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童年时代
一 汉堡：1912～1923年
1912年7月24日，我出生在汉堡温特胡德区（Hamburg-Winterhude）的温采尔街（Wentzelstraße）11号，它靠近阿斯特外湖（Außenalster）。我是四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大姐奥尔加（Olga Franke，1898-1991）生于1898年，她后面是1899年出生的奥托-恩斯特（Otto Ernst Franke，1899-1916）和1902年的彼得（Peter Franke，1902-1923）。我父母1910年从柏林移居汉堡时买下了这栋房子。那时，小小的温采尔街并不长，两边的房子都是新盖的。我家是一栋宽敞的三层楼别墅，和其他房子基本一样。在半地下室的那一层，有一个大厨房、女佣的房间、地下室以及洗衣房，还有一个男佣和送货人的特别入口。高一点的底层是我父亲的书房，里面有图书室、带有前厅的饭厅、摆放着小钢琴的沙龙，我母亲和兄姐偶尔在此弹钢琴。沙龙后面有一个屋顶平台，朝后花园敞开，通往上面楼层的楼梯也是开放的。一楼是父母的卧室、两个哥哥和我的房间、带前厅的浴室和厕所，但被走廊隔开，还有一个客厅，大家在这里早餐。一个嵌进墙里的升降机可以方便地将餐具从厨房送上来，又送下去。第二层楼是哥哥们活动的房间、我姐姐的房间、一间客房和一个还没有改造的阁楼以及浴室和厕所，也被走廊分开。从阁楼出去，可以用梯子爬到平坦的屋顶。这栋房子符合当时一个良好的市民家庭的要求，通常需要两三个女佣操持家务。这些女佣大多来自农村或者汉堡远近郊区的小城市。温采尔街的居民本质上同属一个阶层，有些家庭是汉堡著名的人物或其后代。我们的右边（9号）住的是年长的克拉泽曼（Crasemann）夫妇，左边（13号）是寡妇卡梅尔（Kaemmerer），她的旁边（15号）是在赫伯公司（Hapag）担任领导、后来短时间担任过市政府委员的斯图布曼（Stubmann）博士和他妻子以及他们比我稍大的儿子沃尔夫冈（Wolfgang），然后是17号的施纳尔斯（Schnars）一家，他们有一个和我兄姐一样大小的女儿和两个小点儿的双胞胎。19号住的是沃曼（Woermann）一家。没有1、3、5、7号，因为与此相关的房产是格勒尔特大街（Gellertstraße）的一栋房子。温采尔街上，我们对面的2号住的是罗格蒙特（Rougemout）一家，6号是从事X光检查的医生兼教授菲多尔·海尼士（Fedor Haenisch）博士和他的英国母亲、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的小儿子罗尔夫（Rolf）和我年龄相仿，我在汉堡的后期，我们两人成为同学和好友。他家的旁边（8号）住的是品科内勒（Pinckernelle）律师一家，他们有两个比我大一点的儿子哈拉尔德（Harald）和维耶讷（Werner），以及一个稍小的女儿海蒂（Heidi）。维耶讷以后加入了著名的跟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卡尔洛维茨（Carlowitz），我在汉堡或上海曾偶尔见到过他。10号住的是赫尔穆（Helm）一家，这家有一儿一女，两个都比我大。12号是布森（Bunsen）一家。14号是赫尔希曼（Hirschmann），18号是普科医生曼薛特（Manchot）博士一家。他家旁边是一个相当大的开阔广场，广场上还没有建筑物。其他居民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
婴幼儿时期的事情当然很少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记不得最开始照顾我的人了。我父母将来自石勒苏益格市（Schleswig，石勒苏益格州）的玛丽·科赫叫上来照顾我，起初她在我们家当厨师，当时很年轻，二十出头。虽然她有时候气呼呼地训斥我——大概我是一个难伺候的小孩，但我却很亲近她，我早期的童年记忆与她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还记得孩童时期的小小一幕：一次，邻居用橡皮管给自家的花园浇水，我在旁边我们家的花园栅栏边上玩耍，被邻居不小心溅湿了一点儿，我号啕大哭，大喊大叫，家人竭力安慰我，我却一个劲儿地说：“我要玛丽，我要玛丽！”我长大了一点并能较长时间走路以后，玛丽经常带我散步，路程不长，大多数时候是经过朗格茨克大桥（Langenzug-Brücke）到乌冷霍斯特（Uhlenhorst），这个渡口有一个敞开的亭子，夏季小乐队在此演奏，我喜欢听那些音乐。
玛丽离开后，我母亲成了我接触的最主要的人。她慈爱细心，但也遵守惯例，要求我听话，如有必要，会通过一记耳光来强调自己的要求，当然那是我该得的。她用伟大的爱和认真尽到了教育我的责任。每天早晨，她总是早早起来，关心我的早点，让我及时出门上学；下午，她看着我有条理地做作业，考我问题直到我学会为止，之后才允许我干别的事儿。我父亲几乎不管我的教育，我尊敬他但并不怕他，因为他对我始终亲切和蔼又通情达理，我想不起来我父亲曾经打过我。他基本上任凭我母亲的教导，只通过他个人的权威来强化。我常常只是在午饭和晚饭时见到他，不过，每天晚上，只要我一躺上床，他就到我的房间来，和我说几分钟话并祝我晚安，所以我不缺乏必需的家庭温暖。
我姐姐奥尔加，小名叫穆丽（Mulli），大我14岁，对我来说，她已经是大人了。她1918年初在威廉文理中学（Wilhelm-Gymnasium）通过了高中文科毕业考试——那时，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接着，她在陶伯尔河的罗滕伯格（Rothenburg ob der Tauber）的女子农业经济学校读书。1919年冬季学期，她开始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与古典语文学，然后去了弗莱堡，1921年冬季学期返回汉堡。据我的记忆，她大概是我亲密的人中最严格的一位。不过，她很少参与我的教育，如果有，也都是临时性的。以后我还会谈到她。
对于我的大哥奥托-恩斯特，一个在青年时期就非常有个性的人，我只有模糊的记忆。他从约翰诺伊姆文理高中（Johanneum-Gymnasium）毕业时，刚刚17岁，自愿报名服兵役，经过不到三个月的训练就上了前线。两个星期后，1916年8月1日至2日的夜晚，他在泽默（Somme）[1]的战斗中阵亡。对我父母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本可以阻止奥托-恩斯特去参战，因为他尚未成年，但他们没有这样做。那时，大多数人的心灵仿佛被爱国热情和为祖国而投入战斗的狂热所攫住了，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在搜集起来的阵亡学生的战争信件中[2]，有奥托-恩斯特的两封信。为了服役，他曾在大学注册过。
我二哥彼得与我的年龄最接近，可还是大我10岁。他1920年初从约翰诺伊姆文理高中毕业，先在农庄里从事实际工作，1922年冬季学期开始在慕尼黑（München）的农业经济高校学习。1923年2月，他没能从阿尔卑斯山（Alpen）的滑雪旅行中归来。根据彼得留下来的告别信推断，他是自寻短见的。此后下了新雪，一个月以后才找到他的遗体。对我父母来说，这是一个沉重得令人难以承受的新打击！我姐姐在1982年10月21日的信中写到了她的兄弟：彼得性格很像妈妈，从小文质彬彬、严肃严谨，将一切事情看得很严重；他忍让、极其随和，但如果觉得不公平或者要捍卫什么事情，则会大发雷霆。
在离我们不远的泽里希大街（Sierichstraße）上，住着我外婆，还有我母亲的姐姐奥尔加（Olga）姨妈和说法语的瑞士人勒亚（Lea）阿姨，勒亚阿姨还是年轻的女孩子时，就来到我外祖父的家里，教我母亲这辈人说法文——这符合当时的风气——现在她已经算是家人了。外祖父恩斯特·尼布尔（Ernst Niebuhr，1842-1878）与地理学家卡斯特·尼布尔（Carsten Niebuhr，1733-1815）及其儿子历史学家巴尔托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属于同一家族，来自下易北河（Niederelbe）的奥腾朵夫（Otterndorf）。外祖父在我母亲出生后不久就因肺结核死去，但他留下了足够的财产，这个家庭——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没有物质上的担忧。外祖母来自雷维尔（Reval）[3]，是波罗的海边上的德国人，本名为吉拉·德·苏康腾（Girard de Soucanton）男爵家的公主，据称这是一个古老的法国胡格诺家族[4]，我母亲也相信这一点，我倒没有想过这事，只是1950年或1951年，我和汉堡大学的同事、教授保罗·约翰森（Paul Johansen）博士——从前雷维尔的城市档案馆的负责人——谈起我波罗的海的亲戚时，他说知道这个名字。他马上想到，这些亲戚最初来自奥登堡（Oldenburg）的拉斯特德（Rastede）非常富有的吉拉家族，他们就像其他许多波罗的海的德国人一样，1862年从俄国沙皇那里买下了贵族称号[5]，与胡格诺和古老的法国贵族家庭并没有关系，奥登堡也几乎算不上胡格诺教徒的移民中心。我外祖母患有一种疾病，也许是老年痴呆症，生活上越来越不能自理。我记忆中只有她70岁左右的样子，看上去老极了，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用剪刀将布料的余头剪成小碎片用以填充靠垫，这是她还能做的唯一的事儿，她死于1917年8月26日。1919年4月，两个姨妈奥尔加和勒亚搬进我家。在我的记忆里，她们两人始终亲切友好。我父亲的家庭来自安哈尔特（Anhalt），祖父是哈茨（Harz）小城格尔罗德（Gernrode）的市长，我父亲也出生在此地。
1917年3月，我母亲的远房亲戚瓦尔德马尔·雷姆（Waldmar Lemm）从雷维尔来到汉堡，他在俄国军队当过军官，作为“休假战俘”来到我外祖母家并且滞留下来。几个星期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巴尔比（Bärbi）也来了。巴尔比小我一点儿，成为我的第一个女玩伴，我经常和她在一起，至今我还能清晰地想起她。有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城市公园的“牛奶小屋”（Milchhäuschen）吃牛奶燕麦片，在那个困难时期，这是不容易得到的精美食品。1919年初，雷姆夫妇搬到吕贝克（Lübeck），我读大学时，有时还去他们那里。偶尔，我也和父亲同事的同龄小孩子一起玩儿。我还记得伊斯兰学学者鲁道夫·楚迪（Rudolf Tschudi）的儿子汉斯-鲁道夫·楚迪（Hans-Rudolf Tschudi），他1918年5月死于肺炎，他父母于1919年初回到了瑞士。有时候，我也和英国语言文学研究者威廉·迪贝琉斯（Wilhelm Dibelius）的儿子赫尔穆特·迪贝琉斯（Hellmut Dibelius）在一起——以后我们在柏林再次相见。我还和印度学学者瓦尔特·舒伯林格（Walther Schubring）的女儿萨娜（Sanna）、民族学家格奥尔格·提伦琉斯（Georg Thilenius）的四个孩子以及图书馆馆长古斯塔夫·瓦尔（Gustav Wahl）教授的儿子沃尔夫冈（Wolfgang）玩在一块儿。
我几乎弄不明白战争末期、革命导致的决定性事件以及困难时期的状况，我也无法像我父母和兄姐那样对贫困感同身受，在此以前，他们经历过比较美好的时光。因此，关于我成长环境的描述，要引用我姐姐70年代的记载：
由于1914～1918年的战争，沃尔夫冈的成长环境与他的兄长和我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父母的生活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变化，情况比较困难。在失去了两个儿子以后，父母担心沃尔夫冈也会有个三长两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时也许过于限制了他，而另一方面，在有些事情上对他的让步大概又有些过分——没有同龄兄弟姐妹的沃尔夫冈，像独生子一样在成人世界中长大（在父母和小姨身边），这肯定也影响了他的个性发展。
我们的父亲放弃了外交职业而选择学术道路的时候，除了研究以外，一直关注着其他方面的事情（……）。因此，他始终赞成与不同兴趣和职业的人在一起，比如，在我们家的社交活动以及其他场合，他不仅仅与自己系里的人，而且也与语言学家、法学家、医生、神学家，同时还与那些并非学者的人、政治家、军人和商人聚在一起——他出生于1863年，1871年以后亲身经历了德意志帝国的形成，这也有助于解释他的政治立场：绝非极端保守，而是倾向于自由。
我们的母亲不喜欢比较大型的社交活动，最爱待在家里。尽管如此，她对精神生活很感兴趣，喜欢去听父亲的报告和讲座，并为他抄写了大多数的手稿，由此也了解了其中涉及的种种情况……。
我们（从1914～1918年大约至1923～1924年）时常挨饿：比如，有时候一个星期只有30克黄油、60克植物油，每个月1个鸡蛋，面包非常少，而且这些面包还是用大头菜烤的，用黑麦或大麦做的“咖啡”也用大头菜冲淡，好几个月几乎每天只能吃没有肉或没有油的大麦糁儿，只有少量的面条、土豆。我们在萨克森瓦尔德（Sachsenwald）的森林里捡山毛榉果实来榨油。大家坐上拥挤不堪的火车去农村，掏很多钱买土豆，将其中的小部分储藏起来，还买些熏肉、香肠、鸡蛋或面包。此外，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极少量的煤球，有时根本就没有（所以，有一次家里的水管冻住了）。有几个冬天特别漫长和寒冷，简直是饥寒交迫。困难年代，对妈妈来说，家务事的安排特别难。有时候我们没有帮忙干家务的帮工（在第三次战役前有三个！）。大家常常必须连续好几个小时在商店门前排队才能买到一点儿东西。此外，妈妈和奥尔加阿姨轮流在一个“大众厨房”里工作，这样可以得到几份无需购物券的食物，或者比平常少交一点儿购物券。妈妈还经常偷偷地将她那份定量的黄油和猪油分给沃尔夫冈和父亲。她和姨妈们为我们织袜子，用拆下来的织物或旧衣服给沃尔夫冈做小衣服，或者将其他东西编织在一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柏林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又有东西可买的时候，大家兜里的钱却只剩下一点儿了。所以，为了给彼得交慕尼黑学习的费用，卖掉了一块很漂亮的大地毯。
也许正是由于日常生活的贫困和对战争的忧虑，朋友和熟人经常往来，甚至比以前更为频繁地聚集在一起。这大概是出于某种需要，用交谈、讲座等方式抵挡外在的贫困，忘掉一些烦心事儿。
虽然父母尽量不让沃尔夫冈受到贫困的干扰，让他无忧无虑，有个良好的生活，然而这一切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沃尔夫冈性格的形成。
我父亲是在俾斯麦（Bismarck，1815-1898）和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成长的，他的政治观点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他从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战前，他可能接近于民族自由主义者；一战期间和战后，他却积极投身于民族保守主义的活动，人们能从他的《两个世界的回忆》和其他文章中看出这一点。此外，我父母虽然并不是严格的正统教徒，但还是强调基督教—新教（改革派）的信仰，家里的气氛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而且大家按照这样的意图引导我成长，对我进行某种特别的思想行为的教育。如果不符合这些准则，就会被认为不好，偏离了轨道。1918年的革命以后，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积极适应革命并信奉黑—红—黄新帝国国旗的共和国，以及拒绝革命并高举旧的黑—白—红旗帜的共和国，我父母属于后一派。我们的邻居中住着临时参议员舒伯曼，他献身于黑—红—黄的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前面提到过，我有时和他家的儿子一起玩耍，有时还去他家，他的父母对我一直很友好。有一天，我们家里谈起了那个男孩，我母亲追随我父亲的政治观点，她顺便说我不应该经常和那个“民主派的小男孩”玩在一块儿。我马上把我母亲的话传给其他邻居小孩听，最后她的话传到了那个男孩的父母耳中，很快地见效：他们坚决不允许这个男孩再和我玩儿了。我才九岁或十岁，不完全理解这事儿，但它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比这件事儿更早一点，我还有另外一次“政治活动”的经历。我提到过，我们住在一条还算是有钱人居住的街上，孩子们经常一起在户外玩耍，尤其是周末或者假期——人不多，十个、二十来个。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们除了收到返乡士兵的制服、配件和枪支以外，还收到了一些真正的军用装备零件——当然不是武器。我们先是在曼薛特博士家附近的开阔地带，然后又在格勒尔特大街用篱笆围起来的场地上装扮成士兵和战争，还要插上黑—白—红的旗帜。有些时候，游戏玩得很顺利。附近住着一些不太富裕的家庭，主要是工人。他们的孩子上的是国民学校（Volksschule），不像我们上私立的学龄前小学或者中学，大家没有往来。有一天，那些“布列颠人”（Briten）来了——我们如此轻蔑地称呼他们——从街上朝我们扔石头，威胁要闯进这块用篱笆围起来的地盘并痛打我们。一些父亲拿拐杖呵斥这些“布列颠人”，在此保护之下，其中较小的孩子才平安无事地回家，较大的孩子自己可以反抗，但士兵游戏停止了。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觉得这些“布列颠人”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一起玩游戏而生气。我父母显然认为，向我解释真实的情况并不合适，很久以后我才自己明白过来。
我父亲特别崇拜俾斯麦，在我们家里，俾斯麦几乎像圣人。一次，我极其天真地问，如果说所有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说谎，那么俾斯麦也应该说过谎。“不！”我母亲回答，“俾斯麦一直说真话，但别人却认为他说假话。”——这就是为什么他曾经那么成功。与我父亲战后的政治活动相关联，他和侯爵夫人，即在弗里德里希鲁尔（Friedrichsruh）的赫尔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1915-1898）[6]的遗孀建立了紧密的联系[7]。1921年初，父母和我应邀去弗里德里希鲁尔，侯爵夫人让我们参观了整个城堡，包括保留原样的老俾斯麦的工作室和他临终时的房间等。我印象很深以至于今天仍然记得此事。
1917年我5岁了，从10月中旬开始，每天早上被送到不远处的泽里希大街上的幼儿园。大约同一时候，玛丽·科赫离开了我们，不过后来经常回来帮忙做点儿家务或者单纯回来看看。我成年以后，还和她保持着联系。家人将我放在幼儿园，但只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我不满6岁，进4月份开学的最低年级都还不够年龄，所以，从6月底开始，我先跟着私人老师上课，暑假后的8月底到很小的私立学校法内耳（Feiner）上学，学校并不太远，就在泽里希大街的城铁车站附近，在那里我一直学到第一学年末期。1919年的复活节，我转到当时大概最有名的男童学龄前学校——古斯塔夫·贝尔特拉姆（Gustav Bertram）。学校在伊斯普兰娜德街（Esplanade）上一栋多层的老楼房里，在城市中心附近，走路去差不多要1个小时。夏天，我步行穿过费尔泽西特（Fernsicht-Brücken）和克鲁克科佩尔（Krugkoppel-Brücken）大桥，经过哈维施特胡德尔路（Harvestehuder Weg），沿着阿斯特湖边到伊斯普兰娜德，每天中午，乘坐阿斯特轮船从龙姆巴尔德斯大桥（Lombardsbrücke）返回朗根茨格大桥。冬天则相反，上午乘汽船去，下午步行回来，并不总是沿着阿斯特湖边走，有时也走米特尔路（Mittelweg）。如果冬天阿斯特湖结冰而汽船无法行驶，我就坐19路或28路有轨电车，经过米特尔路去施特凡斯广场（Stephansplatz）。那时汽车非常少，空气还没有受到污染，横穿马路也没有什么危险，家长不用担心，可以让年龄较小的孩子步行上学，将近1个小时。但是，家里和学校都郑重警告我们，绝对不要跟陌生人走，即使他们甜言蜜语地许诺给我们蛋糕和巧克力也不行，大人们还讲了最可怕的恐怖故事。毕竟，当时偶尔发生过绑架小孩的事件。贝尔特拉姆学校的要求相当高，特别是在包括心算在内的计算方面。今天，一次性买好几个东西的时候，在售货员用袖珍计算器算清价格之前，我常常已经在心里算过价了。学校也非常重视拉丁语法的术语、德语语法以及正字法。我们每个星期有一次听写并且要打分。我自己的课外读物中主要有汉堡的青少年文学作家伊莉泽·阿维尔迪克（Elise Averdieck），尤其是埃娃·甘特根斯（Eva Gäthgens）的书，她的短篇小说《旅途中的小汉堡人》（Die Kleinen Hamburger auf Reisen）我大概读了6遍。
我有足够多的玩伴。我们的女邻居卡梅尔太太在此期间搬到泽里希大街的楼房里去了，现在13号住着克利斯朵夫（Christopher）一家和他们的亲戚，即寡妇克里德尔（Krüder）以及她的女儿希尔德（Hilde）。希尔德比我大一点儿，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儿得很久。安德烈亚斯街（Andreasstraße）同样是“我们这个阶层”的小孩子玩儿的地方，温采尔大街穿过安德烈亚斯街，这是一条沥青路，小孩子能很方便地在此骑着游戏车四处乱跑。我也参加集体球赛，例如棒球和其他的儿童游戏。我不是爱打架的孩子，只是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被攻击得太厉害才开始反抗，我母亲有时候甚至劝我：“你不要什么都忍受！自卫吧！”我只记得唯一的一次，我相当残忍地痛打了两个小一点的男孩，为此他们的父母向我父母告状。这两个小孩十分狂妄并且辱骂我，旁边站着一位邻居的女孩，她有些轻蔑地取笑我竟然能容忍两个小孩的放肆，我被他们惹得异常愤怒，反应过激了。我已经在其他场合谈过士兵游戏。冬天，如果下雪了，我非常喜欢单独或者与其他小孩去克鲁克科佩尔大桥和哈维施特胡德尔路之间的栎树公园滑雪橇，有时也去远一点儿的克洛斯特施特恩（Klosterstern）旁边的阿布太公园（Abteipark）。如果冰冻足够结实，我就在贝维（Bellevue）冻结的河道上溜冰。1922年初，冰冻很严重，阿斯特外湖全都结冰，官方认为它是“安全的”而开放了这个湖泊，我偶尔和住在附近的一些同学去那儿玩耍。此期间，温采尔街上只住着前面提到过的罗尔夫·海尼士。他进了贝尔特拉姆和我同年级的班级；我们经常一起上学，很快成了紧密的朋友。他几乎每天到我这儿来或者我去他那儿。根据天气状况，我们俩在花园或者房间里玩耍。
1921年复活节，我完成了学龄前学校3年级的学习，按照旧的学制，我应该进5年级，即中学的最低年级。但当时刚刚开始学校改革，中学学制缩短了一年，这意味着中学要从6年级开始，因此，学龄前学校的时间延长了一年，我在贝尔特拉姆又待了一年。对此变化，老师们几乎没有准备，似乎不确定该为学生做什么，最后，在学年末开始教我们拉丁文的基础。1922年初，想进约翰诺伊姆的学生必须接受连续一周的考试。第一天我参加了考试，接着病了，必须在家里待两周。虽然这样，我还是被录取进了约翰诺伊姆中学，而且不需要补考，因为贝尔特拉姆学龄前学校传授的基本知识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并且我的成绩不太差。现在，我和罗尔夫·海尼士进了同一班级，我们的友谊更加亲密。约翰诺伊姆中学离我家步行只有15到20分钟，对拉丁文的要求特别高，由于要尽量在第一年里完成预计为两年的课程，我母亲自己虽然没有学过拉丁文，但很巧妙地知道按照教科书考我拉丁文的单词和语法，就这样，我在1923年的复活节升到了7年级，成绩还算过得去。
我很早就受到鼓励去了解远近周边的情况，后来大家又鼓励我去徒步旅行。快5岁的时候，我父母、阿姨、姐姐、哥哥开始带我去格罗斯-波斯特尔（Groß-Borstel）、阿斯特山谷（Alstertal）、萨克森瓦尔德森林，去布兰肯内泽郊区（Blankenese）或者易北河（Elbe）另一边的哈堡山（Harburger Berge）（哈克，Haake）郊游。我慢慢习惯走比较长的路。我学会阅读后不久，看着城市交通图，对汉堡有轨电车的行车路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仔细地看落到我手里的行车时刻表，以至于能凭记忆背出其中的部分内容。今天，我还准确地记得很多有轨电车的情况，例如当时的车辆和线路。1918年6月，我第一次和母亲乘火车旅行，经过巴特奥尔德斯洛（Bad Oldesloe）到小贝尔克廷（Klein Berkenthin），马车在那儿接我们，带我们前往纽泽（Nusse）附近的瑞泽劳（Ritzerau），去佩特森（Petersen）女士的乡村旅店。由于汉堡粮食短缺，这种乡村旅行有特别的意义，可以连续好几天吃得饱饱的，尽量买些食物特别是黄油带回去。旅店很干净，但十分简陋：没有自来水，只有院子里的一个抽水泵，没有浴室，厕所在粪便肥料堆的旁边。四周有许多森林，大家可以愉快地散步。几个月后，在第二次游览时，我们乘马拉邮车从小贝尔克廷往返瑞泽劳。第二年开始，我和大人们从小贝尔克廷或者它前面的火车站卡斯托夫（Kastorf）步行大约12公里到瑞泽劳。有一次，我们还绕道去了拉茨堡（Ratzeburg）。
我的第一次较大的旅行活动是在1921年的夏末。我父母从汉堡时期开始就和楚迪一家成为朋友，他们邀请我姐姐和我去玩儿。楚迪教授在苏黎世大学任教，他家住在苏黎世湖（Züricher See）附近的郊区佐里扩恩（Zollikon）。其间，他们生了两三个女儿，最大的一个比我小两岁。邀请我们的主要用意是，我们这几个星期能得到足够的食品，一次性地补充补充营养。8月初，我先和母亲坐了一个晚上和半个白天的车到弗莱堡我姐姐那儿。从那里，我父母去他们很喜欢的黑森林（Schwarzwald）疗养，而我姐姐和我继续前进。经过巴塞尔（Basel）到苏黎世的快速直达火车上的入境手续特别繁琐，因此，我们坐客车绕了很远的路，途经诺伊施塔特（Neustadt）—多瑙申根（Donaueschingen）—津根（Singen）—沙夫豪森（Schaffhausen），从铁路上可以观赏到美丽的莱茵河瀑布（Rheinfall），整整一天，我们多次转车后，才到达苏黎世。我还记得在好客的楚迪家的愉快日子。我们常常乘有轨电车去苏黎世城，在那里的咖啡馆里，我第一次尝到了从来没有吃过的奶油巧克力，以至于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们也去远近不同的地方郊游：乘船通过苏黎世湖到拉佩斯维尔（Rapperswil），有一次去大约1800米高的布劳恩森林（Braunwald）边上的格拉内尔阿尔卑斯山区（Glarner Alpen），在高山牧场的农屋里待了好几天。这是我第一次、印象也最深刻的阿尔卑斯山旅行。9月的后半个月，我和姐姐中途在弗莱堡和哥廷根停留，然后返回了汉堡。
下一次比较大的旅行活动，是1922年的夏天去东部。勒亚阿姨先带我到柏林，接着，我和父母的朋友乘坐特快车夜间到达东普鲁士（Ostpreußen），最后的一段路，我独自去因斯特堡（Insterburg），我母亲的哥哥即阿图尔（Arthur）舅舅等在那里接我，带我坐上马车，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到达了他的皮阿吉恩（Pieragienen）农庄。我哥哥彼得作为农业实习生也曾来过这里，除了农庄女主人埃伦（Ellen）舅妈以外，还有至少大我三岁的两个表哥、一个表姐以及许多客人。农庄很宽敞，有一个用于社交活动的小厅，风格是乡村建筑特有的朴实，有自来水和浴室，但没有电灯，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对我来说，这一次和后来几年在皮阿吉恩的夏季，不仅仅是休息，而且也颇具教育意义。我从另一个方面，即与我习以为常的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角度，了解了乡村生活。那时候，农业还未专业化，也几乎没有机械化，马匹不仅为主人拉载客的车子，也拉耕地用的车、犁、奶车、收割车辆等。有母牛、小肉牛、绵羊、猪和鸡、鸭、鹅等小家禽；种植不同的粮食——黑麦、小麦、大麦、燕麦，此外还有土豆和萝卜；也有足够的牧场；菜园和果园主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需要，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像我这样的客人都必须帮忙收割草莓、覆盆子浆果、鹅莓、茶蔗子，它们大部分被密封起来以备过冬。政治上，农庄主与雇农、农业工人一样，受黑—白—红的世界观主导，这一点也许比我父母家里还要明显。我舅舅战时曾是预备役军官，大家始终按他的军衔称呼他“上尉先生”。我在皮阿吉恩待了四周，一直到假期结束返回汉堡。
1922年春天，由于高延（J.J.M de Groot，1854-1921）去世，我父亲获得了柏林大学空出来的汉学教授席位。经过一阵子的犹豫，他接受了这个职位[8]，第二年4月我们搬到柏林。在汉堡的最后日子，我们住在提伦琉斯家里。我哥哥彼得的死，给这次搬迁过程中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不过，我对搬家听其自然，不是特别高兴，也不是特别伤心。然而，它对我会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几十年以后，我才完全明白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