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粤商三帮与近代家族企业创新——人文精神与粤商创新

鸦片战争后，中国打开了与世界近代工业文明接轨的大门，中国历史从传统走向了变革。在这个时期，得海外风气之先的广府人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法精神将广东塑造成了社会改革和商业创新的热土。同时，明清以来大量迁徙至广州潮汕地区的福建人和数次南迁后定居粤东北的中原客家人，带来了各自不同的人文信仰、民族情怀和经商理念。这三个商帮群体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并逐渐形成了近代粤商精神。本节依次介绍广府、潮汕和客家文化的整体概况，并对其人文精神中所蕴含的商业创新因素进行分析，最后说明其对粤商创新的影响。

（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敢为人先的广府文化

广府人由于最早受到海外，尤其是近代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影响，得风气之先，加之海上贸易形成的冒险和创新的品格，因而反抗性和斗争性也特别强烈。农民起义、变法维新和资政新篇等革命活动在南粤大地上掀起惊涛骇浪并席卷全国。求新求变，敢为人先，一直是广府文化的重要特色。

1.洪仁玕：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理想的“天王”

在中国近代史上，广府地区涌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成为引领社会变革潮流的先锋。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革命活动中，商业体系的改革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革命诉求。其中最早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制度的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

洪仁玕1822年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是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的族弟。在1851年的金田起义中，洪仁玕不幸被清军抓捕，但在朋友的帮助下死里逃生，并于次年辗转流亡到香港。这时候香港已成为英国殖民地近十年，英国人在香港开办了大量工厂、船坞和商行。洪仁玕在香港居住了六年，他亲眼目睹了香港商业的繁荣景象，深刻地认识到工商业发展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并开始全面地接触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文化和商业思想。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胜利后，太平天国却体现出了极低的国家治理能力，民间怨声载道，人心涣散，急需重振朝纲。1858年6月，洪仁玕毅然离开香港并于次年抵达天京（今南京），后被洪秀全封为开朝“精忠军师”和“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执政之年，洪仁玕写出了《资政新篇》，提出了一套基于经济基础改革的全面革新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洪仁玕参照西方治国之策，摒弃和否定了《天朝田亩制度》冀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天下大同”的空想，而把支持和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立足点。如主张发展交通运输业，修筑道路，制造火车轮船和兴办邮政；鼓励民间开矿和办企业，奖励技术发明；创立银行和发行纸币；提议与各国通商，允许外国人来中国传授科学技术等。总之，洪仁玕的基本思想是学习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位明确提出变法维新思想的改革家，比日本1867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还早八年。

2.陈启源：民族资本第一人

在中国近代商业和企业发展史上，广府商人的创新精神也同样值得称赞。同治十二年（1873年），广东省南海县人陈启源（1834～1903年）在南海县西樵简村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继昌隆”蒸汽缫丝厂，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陈启源1834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简村，简村盛产茧丝，陈家也世代以农桑为业。1854年，陈启源随二哥前往越南经商，从事杂货和纱绸生意。一次陈启源前往暹罗（今泰国）经商，看到当地缫丝厂用法国式机器在缫丝，不仅缫丝效率高，且丝质精良，于是暗暗下定决心要筹办自己的缫丝厂。1873年，他回到家乡，亲手设计绘制了两套机器图样，仿制法式缫丝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蒸汽缫丝厂“继昌隆”。继昌隆实行半机械化生产，以蒸汽机为动力，使用机器缫丝，实现了中国近代纺织缫丝业的机械化。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继昌隆的经营异常艰难。陈启源的缫丝厂一方面受到外国缫丝企业的嫉恨，另一方面还遭到了当时地方封建势力的非议，宣称“男女同一厂房里工作，有伤风化”和“工厂的高烟囱有伤风水”。此外，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保守思想束缚，不少人对于使用机器代替人工生产存在极大的抵触和怨恨情绪，1881年这家缫丝厂遭两三千民众持械捣毁，且酿成人命。但陈启源仍然选择了坚持，他以开办杂货、米店和药店以繁荣简村经济，以办学、兴建水利和对乡民施米赠药来争取乡人的支持，从而逐渐获得了认可。陈启源的创举标志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他由此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第一人。

3.广东烟草大王：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广东企业的近代创新史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有效的创新方式。南海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借鉴国外经验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本土烟草企业，并誉为“烟草大王”，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卷烟工业的发展。

烟草最早自明末万历年间由南洋地区传入中国。在20世纪以前，中国市场上洋烟品牌风行全国，却没有华人自己的香烟品牌。1905年，立志于创建民族工业的简氏兄弟在香港创设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但由于缺乏经验，销路不畅。不得不在三年后清理拍卖。1909年，简氏兄弟重新成立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于1915年创建广州分公司。同年，中国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的民族运动爆发，抵制日货成为民众爱国主义的直接诉求。南洋公司适时提出“不吸香烟最可敬，要吸香烟请用国货”，给南洋品牌打上了鲜明的国货色彩。从而广州的销售额急剧上升，“飞马”“白金龙”“喜鹊”等品牌供不应求。

面对南洋的迅猛上升势头，英美烟公司一面通过垄断市场、控制原料、广告竞销、杀价竞争等手段来实施高压，另一面企图以高价吞并南洋。1914年，英美烟公司试图以100万元收购南洋。虽然当时南洋资产仅50万元，但简氏兄弟不为所动，拒绝了英美烟公司的注资要求，维持了南洋的独立发展道路。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洋人的舶来产品——“烟草”与英美公司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挫败了其独霸中国市场的企图，最终发展成为我国近代最为著名的民族烟草企业。

4.广府精神与商业创新

由于从秦汉开始即与海外文化保持不断的接触和交流，因此广府民系在岭南三大民系中最具开放性，更易接受外来新事物。同时广府是中国近代史上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商业文化的先驱地，在这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最早的西医、最早的新报刊、最早的科技人员、最早的铁路工程师、最早的资产阶级改革家和革命家，反映出广府文化所具有的敢为天下先的特征。

敢为人先是突破式创新的同义词，广府商人将敢为人先的变革精神运用到商业领域，造就了一系列中国商业史上的第一。继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了中国第一间民族资本工厂之后，广东的民族资本得到了快速发展。1882年钟星溪在南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造纸厂——宏远堂造纸厂；1879年日华侨卫省轩在佛山文昌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火柴厂——佛山巧明火柴厂；1890年黄秉常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灯公司——广州电灯公司。凡此等等，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实现了商业进程中的一次次创新和突破。

（二）“东方的犹太人”——天赋商才的潮汕文化

潮汕地区周围群山阻隔，陆路交通不便，而东南濒海，利于出海求生存。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潮汕居民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发展海上贸易，逐海洋之利，逐步形成了崇尚工商的习俗。明朝正德年间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量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到了明中后期，大批潮人涌向海外寻求商业机会，只要有商机就可以见到潮商的影子。如今，潮商的活动已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1.经商如绣：天生的生意人

由于潮汕地区地狭人稠，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矛盾突出，激烈的竞争环境培养了潮州人的精明头脑。譬如，潮汕人不仅在农业生产上精耕细作，在手工业上也是精雕细琢，潮州木雕、石雕和美术陶瓷，都十分精细雅致。以潮绣为例，潮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粤绣的一大支系，早在唐代已出现，《潮州府志》云：“潮州妇女多勤纺织，织任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也。”潮绣因其瑰丽多彩，技法精巧而著称，产品行销世界各地。

潮汕人经商如绣，善于精打细算，锱铢必较，闻名海内外，因此获得了“中国的犹太人”之称。将潮汕人比喻为犹太人，其实就是说潮汕人做生意太精明，算盘打得滴水不漏。几百年来经商历程的实践和潮汕精细文化的滋养，使其精明品格深深地烙进潮商的精神基因之中，成为族群文化的突出部分。这种精打细算的经营意识客观上成就了潮汕人的商业天分，使他们中经商人群的比例远远地高于其他族群。

2.爱拼才会赢：“红头船”的搏击

潮汕人的海外通商以民间贸易为主要形式，所有的商业都是民营性质的。这一点与带有浓厚“官商”色彩的广州十三行商人有明显的不同。清代初期实行海禁，限制造船出海，手续繁杂，而潮汕的远洋大船多是在暹罗（今泰国）建造的。潮汕人的贸易商船被称为“红头船”，是一种高桅的大型木帆船，船头漆成红色，并画上两颗圆圆的大眼睛，浮在水面像一条大鱼。红头船最初主要经营进口大米，但是这项生意获利甚微。因此，船主们就改运那些有利可图的货物：从南洋运回来的有象犀、珠宝等奇珍异物，肉桂等贵重药材，暹绸、胡椒香料和番藤等物产，只是象征性地运载点大米以备查询。而由潮州运往南洋的潮产品有陶瓷品、潮绣、雕刻、蒜头、麻皮、菜子等。还有从北方转来的人参、鹿茸、兽皮、丝绸等。这些货物，在南洋各地大受欢迎，获利丰厚。几年间，船业就蓬勃发展起来了。作为商业文化符号的“红头船”也成了潮汕人商业开拓与创新的象征。

图1-8 潮汕红头船雕塑

潮汕先人所从事的商贸活动，在当时被官府视为是非法的“走私贸易”。而到明末，潮商甚至一度形成若干实力雄厚的海商集团，被诸多明清史籍记载为所谓“海寇”，前往日本、暹罗、越南乃至欧美等各国大埠进行自由贸易。虽然这种自由贸易被明清政府严厉控制，但却是中国近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萌芽。鸦片战争后，潮汕地区成为中国南方商业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还特别指出，汕头是远东“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3.商者无域：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

到了近代，随着国外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缓慢发展，寄生于封建官僚政治体系的内陆商帮因为固守封建传统而日渐式微，潮商却在海外强劲崛起。在红头船与海潮的搏击声中，大批潮人北往津苏沪、南到东南亚从事商业贸易，不少人在此期间先后创下赖以发展的基业，尤其是其中两次大规模的海外拓展历史体现了潮商善于把握商业契机的特征。

潮汕商人第一次大规模出征海外是在清朝中叶，随着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取消了海禁政策，一时间海外贸易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据史料记载，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代皇帝统治的100多年间，从樟林古港乘坐红头船到泰国的潮人有150万人之多。潮商海外的足迹，最先遍及东南亚，依托东南亚潮人社会的经贸网络，长期掌控着“汕－香－暹国际贸易圈”，形成以泰国为中心的近代潮人商帮。当时最典型的著名潮商有新加坡种植业大王佘有进、林义顺；泰国转口贸易业和大米加工业巨头陈黉利家族；泰国米业大王高楚香家族；泰国典当业领班郑子彬、泰国粮油加工和航运业大王蚁光炎和著名实业家谢易初等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的国际贸易自由港地位对潮商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潮商在香港开办实业，实现了家族企业的多元化和国际化，造就了以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为代表的新一代现代潮商，跃入国际经济主流，形成以香港和泰国为中心的现代潮人商帮。后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大量潮商又陆续进入欧、美、澳等地，使潮商的足迹扩展到全球。

4.潮汕精神与商业创新

数百年来对自由商业贸易精神的追求和信奉，使得几乎每一个潮汕人身上都蕴藏着一股浓郁的生意味儿。与广府其他地区的人相比，潮汕人有着更强的成为“老板”的倾向，绝不错过任何有利可图的机会。清人徐珂所著的《清稗类钞》就总结道：“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将潮汕商人对商业机会的追逐和对商业经营的热忱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因此，潮汕精神的精髓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成为老板的倾向”，其商业创新的含义就是“对创新机会保持强烈的机敏性”。正是由于对海内外商业机会的追求，才形成了潮汕人爱闯天下的个性，使得潮汕人遍及五湖四海，由此形成“三潮汕”之说，即“本土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海内又一潮汕”。目前定居于潮汕地区的本土人口约有1800万，而散布全国各地的潮汕人又有约1800万，而旅居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潮汕人口也达1800万。

（三）“迁徙者的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的客家文化

客家民系是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多次移民运动的产物。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历代南迁的汉人聚集在赣、闽、粤三省的三角区地带，经过与当地原住民交流融合后，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因长时间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新环境后面临的生产困境，锤炼出了客家人坚忍不拔、勤劳朴实的品格。因而客家人经商以其刻苦、刚毅、自力更生的进取精神而著称。

1.儒商理念：中原缙绅的南渡后裔

客家人是衣冠南渡的中原诗礼缙绅后裔，有着崇文重教的传统观念。这一方面是因为客家先民多系中原门户清高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是因为客家地区山多田少，耕作困难，随着人口的繁衍发展，已不足生计。家贫子读书，富有进取精神的客家人希望通过子弟读书改变这一面貌，这便成了客家人坚定的信念和普遍的价值观念。因此在传统上，客家人形成了耕以维生、读以存志的耕读观念。这和作为十三行后裔的广府商人以及通过崇尚自由海外贸易的潮汕商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客商”有着独特的“儒商”情怀。常人云“在商言商”，而客商却是“言商向儒”。“客商”经商讲求“利”“义”并举，弘扬的是儒家“仁道”，以和为贵，没有欺行霸市的公开记录，这是传统儒商风格的体现。他们在经营中尽量使其行为向儒家的理念靠拢，尽量避免在世人眼中滑入“奸商”之列。他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和地方的事务管理，参与捐资兴建公益事业。一有积蓄就设法谋取各种荣誉和名号，以此证明自己虽已“从商”但仍属“正道”。“客商”具有超强的社会亲和力，他们到海外经商，不谋求集团的强势欺压，而是和当地土著亲和，这本是客家先民在长期迁徙过程中养成的优良传统，在“客商”的经营中也得到充分体现。至今，“客商”们留下的深宅大院中到处都壁刻有儒家经典和处世礼义对联，让人难忘其独特的儒家情怀。

2.自强不息：洗脚上田，白手起家

由于客家人长久以来有着崇文轻商的传统，因此近现代的大多数客商都是“创业型”商人。他们往往没有世传的家族资本积累和良好的外部关系网络，所倚仗的就是在长期的艰苦生存环境中所锻造出来的刻苦耐劳、坚忍刚毅和务实开拓的优良品质。客家人南迁到广东后以耕地为主，但由于土地有限，为了生存，部分客家人洗脚上田做起了农民商人。他们最初经营的是本地生产的土特产，后来发现闽西地区物资贫乏，就用自己种植的粮食和生产的食盐与闽西山区居民换取当地土产，然后销售到广州、佛山、汕头等地。他们在经商时诚实守信，具有农民的淳朴、诚实与吃苦耐劳的品格。

近现代的绝大部分客商都是在逆境中白手起家，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坚毅的性格一手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王国。在东南亚华人中一直流传着一个谚语：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州人占埠，这个谚语正是客商开拓创业的历史写照。“开埠”两个字的背后隐含了多少客商背井离乡、开拓垦荒的汗水和艰辛。客商的开拓、勤劳和坚韧，尽在“开埠”二字之间淋漓尽致。这种卓越的人文精神，正是客家民系千百年来迁徙发展，并保持强大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所在。

3.张弼士：以赤子之心办民族工业

强烈的儒商思想使得客商并不满足于经商致富，而是注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和自主创新精神，追求振兴民族工业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理想。近代著名客商张弼士先生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这是对客商的自强不息特质和爱国济世情怀的高度概括。

张弼士1841年生于广东大埔县，16岁渡海到印尼的雅加达（原称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曾当过帮工，开过商行，采过锡矿。后来走上仕途，亦商亦官，先后任清廷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在1890年的一次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中，张弼士首次品尝到了法产白兰地名酒，其间法领事无意中提到中国烟台等地盛产漫山遍野的野葡萄。张弼士听后大为惊讶，将此事牢记心中，并产生了建立民族葡萄酒企业的念头。1892年，张弼士就从法国、意大利引进了国际著名的酿酒葡萄品种，栽培试验、驯化育种，淘汰选择，经过20余载的努力，终于在山东烟台建成了国内最早的葡萄酒生产基地。

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张弼士的张裕葡萄酒公司送展的充满中国文化韵味的葡萄酒品种“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雷司令”和“琼瑶浆”一举荣获最优等奖和四枚金质奖章，这是中国商品首次获得如此重要的国际殊荣，海内外华人华侨为之震惊和骄傲。从此，葡萄酒只能由西洋企业生产的历史被永远改写，“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也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后来，张弼士还先后投资兴办粤汉铁路、广三铁路等。他不仅是中国葡萄酒、农业机械和玻璃制造业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海运业、铁路业、金融业和海外华文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4.客家精神与商业创新

多次的远途迁徙和流动，磨炼出了客家人吃苦耐劳、勤奋刻苦的品质，并且形成了自尊、自主和自强的精神内核。作为中原缙绅的南渡后裔，客家人保留了先祖遗留下来的儒家精神。无论是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荀子的“学不可以已”，还是《大学》中所提倡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体现出了儒家传统中的勤奋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这是客家精神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也形成了客商创新的一个根本特征。洗脚上田、白手起家，很多客商均有幼年家贫的经历，代表人物远有张榕轩（1851～1911年，广东梅县人，印尼华商巨富）、姚德胜（1859～1915年，广东平远人，马来西亚华商巨富），近有知名爱国实业家曾宪梓先生和刘宇新先生等。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客商艰苦创业、发奋图强、拼搏向上。在逆境中吃苦精神和顽强意志支撑着客商一路走来，成就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