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孤岛所代表的时间段，从1937年11月12日到1941年12月8日，有四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其所代表的空间范围，指位于上海苏州河以南的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如果从时间段和空间范围来看，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孤岛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时空区域。但短暂的时空域背后，孤岛以其蕴藏的丰富内涵，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尤其是文学出版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孤岛重要的文化地位，来自孤岛的独立性。抗战时期的中国版图，因为政治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等互相独立的政治区域，这些区域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形成了自我独特的文化景观。孤岛无疑也具有同样的独立性要素。孤岛的实际统治者是受命于英、美、法三国的工部局和总董局，并不受日本和汪伪等沦陷区力量的统治；同时也不属于国统区的控制范围，对于留在孤岛的“四行孤军”，国民政府屡次照会英、美、法政府，希望租界当局予以保护，可见国民政府对孤岛也鞭长莫及，遑论解放区的政权。独立的政治元素，决定了孤岛的文学场域有着自足的独立性。掌握着行政机器的租界当局，持着“你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我们外国人就不管你们的事”[1]的态度，为孤岛的文化建设插上自由的旗帜。尽管这种自由的广度值得商榷，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国统区三民主义和“左翼”文学合成的抗战文艺，抑或沦陷区内所谓的和平文艺，都无法取得对于孤岛文化的绝对控制权。从而在几种力量的互动中，孤岛的文化版图成为抗战时期与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并列的另一个独立区域。
以往的文学史或出版史叙述中，孤岛往往被放在国统区的范围内进行论述，近年来又有放在沦陷区文学中论述的趋势。这两种论述方式或许是出于论述方便考虑，但对于孤岛文学生产的独立性却都有不小的遮蔽。近乎先入为主的论述视角，使孤岛的文学景观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孤岛文学所占据的分量都不足一节。忽视的后果，就是独立性极强的孤岛文化版图，往往被看作当时其他几个不同文化区域的附庸，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成了一个模糊的存在。尤其是承接孤岛而后的上海沦陷时期，在研究视野中更是常常与孤岛纠缠不清，不止一个研究者把上海沦陷时期出现的张爱玲当作孤岛时期的文化现象。固然，张爱玲曾在孤岛时期的《西风》上发表自己的中文处女作，但她真正进入文坛并迅速成名，却是在上海全面沦陷后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张爱玲的现象指示出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目前的现代文学出版领域，对孤岛文学生产的研究和关注还不尽完善，而孤岛文学原本具有的独立性也未能凸显。
基于这种现实，笔者对孤岛文学场域产生了兴趣。一段时间的原始资料阅读之后，笔者发现孤岛文学生产的丰富性要超过原有的想象，以文学期刊而言，四年时间就出现了约二百种，这个数字令人吃惊。而数字背后，则是一些被现代文学史忽略掉的文学现象。比如孤岛时期论语派在《西风》《宇宙风乙刊》上的文学活动，以文学实绩实践着论语派的文学观，是论语派在抗战时期的真正延续，却掩盖于林憾庐等人在桂林的《宇宙风》活动，几乎无人提及。还有抗战时期上海全国通俗文学中心的地位，研究界也一直语焉不详。在文学期刊之外，如果再算上第一部《鲁迅全集》等新文学书籍的出版，以及几十种报纸文学副刊的分量，孤岛文学生产的成绩更要博大。因此，孤岛文学的绰约风姿背后，隐藏着一个值得重新审定的文学大背景。这个背景有两点最值得探讨。第一，是否如现有研究所言，“左翼”文艺依然占据孤岛文坛的话语霸权？第二，孤岛文学的空间是否环境险恶，逼仄不堪？如果第一点属实，则证明孤岛文学仍然是国统区文学的一个支流。如果第二点属实，则证明孤岛并无繁盛文学产生的基础，自然也缺乏研究的价值。
广泛接触了孤岛的原始报刊资料之后，笔者发现孤岛文学场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各种文学力量的均衡。抗战开始以后，孤岛的政治空间与文学空间有了新的变动。国军西撤，战前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荡然无存。围绕着突然空出的政治场域，中共江苏文委、国民党上海党部、日伪势力等各种政治力量，在英美租界当局名义上的统治下，为争夺实际控制权展开了新的角逐。同样，随着新文学群体的西移，“左翼”文学的话语霸权地位也丧失殆尽。也就是说，在战前上海一直存在的国民党控制政治领域、共产党控制文化领域的二元统治格局，开始让位于一种新的制衡结构。政治与文学旧秩序的失去与新秩序的重建，使孤岛的文学空间开始变得阔大。新文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同时促使了新的文学格局生成。孤岛之初近乎空白的文学场域中，各种文学力量围绕各自文学空间的重构开始新的博弈，尤其是一向被新文学逼压于文学场域边缘的通俗文学，获得了再次向中心游移的机会。1938年12月，身处国统区桂林的丰子恺在给上海朋友的信中感慨说，“上海言论尚称自由，至可欣慰”[2]。相对于国统区，孤岛文化环境的“自由”具有两层意思，其一是租界当局的一种宽容，其二是文学内部各种力量的均衡。与之相比，国统区、解放区乃至沦陷区则无疑都呈现出某种文学观念独大的形态。对于文学和文学生产来说，这未必是一种幸事。由此，孤岛尽管身处沦陷区内部，但借助独特的政治环境，孤岛的文学空间反而相较其他区域更大。同时各种文学力量的互动发展，也促进了孤岛文学的繁荣。
面对孤岛文学研究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的失语状态，亲历孤岛文坛的柯灵甚为不满，“现代文学史上无视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的文学活动，只能看作是极大的偏狭和无知”[3]。为了弥补这种缺憾，一批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的学者，对孤岛时期的文学生产进行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不可否认，在既有的成绩之外，目前的孤岛文学研究存在着研究思路、研究人员、研究资料单一化的弊病，这也为继续开拓孤岛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提。正如柯灵先生所言：“研讨‘孤岛’文学，当然绝不是为了给‘孤岛’文学争地位，马克思主义承认事实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仅仅为了给文学事业怀旧温故，锄云犁雨。”[4]同样，本书的写作也只是想知道，当上海的新文学中心地位突然失去之后，孤岛的文学空间到底是什么样子？对于抗战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因子？是否还有遮蔽在意识形态之后的其他文学生产元素？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写作的起点。经过思考之后，笔者选择了文学期刊对孤岛文学场域进行切入。
二
选择文学期刊作为切入点的第一个原因，缘于文学期刊的优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与报纸副刊、新书业出版一起构成了文学场域建构的三种载体。三者之中，文学期刊优势明显。与新书业相比，文学期刊的出版周期更快，更及时。就内容构成来说，文学书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独奏，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作者的文学意图，但无疑显得单薄。而文学期刊却能容纳多种声音，每一位作家的个体言说通过文学期刊的整合，重新形成一个新的大文本。即如《语丝》这样追求文章风格多样化的期刊，也以其一贯的编辑理念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语丝派”，这是新文学书籍出版无法望其项背的。文学期刊相对于新书业出版的周期性和丰富性优势，与文学副刊的功能有些类似，但正如萧乾所言，“编杂志犹如在大圆桌上摆宴席，编副刊则好比在小托盘上拼凑快餐”[5]，文学期刊与文学副刊在内容的承载上不可同日而语。曾担任过《大公报·文艺》编辑的萧乾举例说，“《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立刻轰动全国。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个一千八百，所有它的剧力必为空间时间的隔离拆光……为了整个文坛，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顾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彩。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稿子转送给编杂志的朋友”[6]。与文学副刊相比，萧乾的感受表明了文学期刊在容量上和效力上的优势。其实，与文学副刊相比，文学期刊更大的优势还在于编辑理念的凸显。文学副刊毕竟仅仅是报纸众多版面中的一个，在副刊编辑之上，还存在着报纸的主笔，因此不少副刊的面貌在报纸整个编辑方针的笼罩下，大都显得模糊。而且，现代文学史上个性鲜明的报纸副刊大都很快云散，多与副刊编辑与报纸主笔的编辑理念不符有关。与报纸副刊的双重编辑体制相比，文学期刊的操作要容易得多，虽然也有不少刊物遭到后台老板掣肘，但淹没于其他版面的危险却不存在，因而使编辑秉持的文学理念显得清晰可辨。
同时，现代中国的出版体制，使文学期刊的出版更容易，几个文人少许资金即可创办，而无须像新书业或者文学副刊一样须依靠某一个出版机构或者某种报纸。在现代文学空间的建构中，文学期刊的创办就成为文人最为常用的一种操作模式。文学期刊的优势使其在文学空间建构中长袖善舞。通过集体发声，每一份较大的文学刊物都近似于一个准文学团体，何况不少文学期刊本来就是一种同人刊物。这样，“它就特别地能将作家、编辑、出版商、读者这四方面，紧紧环绕在读书市场的周围，形成一个文学的‘场’”[7]。因此，在促进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新式出版机制中，文学期刊的出版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孤岛同样如此。文学空间的博大使新书业、文学副刊与文学期刊一起构成了孤岛文学的三个阵地，其中，文学期刊的出版占据了核心地位。这种地位来源于两个因素。一方面，文学期刊在很大程度上承接并扩大了文学副刊的功能，如“鲁迅风”杂文与文艺通讯运动，在报纸副刊最初发动之后，都是依靠《鲁迅风》《华美周刊》等文学期刊的参与才最终形成；另一方面，文学期刊又为同期文学书籍的出版提供文学资源，如郑振铎等编辑的《大时代文艺丛书》等，其基本内容，也是来源于文学期刊上的文章。先在文学期刊发表，然后结集成书，可以说已是现代出版史上新书业的惯例。对于杂志的优势，或许林语堂的认识更为到位：
杂志是一国文化进步的最佳标志。毕竟，杂志的功能是与书籍截然不同的，作为教育大众的媒介，它评述天下大势，介绍艺术、文学、思想动向，不断地指引思想的潮流，矫正其错误倾向。杂志是专门办给活着的一代人看的，而书籍，尤其是真正的好书，却应具有永久价值。杂志的荣枯，多数和文学史上的运动息息相关[8]。
因此，选择文学期刊，既可以审视孤岛文学的核心生产力量，又可以同时折射出文学副刊与书籍这两种出版资源的一些动态，也就能在最大意义上看出孤岛文学的整体面貌。
选择文学期刊的另一个原因，缘于对文学史细节的探求。列维·斯特劳斯曾经提出，作为历史学家普遍关注对象的“历史领域”是由众多事件组成的，这一领域在微观上溶解成物理化学的搏动，在宏观上则化为所有文明世界兴衰的涨落节奏[9]。政治化的现代文学史框架，秉持一种宏大叙事的书写思维，把纷繁复杂的文学原生态大刀阔斧地纳入几条固定的线索，使本来偶然性极强的历史本身，仿佛有了一种必然的兴衰历程。这种思维固然使历史显得明晰可辨，但对于原始文学场景的粗暴干涉却值得商榷。笔者一直相信，对于历史来说，细节的真实就是历史的真实。尤其对于一直处于文学史和出版史边缘的孤岛文学，细节更是让我们进入茫茫历史的一条线索。孤岛“鲁迅风”的论争中，化名孙一洲的孙冶方，在《译报周刊》发表《向上海文艺界呼吁》，指出阿英的观点是要重估鲁迅杂文的价值。可以说，这根本就偏离了阿英文章的主旨，在当时的《鲁迅风》上即已被时人指出。然而几十年后有学者提到这篇文章依然赞叹，“真所谓旁观者清，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这场论争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10]。这样的结论，是仅仅看了孙一洲单方对于意气之争的指责，而忽视了他人更大的作为中心论述的先入为主之见。这正是一个历史细节。正是因为对于细节的忽略，在别人文摘式的引用之上作出继续阐释，就越发远离历史的本真面目。
三
以上的考虑构成了笔者的思维平台，也构成了本书写作的一条线索。雅各布森说过，“每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不仅含有一定数量的资料和对这些资料含义作出的解释（或阐述），也多少含有如下这一明显信息：读者在面对经过转述的资料和对此作出的正式阐述时所应当持有的态度”[11]。因此，以什么样的态度和视角对纷繁的原始资料作出阐释，成了进入写作中的第一个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式大众媒介在现代文学生成过程中的影响和渗透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文学期刊，也逐一被重新拾起。在选取的支持理论中，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文学场概念、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成为应用最多的诠释工具。一时之间，几乎涉及文学期刊或者文学副刊，都会引申到具有现代性的公共空间探讨中；涉及意识形态较为浓厚的“左翼”文人或者右翼文人的杂志，便会归结为一种文化霸权的争夺。但总体来说，笔者对这种理论思路有着些许的怀疑。即以布迪厄的文学场概念而言，他高声宣扬：
文化作品的科学意味着同样必要且与作品理解的社会现实的三个层次必不可分的三个步骤：第一，分析权力场内部的文学场（等）位置及其时间进展；第二，分析文学场（等）的内部结构，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势下；最后，分析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的习性的产生，也就是支配权系统，这些系统是文学场（等）内部的社会轨迹和位置的产物，在这个位置上找到一个多多少少有利于现实化的机会[12]。
在这种逻辑之下，布迪厄把社科领域分成了文学、宗教、政治、司法、哲学、科学等诸多的场。不可否认，把文学看作一个自足的场域，并引入政治、经济、权力等文学之外的因素，确实使我们看到了原来单一的社会反映论之下文学研究所未曾见到的东西，也使文学史研究领域变得活泼起来。尤其是布迪厄坚信的“文学（等）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也就是说，尤其是权威话语权力的垄断”[13]观点，为我们分析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文学论争提供了新的思路。落实到孤岛文学来说，各种文学力量之间的互动，通俗文学期刊上的抗战救亡篇什，纪念鲁迅时“左翼”文人与自由文人的不同侧重点，《文艺阵地》主导的抗战文艺理论建构等文学现象，如果运用布迪厄对于权力与合法化的论述，都能作出较为接近本质的解释。但在阅读纷繁的孤岛文学期刊时，笔者逐渐感到众多文学期刊中，有文学场概念所不能笼罩的现象存在。布迪厄肯定地说，“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14]，但对于周瘦鹃《乐观》、胡山源《红茶》等的创办，笔者却宁愿认同创办者本人自陈的一种自我心灵解脱之道的解释，而不能苟同所有的办刊都是去争夺文学场域的支配权。而公共空间或者文化霸权理论在解读原生态的期刊文本时，也常常使笔者感到有不少枘圆凿方之处。
基于这种困惑，笔者决定放弃以某种理论为先导，而致力于从文学期刊的原始资料中寻找线索。回到原始的场景中去进行思考，而不要过多地把当下的思维带入，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稳妥的思路。文学史的意义更应从当时文学原生态的互动中生成，而不应在一种理论视角中生成。而埋藏在诸多文学期刊中的历史细节，在当时的互动之中已足以构成自身的意义，而无须我们从外部强加其上。正如柯克·约翰逊的思路：“对任何研究而言，在研究中退后一步，让数据自己说话，从答案中提出问题，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观点和假设，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起点。”[15]因此，在阅读中，笔者努力探寻每一个新期刊产生时编者的意图，并在原始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其后来的文学走向去阐释每个文学现象的意义。
四
研究视角确定以后，研究内容成为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孤岛文学期刊的研究，可以有很多方式，期刊史、文学史、文化史、出版产业研究等都是一种向度。本书的写作，以原始资料之上的孤岛文学期刊考辨为基础，以文学期刊内容的文学史意义阐释为依归，同时融合出版学研究方法的写作思路。逻辑上则按从宏观逐步移向微观的顺序，围绕着文学期刊的生产和其上的“文学”进行论述。
整体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孤岛文学期刊概论。本书是第一次系统地对孤岛文学期刊进行考察，那么就有必要对孤岛文学期刊的概念作出厘定，并对以往的研究作出审视。本章从“孤岛”“文学”“期刊”三方面的分析指出，孤岛文学期刊是孤岛时期产生于租界，以文学为主，包括政治、经济等其他文化内容，拥有期刊、丛刊、报属周刊等多种形态的文化出版物。它是孤岛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在内容上和形态上都有着特殊的姿态，并承载了孤岛文学的大部分内容。孤岛文学研究则经历了三个阶段，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进程中，取得了较大成绩。孤岛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区域，“尚称自由”的政治环境，“畸形繁荣”的经济环境，“期刊办人”的文化环境，“孤岛不孤”的流通环境，从各个侧面影响着孤岛文学期刊的生成。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期刊形成了独特的生存策略，或以丛刊方式出版，或者寻找“文化护法”，或者假托关注救亡以自存。四年的发展历程，孤岛文学期刊以1939年9月汪伪上海党部正式设立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期是英美、法、日三种公开政治势力的共治，后期则加入了汪伪势力，形成四位一体的态势。外部环境日益恶化也使文学期刊由前期的政治内容为主逐步变为以文学和消闲内容为主，并形成了组织办刊、个人办刊、公司办刊、书局办刊四种类型。
第二章研究孤岛文学期刊的三种价值取向。在对孤岛文学期刊进行了整体考辨之后，以价值取向为标准，将众多文学期刊分为救亡、启蒙和消闲三类。以往的研究中，孤岛文学期刊主要有二分法与三分法两种。二分法是指抗战派与爱国派的划分，前者指积极投身抗战救亡的期刊，后者指虽不激进却无卖国行为的期刊。三分法以1939年6月27日《申报·自由谈》上尚卿的评述为代表：
现在上海的杂志，似乎可以归纳起来，分成三类：一类是积极的，不畏难，不畏险，竭力推动着抗战运动；一类是消极的，只谈风花雪月，供人酒后茶余的消遣，说不定还含一些麻醉人的毒素在内；另一类则专谈一般的社会问题，各种修养或学问，介绍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如果是文艺的，则登些唯美主义的以及身边琐事的文章，既不触及抗战大事，也不妄登无聊恶札，这就是我所说的中性的杂志[16]。
尚卿进行分类的依据是政治形态标准，因此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标准之下，“积极的，不畏难，不畏险，竭力推动着抗战运动”的路向，成为抗战时期孤岛文学期刊最优先和最正确的选择。他以距离抗战救亡的远近，把当时的杂志划分为积极的、中性的、消极的三种，其高下等第也甚为了然。同样，政治标准也使他坚信，之所以有些刊物没有从事救亡的宣传，是因为“限于环境，所以不得不在他们认为妥善的途径上努力”。即以上述的中性杂志而言，尚卿认为对于抗战救亡的选择，“只要你们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只要你们能，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发达”[17]。尚卿的观点令人疑惑。如果说孤岛上某些期刊没有选择抗战救亡是因为环境不允许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在处于可以自由为抗战言说的国统区，依然会有沈从文、梁实秋等“与抗战无关论”出现？由此就会发现，不少文学期刊之所以在战火硝烟之际依然远离抗战救亡，并非简单的肯不肯或能不能的问题，背后隐藏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固有的一种文学立场。这种立场所联系的一整套自由独立的文学观，并不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政治标准则完全忽视了这些人抱持的文学信念，从而将所有文人都视为可以随着政治环境随时转换跑道的职业革命家。
用政治标准对期刊进行种类划分，还有另一个令人疑惑之处。当期刊依据政治标准被分为积极、消极等三类之后，每一种类与另一种类的期刊无论在作者还是编辑理念上，都有着严格的界限区分。似乎一个属于积极抗战阵营的文学杂志与编辑，绝不会同时出现在消极种类的刊物之中。这种结论委实简洁明快，却背离了孤岛文学期刊的原貌。翻阅孤岛文学期刊可以清晰发现，无论是救亡取向，还是启蒙、消闲取向的期刊，都有着政治上所谓积极、中性和消极三类文人的参与，并非某一阶级的专属品。“只谈风花雪月，供人酒后茶余的消遣”的消闲类期刊如《永安月刊》，可以有《折戟》之类的抗战“八股”之作；而中共江苏文委也创办过供人消遣的灰色刊物《万人小说》。孤岛文学期刊之间纷繁的关系，在政治标准的划分之下完全消失了。这使人不能理解，为何有着相同文学面貌的《万人小说》和《小说月报》，却仅仅因为创办人和所谓目标的不同，就前者能进《“孤岛”文学回忆录》进行表彰，而后者只能被断定为“毒素”？如此一来，孤岛文学期刊的丰富性何存？大批“中性”和“消极”杂志的意义何存？那些中性杂志代表孤岛文学水平的文学作品意义何存？
正是这几点思考，本书选用价值取向作为分类的标准。以价值取向而非政治倾向为标准，使我们得以解释孤岛不同类型文人的相似追求。同时，这种标准将研究焦点集中于探讨刊物不同的办刊方针，放弃简单的政治评判，对于本书文学史和出版史的研究，应是更为妥当的一种思路。救亡价值取向受孤岛外部环境影响很大，以“左翼”文人为主体，一些自由主义文人乃至民国旧派文人都借文学期刊参与了救亡活动。除了注目于政治救亡，一些文人也关注着文化心灵的救亡。选择救亡取向的文学中，新启蒙运动、新现实主义与表现上海是较为突出的理论支点，也隐含“左翼”文人借助救亡重建文化霸权的企图，“借古证今”则是创作中常用的方法。启蒙取向的选择有两种途径，一是自由文人的主动选择，一是一些选择救亡取向的文人格于环境，重新进入较为温和的启蒙领域。传输知识与启蒙思想、纯文艺与学术研究是其主要内容。如果说救亡与启蒙关注的是外在社会的话，那么消闲取向的价值，就在于对心灵裂隙的弥合。一些文人以此作为自我调适之道，同时在商业化的推动下，也使消闲刊物成为深受生存压力困扰的市民们的精神家园。
第三章关注文学期刊上的文学活动。文学活动是文学期刊参与文学空间建构的主要途径。“征文”作为一种有效的操作模式，是孤岛文学期刊上一个常见现象，其对文学大众化的意义尤其值得关注。“鲁迅风”论争、“鲁迅风”杂文以及《鲁迅风》的创办，是“左翼”文人孤岛最为动人的文学成就。与之对应，论语派依据一贯的文学理念，依托《西风》《西风副刊》在孤岛展开了大规模的西洋杂志文运动，目的在于对中国杂志文风进行一次革命，自然，其中也内含着英美派自由主义文人在20世纪30年代苏俄文学思想逐步成为文坛主流之后，一种自发的反抗与消解。
第四章探讨了孤岛文学期刊中的三大名刊：《文艺阵地》《宇宙风乙刊》《小说月报》。《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仅有的两份“全国性”刊物之一，在楼适夷接编及整体转移到孤岛之后，依然领袖群伦。其上的抗战文艺理论建构以建设性的姿态，发展了战时的文学理论。当然，其中也存在用理论争夺抗战文坛领导权的目标预设。《宇宙风乙刊》则延续了论语派的文学观，自由文人交流平台的提供以及对上海沦陷后文学的影响，体现着孤岛时期论语派的文学活动及其意义。《小说月报》一直为人所忽视。通过推动民国旧派文人的集体复出，新文人的引入与新作家的培养，通过文艺评论推动新旧融合以及对读者阅读视野的引导，《小说月报》对抗战时期上海成为通俗文学中心居功至伟。
结语部分对本书的写作进行了反思。可以说，在抗战时期的几个文学区域中，孤岛的文学空间最为阔大。同时众多的文学期刊并不孤立生存，不但在孤岛内部存在互动，与国内其他地域，以及欧美、苏俄和南洋三大国外领域都有联系，多方位的交流最终影响了孤岛文学空间的生成。
[1] 裘重：《追忆〈大陆〉》，《孤岛文学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36页。
[2] 丰子恺：《乱离中的作家书简》，《鲁迅风》1939年第5期。
[3] 柯灵：《孤岛文学研讨会闭幕词》，载《煮字人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279页。
[4] 柯灵：《孤岛文学研讨会闭幕词》，载《煮字人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279页。
[5] 萧乾：《我当过文学保姆》，《萧乾文集》第七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第232页。
[6] 萧乾：《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萧乾文集》第七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第47页。
[7] 吴福辉：《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
[8]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5页。
[9] 海登·怀特：《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载《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81页。
[10] 戴光中：《巴人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68页。
[11] 海登·怀特：《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64页。
[12]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62页。
[13]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71页。
[14]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63页。
[15] 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0页。
[16] 尚卿：《勖中性的杂志》，《申报·自由谈》1939年6月27日。
[17] 尚卿：《勖中性的杂志》，《申报·自由谈》1939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