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学求学

一 汉堡学习：1930～1931年

1930年的夏季学期，我进入大学学习。按照当时还很流行的习俗，我父亲同意我先不在柏林而是去其他城市的大学学习。我想开始学习中文，所以只能考虑汉堡。除了柏林和汉堡，莱比锡（Leipzig）是德国仅有的设有汉学专业的大学，由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担任教授，但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谈论过莱比锡大学。我父亲不怎么了解当地以语言学—世界历史为方向的汉学研究状况，我也没什么兴趣去那儿。反之，汉堡大学的汉学是由我父亲创立并组建的，我开始学习时的第一个重要老师是我父亲的学生兼助手颜复礼（Fritz Jäger，1886-1957），我父亲非常器重他；另外，家乡始终吸引着我，在柏林我从没有真正地感到过愉快；此外，我姐姐奥尔加作为候补文职人员在汉堡讲授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在奥尔加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奥特马尔申区（Othmarschen）的柯拉纳赫大街（Cranachstraβe）上一个便宜的房间，这个房间在一栋独门独户的房子里，主人从南美洲返回，整栋房子加盖在其他房子的一侧。我到汉堡后，可以立刻入住。

我父亲根据他本人糟糕的经历，劝告我在法学院注册。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商量决定以后我将从事学术研究。对汉学专业来说，就业机会本来就很少，其中一个就职机会还是一直由法学家垄断的外交部。由于这个原因，我父亲当年因为没有参加国家法律考试而在外交部吃了很大的亏，虽然他拥有梵文博士学位，在语言方面有较高的学术资格，这也是13年以后他最终从外交部离职的原因之一^[1]。因此，我按照父亲的建议，听法学导论的讲座，但很快发现，讲座的材料虽然生动，但与之相关的问题却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因此，我第二学期转到汉学专业所属的哲学学院。在法学讲座中，我父亲过去的同事兼朋友库尔特·佩雷尔斯教授的“德意志帝国土地法”（Deutsches Reichs- und Landes-Staatsrecht）和“民法”（Völkerrecht）还比较令我感兴趣。

无论如何，我的学习重点是汉学，因此首先在颜复礼教授那里上汉语导论课，他立刻真诚地欢迎我，保证努力传授他从我父亲那儿学到的一切。除我以外，同样的课程中还有其他三四个初学者，他们中有来自柯尼斯堡的安妮·科贝尔特（Anni Kobbert），她1933年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通过了硕士考试^[2]。但是，这门导论课的讲课方式完全不符合现代语言教育的要求，这门语言的学习进展也相应地缓慢。颜复礼教授并无一定的教学方法，他喜欢跑题。不过，对一个未来的汉学家来说，这正好是对的——有点歪打正着——我学到了许多后来对我很有用的东西，直到今天，我还感激自己的老师。导论课从卜朗特（J.Brandt，1869-1944）的《文言文入门》（《汉文进阶》，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开始^[3]，该书的前十篇课文里，同一篇文章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并列在一块儿，所以，从一开始，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大约6个星期以后，在我们结束初级课文以前，颜复礼教授教我们《康熙字典》体系中的214个部首，并指导我们练习从《字典》里查找字词。因此，我很早就习惯了这种体系，学会很快而且轻松地查找生字生词，如果这些字词是按照《康熙字典》的部首体系编排的话。直到今天，我通常还能比我的中国朋友和同行更快地查到字词。最初的十篇初级课文完成以后，就不再继续使用卜朗特的《入门》了。颜复礼教授认为我们必须先学习更多的口语——这是正确的——所以拿来了微席叶（A.Vissière，1858-1930）的教材《初级汉语教程》（《北京官话：汉语初阶》，Premières leçons de Chinois）^[4]，直到两个学期后的导论课结束时，我们都使用这本教材。

在练习查找字词的过程中，我初次接触到高本汉（B.Karlgren，1889-1978）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5]，它引起了我的关注，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文字符号的组合形式，所以，我喜欢先从高本汉的字典里查找生字——开始时，生字很多。按照这种方法，我能更好地记住它们。我也开始致力于语音学，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被迫去研究各种各样的罗马化的中文体系：卜朗特的威妥玛-翟里斯拼写体系（Wade-Giles-System）、微席叶的法语体系、《吕登伯格字典》（Rüdenbergs Wörterbuch）中的德语莱辛-欧特梅尔体系（Lessing-Othmer System）、我父亲使用的德语转换和高本汉的严格的语音转换体系，我暂时也使用后者做笔记。这一基础理论研究虽然有些延缓我在实用语言训练上的进展，但我并不后悔。中国语言和文字及其背后的文化使我着迷，我从学习中体会到了快乐。

除了提到的导论课以外，还有中国老师上的会话练习课。起初，担任该职的是邱长康（1900～1960）先生，他来自福州，却说一口很好、很标准的中文，当时正在写民族学的博士论文^[6]。接下来一个学期，我父亲的同事商衍鎏的儿子商承祖（1900～1975）代替了邱长康。这个孩子随他父亲来到汉堡，上了好几年德语学校，现在要在汉堡攻读博士学位，也以民族学^[7]和日耳曼学作为副专业。语言老师的课不是被安排在早上就是在晚上，因此，在职人员——大多数是中国公司的雇员——也能参加。上课的形式通常是这样的：老师随便提出一个小题目，接着开始和学生对话，我们尽自己所能地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解释我们不知道的新词和用语，大家记下来。有时候，语言老师也讲一个小故事，要我们复述。虽然上课根本就不系统，但我们学会了还算正确的发音，不久后就能简单地表达。书法课也由语言老师来担任。

两个学期以后，我们上完了导论课，之后，我可以参加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教授的文言文《孟子》的阅读练习。虽然佛尔克不是一位特别能调动学生情绪的老师，但他掌握材料，懂得如何借助文章来引导学生进入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是我第一次通过文言文的原文与这个思想世界的直接接触，令我印象深刻，直到今天都还记得。第二、三学期，我也参加了颜复礼的其他讲座。此时，我父亲撰写的到汉代为止的《中华帝国史》第一卷正好出版，颜复礼将这本书作为练习的素材，参加讲座的每个学生都要就一定的章节作报告，接着进行讨论，颜复礼教授作些补充。与阅读无声读物相比，这是更有效地记住材料的方法，因此，我比较好地掌握了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在另一个练习中，我们阅读胡适（1891～1962）关于汉学的基础藏书的文章，从中我初次获得了目录学的知识。

高本汉的《分析字典》以及他的其他著作唤起了我对语音学和语言学的兴趣，所以我去听了与之相关的课程，特别是语言学家潘孔切利-卡西亚（Panconcelli-Calzia）教授给语言学者开设的实验语音学导论，他是一个活泼的罗马人，是大学语音室的领导和这个专业的创立者。潘孔切利-卡西亚有一个学生是当时刚获得语音学博士学位，后来任厦门大学社科系主任的周辨明（1891～1984）教授。共产党执政后，周辨明在新加坡生活，我60年代在那里又见到了他。我也上了皮耶罗·美里吉（Pietro Meriggi）的练习课，他是意大利语老师兼无薪讲师，教授普通语言学。我还在提伦琉斯教授那里听了民族学讲座，他同时也是民族博物馆的馆长，留着白胡子，是一位令人尊重的老先生。这个课程的内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我想不起来它是关于什么的。在大学学习之外，我自己也继续研究一点儿希腊语。佩雷尔斯教授将我介绍给当时的无薪讲师布鲁诺·施内尔（Bruno Snell）博士。在霍赫鲁夫特肖斯泽大街（Hoheluftchaussee）的家里，布鲁诺·施内尔给三个已毕业的古典语言研究者上讨论课，每周一次，形式不限，也允许我参加。我们一起阅读、翻译希波克拉底（Hippokrat）的医学历史文章《古代医疗学》（Über die alte Heilkunde）。我的希腊文知识比起那几个专业人士差得不是太多——这是格林纳瓦德中学我的老师拉贝尔良好的教学质量的明证。

当时，汉学是所谓的“幽兰专业”^[8]，和日本学加在一起不到20个学生。两个系在埃德蒙德—希梅尔斯大道（Edmund-Siemers-Allee）的主楼第二层各有一个挺大的阅览工作室，教学活动也在此进行。不过，教学活动并不是很多，所以白天大部分时间，教研室可以让给人数很少的学生当工作室，我大多数时候在系里学习，那里有一切必备的书籍。教研室后面，日语系的旁边，是教授兼主任佛尔克的房间，那里以前曾是我父亲的办公室。从前，我中午从不远处的伊斯普兰娜德街上的学校放学后，有时到那儿去找父亲，我们一起穿过海姆胡德尔街（Heimhuder Straße）、米特儿路、索菲亚梯地大街（Sophien-Terrasse），通过克鲁克科佩尔和费尔泽西特大桥，步行大约40分钟回家。颜复礼教授在走廊对面的外头有自己的办公室，隔壁是担任两个系秘书的鲁特根斯（E.Lütgens）女士，我父亲在职的时候，她已经在那儿了。鲁特根斯女士总在系里，两个系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内容，她像母亲一样，对教授和学生同样友好和关心，她还特别欣赏我父亲。柏林这边的大学既不怎么愿意给我父亲提供帮助，也没有给予特别有用的支持，而他还不得不违心地表示满意，每当此时，我父亲总会想到鲁特根斯女士。

就这样，两个系的成员——老师和学生——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彼此较为了解。同学中，学日语的赫尔伯特·查赫特（Herbert Zachert）和我最为接近，他是柏林人，比我高几个学期，与我同时到汉堡，因为当时柏林大学还没有日本学。他后来的妻子苏兹·西尔鲍姆（Suzi Schierbaum）当时也在汉堡日语系学习，我偶尔和她打网球，我保持着与查赫特一家的联系。查赫特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在柏林多次见到过他，直到1934年他们夫妇去了日本，1943年我在那儿看望了他们。后来我们在柏林还偶尔见面，他在洪堡大学教书，但住在他的家乡——柏林西边的弗里德劳（Friedenau），以后我们也在波恩（Bonn）见过面。

我中文系的同学有露特·施勒辛格尔（Ruth Schlesinger），后来的名字叫克拉德尔（Krader），她比我晚一年开始学习，1933年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过硕士考试^[9]，然后去了瑞士并在日内瓦（Genf）获得了博士学位。战后，她在西雅图（Seattle）的华盛顿大学当汉学图书管理员，我访问那儿的时候又见到了她，她也到汉堡来过几次。另外，我读书的时候，魏翰基（Hans Wist）^[10]也获得汉学博士学位。1933年以后，他作为奥托·萨姆森（Otto Samson）的接班人，曾暂时在汉堡的民族博物馆工作，50年代与艾士宏（Werner Eichhorn，1899-1990）一起在蒂宾根（Tübingen）教书。第一学期，我还认识了孙用震，这是我的第一位中国朋友，他当时是中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偶尔到系里来。孙用震是孙宝琦（1867～1931）的儿子，孙宝琦1907～1909年担任中国驻柏林公使，当时我父亲在中国公使馆工作，因此他是我父亲的上司。这样一来，传统的家庭友谊即世交将我和孙用震联系在一起。我们30年代末在北京又见了面。此后他迁居上海，我去看过他一两次。战后的60年代还在香港多次见到过他，最后一次是1990年在旧金山。从70年代开始，孙用震住在当地的子女们那儿，直到1994年11月18日去世。

我偶尔打网球锻炼身体，但主要是参加位于罗滕堡姆大街（Rothenbaum）的塔特尔萨尔（Tattersall）的骑马练习，这是大学体育系给学生提供的便宜的训练课，骑马令我快乐。我有时在霍赫坎普（Hochkamp）的皮卡尔滕大街（Pikartenstraße）的马场里骑马，偶尔从这里骑到里森的杜鹃花原野（Rissener Heide）。汉堡也有传统的学生联盟，不过，在面向世界开放的大城市里，它们不如南德大学城的联盟那么重要。靠喝啤酒、比武来表现果敢的男子汉气概，大家对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习以为常，我却很讨厌。通过我的表哥，也是弗莱堡学生联谊会成员的阿图尔·尼布尔（Arthur Niebuhr）的描述和他的一些行为，学生联谊会给我留下了清晰却可怕的印象。中学老师拉贝尔在高中毕业时的评语又加强了我对这类组织的负面印象：拉贝尔不明白，一些毕业生为何那么高兴。他们曾将中学的束缚抛在脑后，现在却立即服从大学学生联盟的新束缚。我也没有意愿去参加任何其他的学生协会。

我父母在汉堡特别是在大学里还有许多朋友，他们有时候请我做客。我特别愿意回忆公法教授库尔特·佩雷尔斯，他定期于每周的某一天请我吃午饭，我到他的系里去接他，一起去拉本大街（Rabenstraße）的船码头，乘船到渡口，再到他位于卡尔斯大街（Carlsstraße）的家里。佩雷尔斯教授已丧偶，独自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他有点儿过分拘泥于细节，但很关照我。佩雷尔斯教授的结局很悲惨，因犹太人出身，1933年面临解雇，导致他割腕走上了绝路。我父母尤其是我姐姐与提伦琉斯一家也是朋友，大家极少看到提伦琉斯教授。但是，提伦琉斯太太带着她的四个孩子住在阿布太大街上，他们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这家人很好客，我姐姐和我经常去那儿。

异性当然吸引我，我喜欢跳舞，也有很多机会，例如在布兰肯内泽郊区紧挨着易北河畔的阿尔贝格（Ahrberg）咖啡馆。有时我会去那儿，有几次是与我房东的女儿伊尔玛（Irma）一起去，她大我8岁，很吸引人，但有点儿歇斯底里。伊尔玛喜欢我，开始时很容易接近，后来，在她眼里，小男孩大概太天真又没有经验，很遗憾，她从我身边缩了回去。

我也和其他人去过几次圣保利大街^[11]（St.Pauli）。我们先到自由大街（Große Freiheit）旁边的施木科大街（Schmuckstraße）的中国小餐馆晚餐。小餐馆其实是一个房子的客厅，有一张大饭桌，据猜测，桌子上方挂着的是帕西法尔（Parsival）在圣杯前的画作^[12]。这是当时唯一能吃上一顿划算的中餐的地方，味道还算凑合。然后我们很高兴地参观“殖民地与本土博物馆”，博物馆馆长卡普滕·哈泽（Käptn Haase）自称是“未被发现之科学的教授”。这是一个小酒馆，放着从世界各地弄来的奇珍异品，这些大杂烩是卡普滕·哈泽旅行时搜集的，其中有一个动物标本，是剥开制作的，称为“带来孩子的长颈鹿”，正像大家通常说的，孩子是仙鹤带来的。大多数时候，卡普滕·哈泽醉酒酣睡，酒醒了就给我们开不正经的玩笑，并进行粗野下流的评论，特别是当着女性客人的面。不过，圣保利街的女孩不吸引我，反而让我觉得特别讨厌。

我有时在父母家，有时在别处度过假期。1930年夏天，为了提高法语水平，我参加了在图尔（Tours）的假期班。利用这个机会，我乘坐当时最大的客船——北德的罗特（Norddeutscher Lloyd）轮船公司“欧洲”号，从不来梅港（Bremerhaven）到切尔伯格（Cherbourg），进行了我的第一次海上小旅行。接着，乘火车到巴黎待了几天，继续到图尔。可惜，由于脸上的皮肤病，在当地原本有趣的逗留变得有些扫兴，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皮肤病还是偶尔给我带来麻烦。1931年暑假，我在石勒苏益格市的骑马和驾驶学校参加了骑马课程，结业时获得了一枚古铜色骑士徽章。我选择石勒苏益格市，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保姆玛丽·科赫住在那儿。由于过去的亲密关系，每天我到她那儿去吃晚饭的时候，她都很慈爱地照顾小沃尔夫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