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环境：“言论尚称自由”
1937年11月12日，国军西撤，上海的政治环境急剧转变。此前活跃在海上文坛的作家们获得了一种近乎流亡的身份，只能托庇于英美或法国租界当局的统治之下。就像一位时人的感受，“在国军西撤的前后，上海整个社会有个极大的变动，一方面抗日势力——民众团体以及文化刊物——全都销声匿迹的潜伏下来，或者公开的宣告停止工作。……一方面黑暗的恐怖势力，也逐渐抬起头来”[27]。就此后发生的不少暗杀事件[28]来看，此言不虚。尽管暗杀大都发生在报人身上，但所反映的孤岛文坛的政治背景，却是文学期刊尤其是“左翼”抗战文学期刊所同样面对的。所以在面对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用了“魔窟”“歹土”来形容孤岛的政治环境，似乎这是一个让人窒息欲死的地域。但在翻阅一手材料的过程中，笔者对此略有疑问，倘若政治环境真是如此，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小块地域四年时间产生二百余种文学刊物的事实？
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越来越感受到提起孤岛就言必称魔窟或歹土，是一个被严重放大了的异域想象。主要原因还是固有的“左翼”文学为中心的研究思维。在这种视角之下，“左翼”的文学活动几乎是孤岛唯一的文学活动，那么，“左翼”文艺运动的遭遇也就成为孤岛文艺的代名词。于是坚持抗战的文人、报人或出版人所遭遇的一切，尤其是那些为了民族独立而付出生命的烈士鲜血，就作为孤岛政治环境的例证极大地刺激着研究者的眼球。但如果抛开政治感情而单纯就文学环境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左翼”文人或报人的遭遇只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一个部分，而且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甚至是一小部分。如此一来，孤岛的政治环境便豁然开朗了不少，就其真实情况而言，笔者认为丰子恺在孤岛同期的看法似乎更为合理。1938年12月26日，在国统区文化中心桂林担任师范教师的丰子恺给上海的朋友写信感慨，“上海言论尚称自由，至可欣慰”[29]。
“上海言论尚称自由”，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是租界当局对于抗战言论的宽容。孤岛形成一年之后，“左翼”文人曾对其文化态势进行了总结，在他们的眼里，“一年来上海文化发展的特征，是从公开刊物与秘密刊物的相互呼应，相互推进，经过了曲折的道路，而争得了抗战言论的公开性与合法性”[30]。从不合法到争得了“公开性与合法性”，这里边隐含着租界当局不动声色的宽容。
国军西撤后，日军对租界内的抵抗势力虎视眈眈。1937年12月2日，英外交大臣艾登公开声明，“英国不承认租界内任何一个国家，有单独解决关于该租界行政问题之权利”[31]，表示反对日本接收租界。1939年2月2日，伪上海新闻检查所致函工部局警务处长杰拉德，要求租界当局对挂外商招牌的抗日报纸采取压制措施。7日，杰拉德复函称，工部局无权处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事务，建议检查所直接与有关国家的领事交涉[32]。租界当局不仅如此说，而且如此做。上海沦陷不久，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所有在上海出版的报章杂志，一律须向工部局登记”[33]。《大陆》的挂名编辑裘重回忆登记场景说，当时管理刊物登记的都是西捕，照例都要问一下是不是共产党员，“可是那个西捕说，你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我们外国人就不管你们的事”[34]。也就是说，日军强烈要求的规定，在租界当局执行的时候，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从这个小事例可以看出，无论是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公共租界，还是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坚持整体利益原则”[35]的法租界，都在实际上成为孤岛文学期刊政治上的保护伞。正是这种无形的保护作用，到1939年4月底，一年时间，以“左翼”地下党文人主导的“洋旗报”已有15种，总销量达20万份。而与此同时，从1938年5月到1939年4月，工部局对抗日言论激烈的报刊已发出警告106次[36]，如1939年8月1日，英美驻沪领馆通知各家“洋旗报”，“今起不得刊登过于刺激日人的新闻”。在百余次的警告之下，十余种同类报纸却依次创刊，这实在是个有趣的现象。对于这一段历史，当时身在孤岛的赵家璧回忆说，“那时上海虽成‘孤岛’，在新闻出版方面却出现了一个奇迹，原来国际局势的变化，造成占领租界的日军新闻检查当局，对挂英美洋商招牌的华商报刊，一律不加检查，可以放手宣传抗日，也可发表有关新四军八路军的文章图片”[37]。这种奇迹，如果没有租界当局的无形保护，笔者认为是很难出现的。
也由于这种无形保护，这些洋旗报属下的《译报周刊》《华美周刊》等刊物得以出版，而此后继起的《上海周报》等也得以延续到孤岛结束才休刊。尽管孤岛后期随着日方及汪伪的压力日甚，两租界当局也对报刊言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审查管制，但无可否认，国民政府与英美的同盟身份，租界当局出于道义对中国的同情，都惠及孤岛出版界，也是孤岛文学期刊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租界当局的宽容，一些外国报纸也为构建自由的言论空间出力不少。国军西撤之后，日军接管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设在公共租界的新闻检查机构，12月13日，又通过工部局宣布各华人报馆必须向上海市政府的新闻检查所送检。为此，《申报》《大公报》以义不受辱的姿态当即停刊。而美方背景的《大美晚报》却发布《责任声明启事》，宣布其中文版和英文版“两报不受任何方面之检查”，“皆服膺报纸言论自由之精义，敢做无畏及切实之评论，及载不参成见纯重事实新闻”[38]。1939年2月，大美报馆遭到暴徒手榴弹袭击，报纸立即发表《幼稚已极之投掷党徒》，重申“华英两报之编辑方针，悉由美人肩负责任”。尽管两年之间，大美报馆同人被暗杀六人，包括总报贩赵国樑、编辑朱惺公、职员杜炳昌、经理张似旭、编辑程振章、副经理李俊英，但丝毫不能动摇其追求言论自由的精神。与此类似的还有《华美晚报》、《华美晨报》、《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法文《上海日报》、《俄文日报》等。这些国际友人的举动，让孤岛出版界非常振奋，就像时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的鲍惠尔的回忆，“中国的报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忠于他们的政府，不管上海的公共租界已被日本兵整个地包围，他们经常地生活在被暗杀的危险中。另外，对于英美力足控制公共租界，上海的中国新闻从业员，也几乎有一种狂热的信心”[39]。从这一点来看，孤岛上“洋旗报”之所以迎风飘扬，“左翼”文人之所以义无反顾，这些国外新闻同人的态度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抗战事业对于“左翼”文人来说，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上海言论尚称自由”的第二层意思，是指孤岛文学内部环境的宽松。除了限于日方压力，租界当局对于过火的抗日救亡言论“发出警告”外，其他内容的文学出版，租界当局都采取近乎放任的姿态。至1938年9月底，工部局捕房已发放外文出版物登记证52张，中文出版物登记证320张[40]。也就是说，在孤岛形成十个月之内，已有370余种中外文报刊问世。这里面包含50多种文学期刊，其中除了呐喊的“左翼”抗战救亡期刊，还有不少标榜“纯文艺”的自由文人期刊和提倡消闲的通俗文学期刊。纯文艺类期刊和消闲类通俗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典型地体现了孤岛言论环境“尚称自由”的意义。这种自由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彰示。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发表《编者的话》，提出“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41]。这就是著名的“与抗战无关论”。此论一出，立即引起国统区以及解放区文人的群起反攻，一时间，梁实秋声名狼藉，仿佛是抗战的罪人一般。而到了孤岛，情势就大不一样。1939年3月，陶亢德在《鲁迅风》第7期发表《关于“无关抗战的文学”》，对梁的论点表示认同，但除了《鲁迅风》的同人表示过商榷外，在孤岛其他文人那里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击。对抗战初期的这场论争，柯灵后来评述说，“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却只能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我不止一次皮里阳秋，对‘言必抗战，文必杀敌’的主张，投以讥讽”[42]。柯灵的态度，表明了“与抗战无关论”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但格于国统区的形势，几乎所有文人都站在了梁实秋的反对面，表示自己的严正立场。如果像沈从文那样对此略微表示同感，就会陷入大遭挞伐的境地。只有在孤岛之上，才会出现像陶亢德这样公开表示理解或柯灵那样暗暗投以讥讽却免遭讨伐的幸运。
孤岛文学内部环境的宽松，促成了孤岛文学在单一的抗战宣传之外，另有不少其他颜色的美丽花朵，这是同时期其他文学场域所远远不及的。也正因如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不少作家和书店又陆续从内地迁回上海……其时茅盾主编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也从内地转来上海出版。福州路‘文化街’遂又开始有所繁荣。1939年5月，设在‘文化街’上的书店有92家”[43]。这种文学资源的流动，也许与丰子恺带着羡慕的口气说“上海言论尚称自由，至可欣慰”的原因是如出一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