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的作者、版本及其体例
1.《卢氏族谱》的增修者：卢湘父
新会卢氏于宣统元年增修、民国三十六年修订其族谱，卢九侄子卢子骏（湘父）为主要发起人及编纂者。卢子骏（1868—1970），字圣壹，号湘父，以号行，广东新会潮连乡（今属江门市）人。卢湘父一生致力于教育，在港澳地区办学长达40余年，为发展港澳文教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港澳近现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近代粤港澳地区著名的教育家、慈善家和文献学家。
湘父族系属梅墅房。曾祖义雅，祖父兆河，父骥，字育颖，号达之，又号达渠。1894年，湘父由陈荣衮介绍入万木草堂读书，师从康有为，湘父著有《万木草堂忆旧》，记述了在草堂求学的情形，“余既游于草堂，而康师或北上会试，或远游山水，在堂讲学之时间甚少”[2]。求学期间，湘父与陈荣衮热心从事改良蒙学，编著通俗蒙学课本，先后编成《妇孺韵语》《童蒙三字书》《童蒙四字书》和《童蒙五字书》等启蒙教材，为学校授课和儿童学习之用。1899年，应梁启超和徐勤之邀，卢湘父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教席，1900年归国至澳门，任澳门张氏家塾专席教师，1905年在澳门创办湘父学塾，任主讲席，采用自编蒙学新教本，“徒侣日盛”。1911年，湘父学塾由澳门迁至香港。1916年，卢湘父倡办女子学校，同时续办男校。1928年，澳门创办孔圣堂，旨在弘扬圣学，卢湘父为创办人之一。1934年，湘父学塾改名湘父中学，至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后被迫停办。1942年，香港孔教学院第二任院长朱汝珍离港，卢湘父继任院长，时年已届73岁高龄，同时兼孔教学校校长。该校于抗战胜利后更名为大成中学，1963年迁校黄大仙，并续办中小学。
卢湘父是著名的尊孔思想家。20世纪40年代末，卢湘父、雷荫荪发表《香港孔教学院呈国民大会书》，要求国民政府“阐扬圣道，息邪距诐”，确立孔教为国教，在各地立孔庙，学校崇祀圣诞。事虽未成，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卢湘父等人的推动下，香港孔教日渐复苏[3]。
卢湘父关爱乡党，不遗余力。受传统文化影响，其“慈善之观念，既根于天性，殆亦父母师长之教，耳濡目染欤”。民国二年，看到潮连乡没有善堂，湘父“乃约本乡同志，倡办普仁善堂于直街，次第办理善举”；随后，卢九设公善堂义学，委请湘父“综理学务”，“成效颇著”；又与族弟兰生等创办芦溪两等小学，为贫困儿童着想，“故劝捐以设义学，使贫儿亦得有求学之机会也”；又倡设水泵，向港澳乡亲集资数万，设于潮连乡间，“由是潮连无水患”；1939年，米价昂贵，民食艰难，湘父兄弟“乃邀集侨港同宗，在家乡举办平粜，继念平粜仍未普及，乃又召集港中潮连同乡，捐资赈粥，各姓分办，惠及单寒”[4]。
卢湘父关心家族文献事业，一生著作甚丰。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于宣统元年、民国三十六年，不辞劳苦，两修族谱，并编撰《潮连都志》，使家族、乡土故事得以存续：
余每关心家族，尊祖敬宗之念，无时或释。幼时，先考达渠公尝提议续修芦鞭卢氏族谱，事虽未成，而余窃识之。宣统纪元，余知修谱之必要，著论以告族人。乃集议举行，余任纂修之责，与衮棠兄戮力同心，调查编辑，凡三年而成事。盖自康熙修谱，至是凡二百年，当时手写三份，惟藏我家一份独存，际此千钧一发之时，不能不竭全力以赴之，窃以为责无旁贷也。民国二年春，谱成祭祖，大会同宗，置酒演戏，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岁暮，以年力就衰，念我乡文献，恐或失传，因不自量，竭力搜访，幸而亲友同情，邮筒络绎，遗闻轶事，积少成多，成《潮连都志》，凡二十万言。此余之幸事，而亦我乡文献之幸也。民国三十六年，念宣统至今，垂四十载，因发愿增修，增之云者，此次加入艺文谱也[5]。
此外，卢湘父还著有《童蒙书》三种、《编年纪事诗》《北游纪事》《棠棣诗文集》《桂游鸿雪》《万木草堂忆旧》《龙溪（外海旧名）志》《外海乡志》等教材、诗文及乡土文献。
2.《卢氏族谱》的版本及其内容
《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经明弘治正德间十世孙秉元（介所）初辑，明万历十二年十二世孙孔猎（林适）续修，明万历四十一年十二世孙梦桢（皓宪）续修，明天启年十二世孙九礼（梅麓）续修，清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十四世孙方申（大峰）、十五世孙继球（九成）、十七世孙九招（浪川）同修，清宣统元年己酉二十一世孙子骏（湘父）增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丁亥二十一世孙子骏（湘父）增修等五次修订。明时版本均轶，我们看到的藏本是以康熙五十二年版本为基础，宣统元年增修，民国三十六年修订，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铅印本，共二十六卷，分订十三册，由二十二世孙宝均署检，己丑（1949年）冬季，由卢湘父赠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现存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族谱卷首为历次修订的序言、凡例、地图、肖像；卷一至卷二十一为宗支谱，记载家族谱系；卷二十二为恩荣谱，记载家族荣誉；卷二十三为祠宇谱，记载家庙设置；卷二十四为家传谱，记载族人故事；卷二十五为艺文谱，记载族人文集等；卷二十六为杂录谱，记载历代对家族有影响的历史事件。
民国三十六年修订族谱时，发起人为卢湘父，卢九之四子兴原（孔勉）作序。在序中，兴原介绍了这次修订的原委：
民国三十六年春，族兄湘父，有重修族谱之议，询谋合同，以倡修一职相推许。自维德薄能鲜，愧不克当，第念先君子之遗训，岂敢以不敏自谢。宣统修谱，先兰生兄既倡修于前，此次亦当追随于后，且湘父兄以八十高年尚能贾其余勇，兴原六十有奇，何敢言老？但念家族掌故，素乏研求，于谱事无甚裨益，惟有所商榷，或亦可备顾问，期于笔墨之事，口舌之劳，尽其力之所能致耳。湘父兄两任纂修，虽为识途之老马，然此四十年间，时局之迁流，人事之变幻，有不可思议者，故其怀铅握椠，博访周咨，仆仆于道途，劳劳于笔札，此中艰苦，固可想象而得之[6]。
族谱卷首之《增修芦鞭卢氏族谱始末记》，亦详细记录了本次修谱之定例、修谱之发起、家族议事会之赞成、职务之推选、修谱之发起人、募捐之助力、调查之工作、协修之得人、董事之效劳、印刷之商榷、编次誊录及校字、艺文之搜集、简表及补遗等修谱全过程。其中，在职务之推选中，卢子骏记录了参编人员的分工：
宣统修谱，予任纂修，此次驾轻就熟，义无可辞，惟前次兰生兄任倡修，先衮裳兄任监修，以为领导，而浣馨寿石两兄任协修，通力合作，相与有成。今则老成已谢，继往需人。孔勉兄学贯中西，仕膺显秩，为我族之闻人，因公推为倡修。戒农兄年垂九秩，硕德耆儒，公推为监修，此皆实至而名归者[7]。
宗支谱为《卢氏族谱》最重要的内容，容量极大，设二十一卷：卷一元白房，卷二襟江房，卷三隐南房，卷四松岭房，卷五梅墅房（奇所房、连山房附），卷六云谭房、敬所房，卷七敬所房，卷八平台房（霞山），卷九平台房（霞山），卷十平台房（霞山），卷十一平台房（霞山），卷十二平台房（霞山），卷十三平台房（昆山），卷十四平台房（岐山），卷十五平台房（岐山）（西山、丹山、亦山房附），卷十六东逸房（南怀），卷十七东逸房（华峰、奇峰），卷十八东逸房（侣樵），卷十九东逸房（侣樵），卷二十东逸房（侣樵），卷二十一上下东逸房（东山、南窓）。
3.《卢氏族谱》的主要特色
宣统元年、民国三十六年2次增修族谱，卢湘父均是枵腹从公、呕心沥血，且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宣统元年修谱时，有人“惊叹”，有人“窃笑”：“惊叹者之意，以为骏方授徒，日与学童共艰苦，乃能与青毡余暇，任斯烦剧。两年之间，裒然成帙，巧拙虽非所计，而亦可谓能人所难也；若夫窃笑者之意，则以为世界之大，人物之繁，爱群之心，当从大处落墨，若沾沾于家族之一小部分，亦已隘矣。”至民国三十六年修谱毕，卢氏再次感叹，修谱之事，有六难焉：一难修谱之事，毫无专责；二难修谱之事，从无年限；三难凡办一事，非财不行；四难谱学枯燥，谁复耐此？五难虽有此心，枵腹从公；六难钟鸣漏尽，夜行不休。凡此种种，“能者不欲为，欲为者又未必能”[8]。尽管如此，卢湘父以80岁高龄，仍为人所不能之事，在修谱之组织、体例、内容等方面精心策划，从容编撰，使《卢氏族谱》成为一部具有鲜明特色，兼具创新意义的家族“叙事鸿篇”。
第一，策划周详，组织严密。宣统元年修谱时，曾制订详尽的工作计划，包括修谱之缘起、前度之续修、宣统增修之集议、修谱之布告、房谱样本之分发、外居之调查、编辑之条理、谱例之改革、捐款之踊跃、印刷与校对、芦鞭全图之测绘、宗祠祖茔及各村图之摄影、谱事之助力等均有周密安排；民国三十六年修谱时经验稍丰，又有家族议事会之赞成、职务之推选、修谱之发起人、募捐之助力、调查之工作、协修之得人、董事之效劳、印刷之商榷、编次誊录及校字、艺文之搜集、简表及补遗等，或增加，或完善，莫不调动族中菁华，广泛参与，周详推演。其中，关于“印刷之商榷”，即充分体现了卢氏的严谨、周到和精明以及族人的力量：“编辑就绪，印刷事开始考虑。工费之比较，广州廉于香港。初拟在广州排印，惟以校对一事，不能委之别人。盖寻常著作，但识文义，便可校对无讹，若谱事则世系所关，非熟悉其上下源流，则每易错误，故非由纂修者校对不可。然印刷尽需数月，若因此流寓广州，历时许久，又非所便。予年老需人自随，若以数月间之屋租食用，亦所费不赀。办事既不便，而费用仍不能廉，故决议在港排印。订定价值日期，即于戊子九月开始。时捐款尚未足用，但恐物价再涨，故且印且筹，徐图接续。此则与侨港诸君商议取决者。至于督理印刷事宜，则粹吾兼腾两君之力也。”[9]
第二，顺应形势，体例创新。民国三十六年修谱，内容周全备至，其所设目，超越了一般性的族谱，而“肖像”“艺文”之设，尤具特色。而《艺文谱》为此次修订增加的新内容：
前次续修，既于宗支而外，创编祠宇恩荣家传杂录于谱。今次更增开艺文一门，于吾族著作，搜罗宏富，其所以诵先德之清芬，而动后人之爱慕者，用意尤为深远。吾愿得斯谱者，世袭而藏之，以此为我族文献之传，吾尤愿外房同宗，得斯谱而读之，各兴其水源木本之思也[10]。
《艺文谱》共收34位作者的文章76篇，12位作者的文外集12篇，18位作者的诗作909首，另有11位作者的诗外集13首。《艺文谱》的作品，大部分是族中历代文人所作，也有少量的族外名家，如宋湘、朱汝珍等人的作品。
在具体编辑时，则因应时变，突破藩篱，多有创新。宗支谱，通常是族谱的基本体例与内容，最能体现宗族的繁盛与序列，以及修谱者的工作难度和基本态度。“入清以后的家谱，虽然在总的体例上依然保留着世系表：直为经，父子相承，横为纬，兄弟并列。长房叙清，继叙二房，条分缕析，按图而稽。书讳、书名、书字、书配、书子女、书生卒的格式，但在具体的编纂时有了比较大的自由度。”[11]以此睽之，《卢氏族谱》在体例上有诸多突破和创新：关于排列，“康熙修谱时，已改为直次五代，横列三位；宣统时仍用直次五代之法，而改为横列五位；今次改为直次五代横列十位以省篇幅。宗支谱之过接处，如五世九世十三世廿一世等，俱重列一代，以便检寻”；关于宗房排列，“变通旧法，分房编纂。每房各自一世起，详本支而略旁支，……今或于一房之中，又区分为数房焉，是合之则为全族之谱，分之则实为多数之房谱”；关于庶长嫡幼，“以嫡据右直承，庶列于左，于其名之上，加嫡长二字，以着其实。立宗之义，尤较重于长也”；关于妾侍，不按旧列，“凡有妾者，均照来稿直书”；关于入谱年齿，康熙修谱，“年未二十者，俱未记录”；宣统续修，已有变通，“凡生存之人，不拘老幼，悉数纪载”[12]。
第三，西风东渐，融于一谱。与一般族谱相同，《卢氏族谱》处处体现了浓郁的宗族、宗法理念，修谱以示宗秩，以踵家贤，以明传述，所谓“观吾谱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谱之所系，岂浅显哉？”然而，自宣统元年至民国三十六年间，中国内地历经诸多动荡与变革，国门初开，西风东渐，近代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另外，卢湘父从事教育40余年，重视文化传承，且曾游历长崎、横滨、东京、港澳、上海等地，于彼处繁华，眼界为之大开，“近世之见闻多矣”，乃由世界而思及家园，有“文化富力”之说，所谓“夫民族之富力，与文化最有关系。地球言文化，必以河流；粤省言文化，当以海坦；古世言文化，必以中原礼俗；现世言文化，必以濒海交通。我潮连四面环海，属西江流域，河流海坦，均擅其胜，以故交通便利，民智日开，宜乎文化富力，与日俱增”[13]。惟其如是，卢湘父思想较为开放，吸纳了许多西洋知识，以至《卢氏族谱》随处可见世界眼光与时代气息，以及中国传统与西方信息交织，颇具特色。在《恩荣谱》中，既有传统的制诰、封荫以及科考，又增设了“毕业”一目，族人子弟受西方教育而显著者，均列榜中：兴原，伦敦法学硕士；光忠，伦敦兵马科；荣基，伦敦大学；荣发，上海圣约翰大学商科；明新，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雨董，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科学士；文翰，国立中山大学；等等。这显示出卢氏后人自21世之后已经开始出现一批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知识精英群体。他如“地图测绘”“肖像摄影”，以及《杂录谱》中所择录的“学校”“道路”“水泵”“园林”等，亦透露出许多新鲜的西洋知识。珠三角流域是最早“沐浴”西风欧雨的地区之一，在新旧交替时期修订的《卢氏族谱》，完全可以当做西风东渐、中西交织的“乡村读本”，从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传统乡村受外来风气影响而发生的种种变化，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第四，兴师动众，经营得当。此次修谱，首先得到了家族议事会的同意，然后尽可能动员全族精英参与，《职事衔名》胪列了倡修、监修、纂修、协修、分修、议修、董事、督印、编次、誊录、校字等近两百人的编纂队伍。此外，如何筹集经费，亦使卢湘父煞费苦心，最终得到了旅居各地，尤其是港澳乡亲的大力支持。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卢湘父为筹集修谱经费，奔走于港澳，澳门被列为主要筹款地，因为“我族精华所聚，多在澳门。曩时家族义举，端赖澳侨提携”[14]。卢九发家之后，热心家族公益，其“敬宗尊祖之心”，受到家族亲戚的赞扬。《卢氏族谱》二次重修，均得到卢九后人的积极捐资襄助，乃得成其事：宣统元年修谱，卢九次子宗璜（煊仲）“慨捐巨金”；民国三十六年修谱，倡修者是卢九之四子兴原（孔勉），监修者是卢九之侄光裕（戒农），卢九之孙、煊仲之子荣锡“慨捐巨款”，“以为之倡，尤有乃祖父之风”。而在捐款一项中，卢廉若兄弟以卢九名义捐款一千元：“修谱集议时，由公益会提借数百金，以为开办经费。盖尚未开捐也，至是刊派捐册。兰生君昆仲，首为其父文山公尝认捐一千元，廉若君昆仲继之，亦为其父焯之公尝认捐一千元，敏卿君昆仲，为其父寿如公尝认捐四百元，其余认捐一二百元者，凡数十人。”此外，外居族人所捐，“上栅房共一千元，员山丹竹各四百余元，俱占多数，而其余之零星捐款，尚不能屈指计也。虽然彼认捐巨资者，固属可嘉，而中人以下，或分其岁入之小部分，或积存其劳动之余资，以贡献于谱局，藉表其敬宗尊祖之心，虽所捐不多，而此举挚诚，尤足令人钦仰。窃叹吾族人天性之优厚，盖有加而无已也”[15]。为此，卢湘父曾感叹道：修谱之事，非财不行，幸赖族人捐助，且精打细算，巧做经理，新谱乃克告成。正是卢湘父的坚毅以及族人的支持，才给族裔以及后世研究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家族文献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