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料学与研究途径
佛郎机铳研究要有新意，在研究方法上必有新裁，始能为之。
首要工作是史料基础的扩大与深入。除了一般性的政书史料外，兵书、文集、诗集、方志、档案、则例等类型的史料尤为重要。在兵书方面，除了阅读前必须注意版本问题外，对于兵书内技术与战术的细节尤需加以考订。在文集方面，首当注意为武将之文献，如俞大猷之《正气堂集》，以便从其使用者的角度，了解佛郎机铳的应用状况。其次则应锁定曾参与军务的官员，如此对于政策面的叙述较为清楚。
方志的应用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就已出现，然而目前已被利用的资料不多。使用方志会遇到两种比较严重的局限：一是有些地域虽然重要，亦曾出版过方志，惜现无版本存世；二是难于界定搜寻方志的地理范围。例如，《蓟镇志》出版三次，但今已无版本存世。在笔者先前的研究中就曾发现，虽然北方边镇对于佛郎机铳的记载较多，但南方非沿海的地域也发现有部署佛郎机铳的情形。因此参阅方志时，必须注意不能在地域上画地自限，而特殊方志如“署衙志”和“军镇卫所志”更是搜罗的重点。
其次是清史史料的采用。由于学者大多集中研究佛郎机铳在明代的情况，因此对于清代大量且广泛使用佛郎机铳（清代称子母炮）的情况所知无多。就目前所见，不论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宫中档”和“军机处档折件”，或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的“内阁大库档”，及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满汉文奏折，都有丰富的关于佛郎机铳的史料。而且清代特有的军事史料《方略》，也有子母炮参与战争的记载。这些史料可以满足我们考察佛郎机铳在中国制造、运输、布防、作战和修护等状况的认识。
再者是辅助学科的应用。佛郎机铳的研究既是一个跨越多项领域的研究，也是一个必须应用多种辅助学科的研究。为了能够突破文献的限制，考古报告、博物馆的馆藏研究都必须加以参考，例如《文物》《考古》《中国考古集成》等常见的文物报告。
由于佛郎机铳来自欧洲，故欧美学者关于欧洲火炮史的研究十分重要。如西方学者基尔马丁、史密斯（Roger Smith）、齐波拉和李约瑟等。日韩的火炮史家如有马成甫、宇田川武久和赵仁福等，他们均十分注意火炮的传布问题，这些东亚的火器史研究由于有很大的部分与中国相关，因此极具参考价值。
此外，如前所言，佛郎机铳的本质是火炮史的研究，但是目前却鲜有与其铸造、冶金和火药方面的讨论，因此应该重视这些辅助学科的运用。而在军事史的领域中，火器使用的战术也十分重要，利用战术的解析，可以使我们认清佛郎机铳在战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可能产生的效果。
以现有的研究史而言，最先重视佛郎机铳的传播研究的虽非中国学者，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李约瑟和部分中国学者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逐渐出现较多的中国火炮史论著和专书。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始自葡人引进的红夷大炮，近年来颇受学者的青睐，纷纷投入相关文献和史事的研究，这种现象说明华人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火炮史的重要性。但令人遗憾的是，佛郎机铳的研究似乎没有受到这般的注意，这与佛郎机铳研究的重要性相较，是存在矛盾的。
以葡萄牙火铳输华及在华应用的历程作为主题的研究，既可以帮助吾人了解东西两大文明在物质文明上的接触、吸收与融合等诸问题，并补充世界史上遗失的东方一角，而且也能够透过西方火炮在中国的发展来说明东西两大文明的势力转折，及讨论火炮作为影响东亚权力平衡的工具的毋庸置疑的重要性。
前已从学术史的背景论述佛郎机铳研究的重要性，现就内在问题论述佛郎机铳研究本身的价值。虽自20世纪80年代起，佛郎机铳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学者们多关注于最初传入的时间问题，对于其传布和应用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以为，若从以下的观点来看，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开拓，研究价值很高。
其一，在中国火器史的研究上，佛郎机铳的争议问题最多：如最早引进的时间和引进的途径、仿造的时间等问题。个别学者依据其掌握的史料及解读方式的不同，针对前述问题提出许多不同的论点。经过长期研究后，实有必要做一阶段性的整合与比较研究，既可以总结前述的研究，也可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另从现代学科发展日益精细来看，以一本火炮史来总结中国近千年来使用火铳的历史经验，似乎已不能满足现今学术的需要。
其二，以目前对佛郎机铳的研究来看，集中讨论的仍是前述少数问题，无法涵盖我们对于佛郎机铳在中国流传三百多年间的诸多疑问。譬如，佛郎机铳最初在华的仿造过程、在华流传的阶段及其形制改变、明廷对于佛郎机铳部署的思想、明朝将领如何使用佛郎机铳、明军中配属的情形、战术的运用、战争的表现及其与澳门之间的关系等。唯有详细建立连续性的历史研究，才能够了解佛郎机铳在华的动态变化，及正确理解其对于历史的影响。
其三，20世纪80～90年代的佛郎机铳研究，所采用的史料仍十分仰赖二手史料，如《明史》《续文献通考》《武备志》《筹海图编》等。近年来，文集、兵书、档案、方志、笔记等史料的大量影印出版，已使研究者可以取得更多的一手史料来解决现存的问题。因此，在史料范围大为扩大的客观形势下，有必要进行新的研究工作，来弥补过去研究取材不够广泛的遗憾。
其四，自20世纪50年代有马成甫的研究开始，中国火器史的研究就十分注意存世史料和地下文物间相互对照的“二重证据法”，此法一直为后世的火炮史家奉为圭臬。虽然这些文物资料的整理与解释，是佛郎机铳研究中常见的篇幅，但这些文物资料的搜集并不完整，特别是中国台湾和日本、韩国所藏的中国佛郎机铳，在历来的研究中并未受到正视，资料的呈现也十分零碎。除此之外，技术史的观点和辅助学科的利用也十分缺乏，在西方火炮史研究所常见的类型学、水下考古学、冶金学、化学、步兵战术等相关知识中，并没有引进佛郎机铳在华流传的历史研究。而可预见的，这些新的辅助学科势必带给我们新的历史解释方向。
总的来说，佛郎机铳的研究在基调上虽是火器研究，属于技术史的范畴，但从广义来看，它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科技史、军事史等重要学术领域，不应单纯视之。而其研究的内在问题甚多，在扩大文献基础和应用辅助学科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一个值得总结先前研究，并继续钻研探讨的研究领域。
[1] William H.McNeill，The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 1450-1800，Washington：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9，p.1.
[2] Carlo M.Cipolla，Guns，Sails，and Empir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Manhattan，Kansas：Sunflower University Press，1965，p.22.
[3] Carlo M.Cipolla，Guns，Sails，and Empir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Manhattan，Kansas：Sunflower University Press，1965，p.27.
[4] Carlo M.Cipolla，Guns，Sails，and Empir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Manhattan，Kansas：Sunflower University Press，1965，pp.31～32.
[5] Roger Smith，Vanguard of Empires：Ships of Exploration in the Age of Columb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54.
[6] Roger Smith，Vanguard of Empires：Ships of Exploration in the Age of Columb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57.
[7] Padfield Peter，Tide of Empires：Decisive Naval Campaigns in the Rise of the West，Vol.1，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0，p.46.
[8] J.F.Guilmartin Jr.，Gunpowder and Galle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161.
[9] J.F.Guilmartin Jr.，Gunpowder and Galle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162.
[10] J.F.Guilmartin Jr.，Gunpowder and Galle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160.
[11] 倍径是指火炮自炮口至火门的长度除以内径的值。当内径为定值时，倍径越大，表示炮弹在炮身中受膛压的时间越长，具有较高的炮口初速，射程亦较远。
[12] J.F.Guilmartin Jr.，Gunpowder and Galle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161.
[13] “Ships of Discovery”官方网站：http：//www.shipsofdiscovery.org/hq.htm，2011年8月31日。
[14] 该书原名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16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是张天泽氏于荷兰莱顿大学的研究论文，由莱顿E.J.Brill Ltd.出版。该书在53年后由其友姚楠及钱江译出，定名为《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
[15] 张维华认为佛郎机为“Franks”的译音。戴裔煊则以为佛郎机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东方民族泛指欧洲人所用的名称；印度斯坦语作“Farangi”，波斯语作“Firangi”，阿拉伯语作“Frangi”或“Afrangi”，这个名称源于对法兰克（Frank）的误读。由刘正埮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则称：“阿拉伯人泛称拉丁族西欧人为法兰克人，此语传入我国后，明代人就把前来通商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以及他们国家统称为佛郎机，其时葡萄牙人向我国出售枪炮，因而当时又把枪炮称作佛郎机，又作佛郎机、佛狼机、伏狼机、郎机……”参见刘正埮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