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孤岛文学研究综述
孤岛文学研究，整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1949年以前。孤岛文学场域形成的同时，一批有着自觉意识的批评家们就开始对刚刚发生的文坛现象进行点评，也成为第一个时期的重心之作。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对整个文坛进行存档式的素描。比如《大晚报·街头》所创办的《艺坛一周》，由墨枫、于由、丽伶等五人主持，及时对文艺圈进行报道评论；另有《剧场艺术》杂志设立的《孤岛戏剧浪花报道》等，与此相似。虽然所见不甚深，却有一种史料保存的功绩。
第二类为剧评与书评。孤岛时期的戏剧界由于特殊的形势，小剧场戏剧以及电影十分繁荣，对某部电影或戏剧进行读后感式的点评，成为当时报纸副刊极为常见的批评文字。1939年8月21日的《大晚报·剪影》副刊曾以“论于伶《夜上海》”为题邀集天佐、石灵、林珏、林淡秋、洛蚀文、钟望阳、锡金、戴平万等八人一起上阵，各陈己见，可谓盛事。而在《华美晨报·浪花》上，茅盾、王任叔、胡愈之、夏衍等接连四期发表各自的《推荐〈上海一日〉》，为这本报告文学集造势，阵容也可说强大。论语派的刊物一向重视书评，此时也不例外。陶亢德等主编的《宇宙风乙刊》与黄嘉德、黄嘉音主编的《西风》，都开辟了书评专栏，对此时出版的一些小说散文集尤其是论语派同人的作品，多有绍介。
第三类则为述评。这类文章对一个时间段的文学场景进行整体的评述，已初具史的意识，也是第一时期孤岛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1938年7月15日，宗珏在《文汇报·世纪风》上发表的《血和泪的文学》，对抗战一年来孤岛的文艺活动进行了总结，是笔者所见最早的以年为时间段来审视孤岛文学的文字。此后，随着时间推移，一系列的述评文章涌现出来，也构成了孤岛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1939年1月1日，《译报周刊》第12、13合期上以“一九三八年上海文化界动态”为总标题，分别发表了白屋的《一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总检讨》、杨真的《一年来的上海出版界》、鲁逸的《一年来的上海新闻界》、应服群的《一年来的上海文艺界》、钱堃的《一年来的戏剧电影》等文章，第一次大规模地从文学到教育对1938年的孤岛文化界进行了梳理。他们以是否有利于抗战作为标尺，总结成绩，检点不足，提出要求。1939年2月1日出版的《戏剧杂志》（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欧阳予倩的《一年来戏剧运动的展望》、夏衍的《过去一年间的戏剧战线》同期发表，不但对孤岛的戏剧作了精辟的分析，又为戏剧运动指明了道路，确定了此后两年孤岛戏剧的发展方向。1940年1月25日出版的《戏剧与文学》创刊号上，同期推出岳昭的《一年来的上海文艺界》、李宗绍的《一年来孤岛剧运的回顾》、锡金的《一年来的诗歌回顾》、黄峰的《一年来的翻译界》、于伶的《一年读剧记》等五篇文章，对1939年的孤岛文艺界进行了全面论述。其他如《两年间的文艺运动》（署名西，《文艺新潮》一卷10号，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学运动现况》（卜克作，《华美晨报·浪花》，1939年3月3日）、两年来通俗文艺运动》（邹啸作，《中美日报·堡垒》第113期，1940年11月1日）、《两年来的上海话剧》（宗一飞作，《中美日报·堡垒》第114期，1940年11月3日）等篇什，也都是述评类的整体观照之作。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的孤岛文学研究，主要是由孤岛的“左翼”文人来完成的。“左翼”文人在对孤岛文学状况进行梳理的时候，有意识地用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标准进行划分。就其本质来看，与其把“左翼”文人对孤岛文学的回顾视为一种文学研究，倒不如说是一种及时总结经验的政治工作。在这些研究背后，他们关注的不是整个孤岛文学如何更好地发展，而是“左翼”文艺如何进一步占据孤岛文坛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这种研究注重的是“左翼”文人对于孤岛文坛话语霸权的争夺。因此，这些篇什大多是对孤岛“左翼”文化工作的即时反思，真正从文学的意义上对孤岛文坛进行审视的不多。这种目的，在孤岛行将结束的时候，巴人（王任叔）发表的《四年来上海文艺》最能体现。整篇文章中，这位孤岛“左翼”文人的领军人物眼光所视之处，只有《文艺阵地》《文艺新潮》《鲁迅风》《文艺》以及《新中国文艺丛刊》《大时代文艺丛书》等“左翼”阵营自己经营的文学事业。至于孤岛文学的发展，他有如此设想：
总之，我认为上海文艺如其要有更大的发展，必须遵循两个方向：其一是展开文艺社会的政治的批评，扫除文艺园地的“青草”并打击那些老爷们的帮闲；其二是必须与苏北江南的抗战军队和人民武装一致团结，展开大时代的血的斗争的真实的描写[10]。
如果说第二个方向是当时中共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那么，第一个方向就代表着此时“左翼”文人的文学理念。在王任叔的眼里，孤岛文学发展的前提，正是要消灭孤岛文学的多样性，扫除“左翼”文学之外“文艺园地的‘青草’”，并打击与己相对的文学——“老爷们的帮闲”。这种把文学完全视为政治工具的观点，极大地限制了“左翼”文人此时对孤岛文学研究的深度，同时也限制了他们自身文学创作的深度。
孤岛之外，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乃至华北沦陷区的一些报章杂志上，也有一些文字涉及孤岛文坛。比如，1940年9月4日《新华日报》“书评”栏茅盾的《关于〈新水浒〉——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11]对谷斯范长篇小说《新水浒》的批评，1938年10月16日《文艺突击》第1期周而复的《孤岛上的文化》对孤岛文化环境的分析，1940年12月1日北平《中国文艺》第3卷第4期林慧文的《现代散文的道路》对孤岛西洋杂志文的论述等，都对单个作家或文学现象进行了观照。或许是因为这些作者远在千里之外，这些篇什大都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叙述，而没有像上述孤岛文人那样，进行一种系统性的扫描和反思。
上海全面沦陷后，孤岛“左翼”文人风流云散，留在上海的“左翼”文人要么沉寂，要么改谈风月，孤岛文学研究也随之式微。以《杂志》为首的具有地下党背景的文学期刊在沦陷时期举办了不少座谈会，然而限于环境，他们也不能对孤岛文学多加置评。同时期的海上刊物《风雨谈》《古今》《紫罗兰》《天地》《小说月报》以及柯灵主编的《万象》，都把目光主要放在了创作上，对刚刚过去的文学场景进行批评和反思的意识相较孤岛时期大大减弱了。这是自由主义文人的个人化与“左翼”文人的组织化之间的区别，也从事实上悬搁了对孤岛文学的讨论。抗战胜利后，大批文人重返上海，对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进行整体反思的政治压迫消失了，但急剧变化的形势，波谲云诡的政治，逼使每个人必须尽快作出人生抉择，而不能从容地沉湎于过去。整个战后时期，除了上海沦陷时陶亢德、周黎庵等在《古今》和《风雨谈》上的几篇回忆文章和陈蝶衣在《万象》上开展的“通俗文学讨论”对孤岛文坛略有涉及之外，这一阶段并没有好的评述孤岛的文章出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孤岛文学研究进入第二个时期。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使延安的工农兵文学理念顺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合法文学观。以此为基点，现代文学被重新叙述。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文学运动成为现代文学的主脉，与之相左的作家和文学史实被遮蔽掉了，在地域上被视为国统区文学一部分的孤岛文学自然也在遗忘之列。当时主要的几部文学史中，孤岛文学有的在综述中一带而过，有的根本没有出场。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一九三七—一九四二”一编中，对孤岛的文学运动视而不见。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也没有孤岛文学的位置。随着中国国内局势越来越“左”，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文人动辄得咎，曾在孤岛上活跃过的作家，如师陀、楼适夷、柯灵等操起生硬的笔头，加入了工农兵文学大合唱。而另一些作家如关露、袁殊等人，由于孤岛时期潜伏身份的特殊性，基本对此持一种缄默的态度。就坊间所见的资料，这一时期对孤岛文学研究有所裨益的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如巴人的《〈鲁迅风〉话旧》[12]、周瘦鹃的《笔墨生涯五十年》[13]等。令人尴尬的是，这一阶段对孤岛文学有所涉及的文字大多不在公开发行的报纸刊物上，而是出现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人的交代材料中。在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一些档案里，如柯灵、师陀等人的交代材料倒有一些史料价值，想必处在北京的唐弢、楼适夷等人也是如此。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孤岛文学研究的沉寂期。而打破这种沉寂，还要等待新时期的到来。
1980年12月，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卷出版。在大的框架上，整本书仍沿用了旧的思路，把九章中的七章篇幅给了民族解放和工农兵方向的文学，只有两章用来介绍国统区文学。但令人欣喜的是，这部教科书性质的文学史第一次以进步文艺运动命名，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孤岛时期的文学，并作出了“上海‘孤岛’的进步文艺运动曾经相当活跃”的批语。尽管对于孤岛文学仅仅论述为“进步文艺运动”，而遮蔽了孤岛文学其他的丰富面相，但这种认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昭示了自新时期开始，孤岛文学研究春天的来临，也使孤岛文学研究进入了第三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可以分为两段：20世纪80年代以资料整理为主和90年代以文学史研究为主。1986年，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主，联合上海图书馆等其他单位，以几年之力，推出了一套《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包括《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以下简称《编目》）、《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等共三种六册。在最初的设计中，尚有《上海“孤岛”文学论争集》，但因故没有成书；《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史料》十辑也还只是内部的一个油印本，未能公开发行。
《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分上下两册，收录了孤岛时期“左翼”和进步文人对当时的回忆，以及郑振铎、柳亚子等人的亲属对其在孤岛时期活动的回忆，涉及近百人，为孤岛文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编目》则收录了72种文学期刊、24种报纸副刊的目录，基本涵盖了当时大部分主要文学报刊，内容甚为翔实，代表着孤岛文学资料方面的最高成就。书末应国靖的两篇述评《“孤岛”时期报纸副刊出版概况》和《“孤岛”时期文学刊物出版概况》，以简要的语言，将孤岛时期的重要报刊一一勾勒，对报刊的背景、主编、性质都有介绍，是这一时期孤岛文学研究的初步收获。《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共三册，上册为小说卷，中册为散文、杂文、诗歌卷，下册为报告文学、戏剧、儿童文学卷。来源则是孤岛时期出版的书籍、报纸副刊以及文学期刊等，是迄今为止唯一出版的综合性孤岛文学选集。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孤岛文学书籍，尚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其中收录了唐弢的《鸿爪集》、于伶的《“孤岛”剧作二种》、周木斋的《消长新集》等孤岛时期的作品；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中，收录了关露的《新旧时代》、柯灵的《市楼独唱》、孔另境等的《横眉集》等孤岛时期出版的文集。同时，上海书店影印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其中孤岛时期的《文献》《鲁迅风》《文艺阵地》等因此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为读者所熟知。
一系列的原始资料、回忆录出版之后的几年，孤岛文学研究似乎陷入了短暂的沉寂，仍是只有少数的回忆篇什陆续问世，有分量的研究论文似乎显得比较萧瑟。但从此后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把这几年的沉寂看作孤岛文学研究黎明前的黑暗。在较为翔实的资料基础上，一些学者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学史的写作中。1994年8月，杨幼生、陈青生合著的《上海“孤岛”文学》由上海书店出版，成为新时期孤岛文学研究的报春之燕。作为柯灵、范泉主编的《文史探索书系》中的一种，这本八万字的小册子以史家的眼光对孤岛的杂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儿童文学等七大类文学作品予以系统梳理。由于占有资料翔实，一些论断虽然大胆却也自圆其说，如“罗洪恐怕是‘孤岛’最出色的女性小说作家”[14]，“在歌词创作方面，‘孤岛’最积极的写作者要算袁鹰”[15]等，都发前人未发。通篇论述不刻意突出大家。巴金、芦焚等的小说，钱钟书、李健吾等的散文，都能做到言之有据，客观评述。与此同时，对一些未被其他文学史注意过的人物，作者也依据客观史实公正评价。例如，以锡金、朱维基、辛劳等为主体的“行列社”诗人群，对于他们在上海所开展的诗歌朗诵活动，“堪称诗歌朗诵活动在已经沦陷的半个中国区域内的唯一回响，这不能不说是行列社诗人们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功劳”[16]。丝毫不吝赞美之词，且对关露、白曙等其他社员的文学成就也予以介绍，力争还历史本来面目。尤其是对于电影与儿童文学等没有进入过文学史写作的文学类别，作者给予专章论述的待遇，突出显示了作者为孤岛文学据实写史的眼光。虽然具体成果尚有待商榷之处，但这份尝试之功却意义不小。
1995年陈青生独撰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对占有抗战时期上海文学一半时段的孤岛文学的介绍用力甚多，在“孤岛篇”中，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用了六章的篇幅详细叙述。第七章为一种总体的介绍，接下来的五章分别论述了孤岛时期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理论等五种文学类型。此书是陈青生在《上海“孤岛”文学》基础上写作的，与上书体例内容多有相似，但眼光更为敏锐，取舍也更为严谨。尤其是新增加的文学理论一章，对当时文坛上的几场争论如“抗战文艺”“鲁迅风”等有较为妥切的论述，体现出一种较为宏阔的眼光。可以说，这两本书代表了孤岛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成就。
1993年，远在大洋彼岸的傅葆石，在斯坦福大学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Passivity，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7-1945。在文中，傅葆石的着力点在于思想史的考察，因此，他对于孤岛文人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思想心态和道德抉择上。他以抗日、降日和退隐三种模式作为前提概念，深入探讨了抗战爆发以后，孤岛以及沦陷时期上海文化人的心灵动态[17]，为孤岛文学研究开了另一条道路。但正如柯灵在给作者的信中所言，“设定这样三种不同情况，便于考察，是可以的，符合实际的；但具体到个别的人，恐怕仍然会遇到不易归类的困难”[18]，也指出了简单的类型划分对丰富性的掩盖。
1999年6月，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朱文华负责1937～1949年部分的写作。朱文华以现代文学史上第三个十年中上海的文学活动为整体研究对象，因此，对于孤岛文学的论述视角也就更宏阔。孤岛文学在他的叙述中，一直处于与沦陷时期以及20世纪40年代后期文学的联动之中，前后辉映。就具体的文学内容来说，朱文华的研究并没有更多新的史料出现，但其在整体中考察孤岛文学的思路，却在前几部近乎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此后，《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齐卫平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上海文学通史》（邱明正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等均对孤岛文学有所论述，但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基本沿袭了前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大的推进，不再赘述。
除了上海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这一时期出现的关于孤岛文学的研究论文不少，如何为的《从〈前草〉到〈草原〉》（《读书》1983年第12期）、徐开垒的《“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抗战初期〈文汇报·世纪风〉的回忆》（《人民日报·战地》增刊第1期）和《“孤岛”刊物〈文艺新潮〉》（《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王欣荣的《“孤岛”上海的鲁迅风》（《东岳论丛》1993年第4期）、沈永宝的《关于“鲁迅风”杂文论争的几个问题——兼与卢豫冬先生商榷》、许觉民的《孤岛前后期上海书界散记》（《收获》1999年第6期）、王欣荣和杨琳的《王任叔（巴人）的文化人格》（《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方婕的《试论“鲁迅风”的形成与发展》（《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钱英才的《上海“孤岛”时期的宁波作家述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其中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两份刊物《新文学史料》和《出版史料》。作为专门收集现代文学史料的刊物，这两份刊物一直没有停止对孤岛文学出版资料的收集。除了收录于《孤岛文学回忆录》中的文字，《回忆先父王统照在孤岛时期的文学生活》、《王任叔在“孤岛”上海》、《从〈鲁迅风〉到〈东南风〉——记苗埒、徐
和巴人的一场笔战》、《寂寞者和他的血——孤岛诗人辛劳》、《上海“孤岛”文艺运动亲历记》、卢豫冬的《巴人与“鲁迅风”论争》等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的文献，都从史料方面为孤岛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少素材。与此相似的有《出版史料》，总体来看，孤岛文学研究到了第三阶段，才算得上真正开始了学术探究之路。如果说第一阶段“左翼”文人的自身反思是一种近距离感性总结的话，那么，在第二阶段的沉寂之后，第三阶段的研究就呈现出一种远距离理性探讨的特征，从而进入了现代文学研究之林。
孤岛文学研究中，关于孤岛文学期刊的专项研究几乎没有。1984年10月，作为《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附录的应国靖的《“孤岛”时期文学期刊出版概况》，可以说是唯一对孤岛时期文学期刊进行整体观照的篇什。文章把孤岛文学纳入国统区文学进行论述，“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运动，是抗日时期国统区文学运动的重要一部分”[19]，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认识。在此基点上，应国靖对孤岛时期的几十种文学期刊进行了简述，勾勒出了孤岛文学期刊从《离骚》到《奔流新集》的概貌。此后，应国靖出版了《现代文学期刊漫话》（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对150余种现代文学期刊进行扫描，其中也有孤岛文学刊物《鲁迅风》《红茶》等。但总的来说，前文失之于简，后书失之于散，都不是对孤岛文学期刊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应国靖之外，涉及孤岛文学期刊的篇章大都是一些回忆和单篇论文，如《孤岛青年的良师益友——〈学习〉半月刊》（《出版史料》1991年第1期）、《“孤岛”刊物〈文艺新潮〉》（《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关于“孤岛”时期出版的〈战声〉》（《出版史料》1992年第4期）以及张厉冰的《关于早期〈万象〉的考察》、王国绶的《〈鲁迅风〉的风骨》（均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等。
任何的学术研究都有值得反思之处，孤岛文学研究也是一样。通过对孤岛文学研究历程的述评可以发现，尽管对孤岛文学的研究在新时期云蒸霞蔚，乃至在新世纪依然默默前行，但就整体来看，孤岛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孤岛文学本身相比还是逊色不少。在笔者看来，目前值得商榷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文学史料整理的不足。当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社会科学的殿堂，对它的研究就必须依据严格的学术规范，而史料的收集与考辨无疑是第一步工作。正如上述，在孤岛文学资料的收集工作上，上海社科院文学所20世纪80年代的工作不可埋没。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客观原因，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完全呈现。比如对于文学报刊的编目，在第一本出版之后，据陈青生的描述，他们很快又搜集了其他几十种的期刊目录，却由于经济问题未能出版。如果说编辑的资料无法出版是一种客观遗憾的话，那么，在出版的一些孤岛史料中不少的错讹，就带来了不少主观遗憾。
《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中，错讹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刊期的错讹与遗漏。比如徐迟主编的《纯文艺》共三期，《编目》仅录一期，并把1938年3月25日出版的第二期当作第一期进行编目；《文学研究》出至1940年5月第二卷第二期，《编目》截至第二卷第一期等。而且，《编目》中期刊标题下边屡屡出现（缺某卷某期）的注释，如《千字文》（缺第一卷第四期）等，现在只能成为遗珠之憾。第二，编目的错讹与遗漏。一是无意的遗漏，如《文学集林》第一辑《山程》，《编目》在一篇《读书杂记四则》旁边专门加注“实际只有三则——编者”[20]，但翻阅原刊就会发现，第四则《风云会》就在该期第114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刊物目录所示第四则杂记的页码与刊登页码并不相符，编者依照目录按图索骥未得，遂加此注。第二则是有意的遗漏，体现在《大陆》《少年读物》等刊物目录的处理上。这类刊物大都是综合性的具有启蒙价值取向的刊物，在文学内容之外，同时刊载不少科学文化知识的文章。《编目》在编选时仅仅摘录了一些文学性的篇目，而把文学之外的其他社科类或自然类文章目录舍去，同时又没有注释说明。这种有意的遮蔽表面看来是突出了文学，事实上却遮蔽了当时文学期刊的真实面相。孤岛时期不少文学期刊选择知识传输的启蒙取向，刊载科学性的文字，正是孤岛文学期刊的一个特征。但随着《编目》有意的舍弃，这种特征烟消云散，孤岛文学应有的个性也就无从寻觅了。第三，目录内容的错讹。例如，邵洵美在《自由谭》上刊载评论时使用的笔名“闲大”，在《编目》中，这个在七期的《自由谭》里仅出现过六次的笔名，就有“谭大”（第二期）、“闲大”（第三、六期）、“闲夫”（第一、四、五期）三种，此类错讹《编目》之中甚多。上述三类错讹，虽然瑕不掩瑜，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本目录汇编的可信度和利用价值。
《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的编选，也未能尽美。因为时代的限制，编选者在征集篇目的时候，以当时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作家以及“左翼”文人为主[21]，而对孤岛时期在文坛上影响较大的陶亢德、周黎庵、苏青、徐
等自由文人以及包天笑、顾明道等通俗作家未能涉及。就现有的内容来看，也有学者指出，“许多回忆录，文风甚糟，不必要的夸张、形容，显然有意拔高等等，读来使人有泥沙俱下之感。我想，文学的生命是真诚，而以回忆录为最，如果所忆之事为真，而所为之文有浮夸之迹，则可能失去读者之信任。我在翻阅的过程中，时时因看出作者的不诚实而感到趣味索然”[22]。编选的局限与回忆录真实性的不足，使得这部回忆录的可借鉴价值大打折扣。因为回忆录的性质，很多当事人多是依靠个人记忆成文，而一些研究者以此进行演绎，也就不免以讹传讹了[23]。
第二个不足就是研究的滞后。所谓滞后，有两个含义，一是研究力量的薄弱，二是研究思路的狭窄。通过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目前对于孤岛文学有所补益的研究成果，大都来自同一个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自然，由于孤岛的特殊形势，这时的一些文学报刊、书籍很难绕过战火到达后方，上海天然地成为孤岛时期文学第一手资料最多的地方，上海学者成为孤岛文学研究的主角也是应有之义。但作为一块重要的文学版图，如若只有一地学者甚至一个机构的学者关注，则不免使人焦虑。与同属地域文学的“解放区文学研究”近几年获得山西、河南、北京乃至福建等地的呼应相比，孤岛文学研究在学者力量和研究成果上都逊色不少。研究力量的薄弱就自然导致了研究思路的狭窄。以陈青生先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为例，陈用八年时间占有原始材料，使此书显得资料翔实，颇为厚重。但随着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史观就显得单调。一是书中对于作家的评述过多围绕“抗战”与“非抗战”展开，使他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左翼”文学的论述，对于自由文人、鸳蝴文人、国民党派背景的文人等孤岛其他文学力量则未能展开，其在《上海“孤岛”文学》中对通俗文学的论述也未能在此书中得到回应。二是研究思路基本限制在对作家作品的梳理，而对作品背后的文学生产力量关注不多。也就是“当了人与作品这个传统框架的俘虏”[24]，或者对本雅明所言的“大事名气的拜物教”俯首称臣了。共通的话语环境和研究资料，使此后产生的几本著作如出一辙，新资料的匮乏和想象力的疲惫已使这个研究群体陷入了故步自封的窘境。可以说，研究的迟滞成了孤岛文学目前的主要缺陷。
总体来说，孤岛文学的研究成果目前仍保持在20世纪80年代的资料收集、90年代研究的水平上。如何用新的研究框架重建新的文学史想象，如何以客观的姿态去对待“左翼”以外的其他流派，如何用新的思路继续挖掘其他材料，都应该是孤岛文学研究目前所应解决的问题。对于孤岛时期论语派的活动，民国旧派作家为主体的通俗文学，以及在海派和“鸳蝴”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通俗海派”文学及作家等这些现在看来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现象的研究，都是目前孤岛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弱点之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指出孤岛文学研究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不代表对于此前研究的否定。相反，作为卓有成效的文学史建构，包括柯灵、陈青生等几代人为孤岛文学研究付出的努力理应获得尊重。但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却也是后来者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