初康区首乱之源的乡城地区于1914年1月得以平复[46]。
1913年6月13日，袁世凯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同时，改川边镇抚府为川边经略府，撤销原镇抚府下设的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四司，改置边东、边西两观察使。四川都督职位的被剥夺，对尹昌衡的经边事业造成了重大影响。6月17日，尹昌衡以兵穷财尽等种种困难为由通电辞职，并于7月3日回到了成都。由于当时国内反袁声浪甚高，四川各方对胡景伊署理川政亦持反对态度，为了缓解压力，袁世凯于7月7日又任命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兼领川边都督[47]。这一荒谬绝伦、画蛇添足之任命充分暴露了袁世凯对尹昌衡的排挤与打压。其后，在北洋政府的一再催促下，尹昌衡复由成都返回康区。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后，尹昌衡的警卫团长张煦于9月15日在打箭炉举义，响应熊克武独立，虽经尹昌衡亲自加以平定，但也由此加深了袁世凯的顾忌。10月28日，尹昌衡致电黎元洪，以忧劳太过、旧疾复发为由，要求请假3个月，以资调养。11月1日，川边都督由边东观察使颜镡护理。11月27日，尹昌衡被召入京。随着尹昌衡的去职，北洋政府于1914年1月裁撤川边经略使兼都督，任命张毅为川边镇守使，归四川都督节制[48]。1914年2月，袁世凯以捕杀赵尔丰、暗通国民党等罪名，将尹昌衡逮捕入狱。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始将其释放。此后，尹昌衡逐渐淡出政治舞台，隐居江湖，著书立说，直至1953年病逝于重庆。
二 川滇军在西征过程中的龃龉
宣统三年（1911）底，当西藏局势岌岌可危、全国舆论纷纷要求政府采取应急措施之时，四川境内新旧势力的交锋仍在进行，局面没有得到彻底的控制。而这一时期，革命军几乎控制了云南全省。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乘着四川内部的混乱，云南都督蔡锷派军队前往四川，试图占领川南。当时由于历史及地缘关系，云南方面对康藏局势也同样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1912年春，当藏军进逼昌都时，蔡锷曾电商川督尹昌衡协力设法筹维。但因当时云南派遣的滇、黔军还在四川境内与川军争斗，在这种情况下，四川方面不欲滇军介入康藏事务，于是以“经营藏卫，蜀当独任其难”[49]来加以回绝。但是客观情况表明，康区的局势也绝非四川所能独自应付。当时尚滞留在康区的边军中，“得力之兵，寥寥无几”[50]，能堪任战事者仅朱宪文、彭日升、牛运隆三营，且防地广袤，远不敷调遣。基于此，尹昌衡于1912年5月11日以“西藏关系全国”，要求北洋政府予以统筹计划，给予支援[51]。而对于川、滇两省的互相猜忌的心态，江西都督李烈钧发出通电，呼吁滇、蜀协力拯救康藏危局[52]。在各方的催促下，四川当局决定电请云南方面出兵，“联合进藏，竭力镇抚”[53]。
历史上滇军入藏向有两路：一是取道宁远、雅州转入巴塘进藏；二是取道中甸经阿墩子（a-tan-tse）由巴塘入藏。当时蔡锷考虑到这两条路线“皆苦绕越”，而且又会与川军相抵牾，于是打算另辟新路，即由维西、马必立，经珞瑜（lho-yul）向西北方向行进，直达拉萨。选择此路进藏，一来可以缩短行程约1000余里；二来可以抵制英国对藏东南地区的侵略，巩固国防。但是，袁世凯认为该路线工艰费巨，否决了蔡锷的计划，要求滇军直接取道中甸至巴塘。
1912年8月19日，在川军陆续抵达康区投入战斗之时，由云南西征军司令殷承瓛所率领的滇军亦抵达丽江，并决定分兵两纵队：左纵队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右纵队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其中，一部分滇军却临时改道，进援巴塘，遭到了尹昌衡的阻止，于是蔡锷令滇军进驻阿墩子。随着川、滇两军战事的进展，双方对作战地盘的争夺亦愈演愈烈。当滇军于8月26日攻克盐井之后，尹昌衡又令顾占文进攻盐井，并再次阻止滇军进一步推进，盐井之争使得川、滇两军的恶感也随之日益加深[54]。为了避免川、滇两军之龃龉，北洋政府国务院电令“滇军即可驻师，专顾滇北门户，毋庸再进”[55]。
1912年9月13日，尹昌衡致电北洋政府请求饬令滇军专顾滇境，责成川军全权进行[56]。而殷承瓛却称：“滇军所至，僧俗欢迎，投诚之禀佥称，若川军苛虐，死不服从，如滇政府能以待中甸蛮徭之恩，转待藏民，使藏地永久隶滇否，藏民亦誓归滇辖，不再反汉。”据此，殷承瓛要求北洋政府划清川、滇用兵区域，建议照清朝川、滇分界之议，“以宁静山（vbum-la）东之巴、里两塘及川边乡城一带归川经营”；宁静山以南之盐井，以西之江卡、波密、杂瑜等处归滇军经营，认为“如此划清区域，各有权限，庶不致彼此冲突，贻误大局”[57]。9月16日，滇方又以宁静山以东属川，以西属藏，要求“以宁境山东责成川军，以山西责成滇军”[58]。至此，川、滇两军争夺征藏之功的意图更加明显。
面对川、滇两军的纷争，北洋政府迭电询问真相，结果双方互相攻诈、诋毁。1912年9月20日，在尊重清末康区历史区划的前提下，北洋政府电令滇军驻守滇境，并把川边军务全权交由尹昌衡专办[59]。至10月底，除了在滇边之中甸、阿墩子、维西等处紧要地方驻有一部分兵力外，滇军悉数撤出藏区[60]。川、滇两军虽因畛域之私见而在很大程度上贻误了战机，但双方所表现出来的拯救藏局于危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这一初衷，应该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