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岁月：1937～1950年
一 抵达中国：1937年5月
经过长时间美好愉快的海上航行之后，1937年5月18日，我到达上海。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大地，很高兴已经非常接近我的目的地北京了。我也满怀信心会找到任何一份工作，负担我几年的生活费用——如果必要，也可以在商界寻找职业——然而，我当时并不曾预料到，自己会在中国待上整整13年，其间只被到日本的一次旅行所中断。由于我最终转向汉学研究以及与一位中国学者的结合，在中国的这些岁月深远地影响了我的下半生。
6月1日，我从北京写信给父母，谈到自己对上海的印象：
我住在艾伯华推荐的新亚大酒店（New Asia Hotel）。“体面的人”其实是不会住在这里的，因为它是纯粹中国式的，所以价格不到外国酒店的一半。巨大的新亚大酒店是一个多层建筑，四五年前竣工，位于四川北路，靠近苏州河。它干净、整齐，在那里你可以享受优质的服务，如有需要，能得到与中欧的酒店一样的所有物品。鉴于上海的情况，酒店相对很便宜，因为上海极其昂贵，几乎不比柏林便宜……。上海与欧洲的任何大城市没什么区别，不过，可能只有极少的欧洲城市比上海更难看。在西边城外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尽头的后面，原来的国际定居区也在此到了尽头，这才变得漂亮点儿，大多数欧洲人有自己的别墅……一天下午我和冯·W先生去上海郊区骑马，那儿的风景真美：田野、小溪、农舍，四处夹杂着树木和树林——一片极其肥沃的土地，老百姓也令人极有好感。这时，才从那座可怕的大城市里真正解脱出来，谢天谢地，这座大城市并非中国。当天晚上，我去参加了德国俱乐部的舞会，见识了上海的德国人精彩的社交圈。大家对我都很友好、亲切，但我与他们真的没有共同点。除了生意以外，他们只对鸡尾酒聚会、吃饭，充其量还有某个体育活动、开汽车游逛和电影感兴趣，此外就完全没有其他内容了，而且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成见……由于这个印象，我很高兴，一星期后不用再和上海打交道了，虽然这的确是很友好、很愉快的一周，并且我也看到了很多新东西。
在上海我也碰到了一些老熟人，他们中有娘家姓康塔克（Contag）的维多利亚·冯·温特菲尔德（Victoria von Winterfeldt）、卡尔·宾格尔，他们都曾是我父亲的学生，我在柏林多次碰到过这两人。有一天，我和他们一起到苏州。冯·温特菲尔德女士对苏州很熟悉，她给也是刚到中国的宾格尔和我弄到一条家用船，载着我们去看名胜古迹。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旅行，沿途经过许多河道。为了更仔细地参观寺庙、园林，我们偶尔靠岸下船，还登上了天丁山[1]。我们在船上吃中饭，而且还能在船上睡觉。这是我唯一一次乘坐古老的家用船的旅行。我很理解，为什么从前像我父亲那样的驻华人员热衷于这样的小船旅行[2]。晚上乘火车返回上海之前，我们还在苏州城内散了一小会儿步。去戈登路的大都会舞厅也是我对上海愉快的记忆。这里是一个圆形大厅，成打的舞女围坐在内，花一个中国银元，可以得到三场舞票。当时，姑娘们都仍然穿着中式服装（旗袍），给我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是她们稳重、优雅的姿态。那时，歌女和舞女之间没有区别，姑娘们随着音乐轮流唱歌。她们并不像以后那样疯狂地摇摆，而是按照传统的中国方式静静地、适度地、很优美地摆动。我挑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姑娘跳舞，同时练习中文对话。她很友好随和，我以后多次去舞厅时，也只和她跳舞。但那时我还太矜持，羞于和她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被中国女性的魅力吸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认真地看过欧洲女人。
5月25日，我乘火车到当时的首都和德国大使馆所在地南京。我的老朋友张贵永在火车站接我，将我带到一个便宜但舒适的住处，这是一间D.Ö.S联合会的招待所（原德意志、奥地利和德意志瑞士学生联合会，Vereinigung von ehemaligen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Österreich und der Deutschen Schweiz）。整个停留期间，张贵永很友好地关照我，并带我和其他熟人见面，比如以前汉堡的语言老师商承祖、我通过父亲认识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1898～1992），蒋是洪堡奖学金获得者，曾在柏林待过较长的时间。我在德国大使馆拜访了陶德曼（Trautmann）大使和一级参赞斐霞（Martin Fischer，1882-1961），他们两人都与我父亲很熟。我得知，自己从10月1日起被聘为北京的中德学会的助理，我到达当地后就可以开始工作。这样，我不需要再担心如何维持生计。5天以后，我和大使陶德曼夫妇同乘一辆火车前往北京，当然，他们坐头等车厢，而我则在简朴的二等车厢。
5月31日下午，我到达北京（北平）[3]，火车站正好在前门，我乘出租车到离这里相当远的中德学会，它位于城北。虽然常务秘书谢礼士博士不在，但大家已为我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为我在公使馆招待所（Legation-Hospitz）预定了一间房，这个招待所原来是德国医院的护士格特鲁德（Gertrud）管理的德国膳宿公寓。可是，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学会那个小地方很舒适，我请求谢礼士博士允许我暂时住在客房里，他同意了。学会位于北京传统风格的小四合院里，四排平房围绕着一个院子，确切地说是围绕着一个花园，但没有西厢房。学会在一条安静的胡同里，被其他平房包围，只有很少的汽车开得进来。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以前就已经在这里生活过，从第一天起就感觉到了自己家里。我在这儿一直待到第二年学会搬离。在这里我有一个免费的房间，在10月份有固定的工作以前，每月得到80元的微薄生活补助。伙食方面（每天大约1元），有个小厨子每天来给我做饭（每月18元），一个中文老师（每月20元）每星期来五天给我上课，每天1个小时，钱足够了。抵达的第二天，我花1元钱买了一辆外国人认为劣质的日本自行车，价格很便宜。我在北京期间，一直到1946年，这辆车给我帮了很大的忙。
学会里第一个欢迎我的是中国秘书张天麟[4]，他马上很友好地关照我。我在北房宽敞的图书兼工作室里得到一张书桌，正在他的对面。耳房是我的卧室，后面是洗漱间，带一个小茅房，只有冷水。除了张先生，还有一位临时待在北京的德国女学者，即莱奥诺雷·利希诺夫斯基（Leonore Lichnowsky）伯爵小姐也在学会工作。她每周来几个下午，主要是编制图书馆目录。谢礼士博士的主要公职是天主教辅仁大学图书馆馆长，通常一个星期只来两次。然而，正是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德国学院（Deutsches Institut，后称中德学会，D.I.）才有了清晰明确的面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