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引言：为中国着迷

我的父亲福兰阁生于1863年，他先在弗莱堡（Freiburg）和柏林（Berlin）学习历史与古典语文学，后来到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学习梵文和比较语言学，并于1886年获得这两个专业的博士学位。第二年他又回到柏林，跟从葛禄博（Wilhelm Grube，1855-1908）在新成立的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学习汉语，并初步掌握了中文的基础知识。1888年夏，我父亲被派遣到北京，担任德国公使馆的翻译见习生，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后又回北京，工作了8年。1896年他回德国老家休假，并与我母亲结婚。我母亲路易斯·尼布尔（Luise Niebuhr，1877-1962）生于1877年，汉堡人，住在德累斯顿（Dresden）她的母亲那儿。第二年，我父亲带着母亲又来到中国的北京、上海、厦门，一直待到1901年。我姐姐和哥哥分别在北京、上海出生。1903～1907年，我父亲担任柏林的中国公使馆秘书。1907～1908年，他作为特别全权代表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谈判，目的是在当时的德国保护区青岛为中国人建立一所高等教育机构^[1]。在此之前，我父亲在柏林大学取得了汉学专业的大学授课资格。1909年，他被聘为汉堡大学前身的德国殖民学院汉学专业的第一位大学教授。1910年，父母带着我的三个兄姐移居汉堡（Hamburg），1912年我在此地出生。

在我出生长大的家里，到处都是中国家具和其他的中国物件：客厅里陈列的是中国瓷器和手工艺品，走廊里放着漂亮的景泰蓝花瓶和坛子，我父亲工作室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中文书籍（木版书籍）。吃饭或其他时候，大家会大量谈论中国的事情，我父母在中国度过了他们婚后的前几年时光。中国客人常来我家，其中有商衍鎏（1875～1963）先生，这是一位老派的中国著名学者，我父亲争取到与他合作组建中国语言与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这样，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小傅吾康的意识中。他后来也想去中国，这一点对他和他父母来说，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父母外出旅行，原来照看我的玛丽·科赫（Marie Koch）小姐脱不开身，来帮忙的是她的妹妹。此时正值一战后期，食品相当匮乏，但是，为了能烤一块特别合我口味的苹果蛋糕，这位保姆还是用某种办法弄到了必需品，这时，我对她说；“要是你总给我烤这么好看的苹果蛋糕，我将来就带你去中国！”她对小男孩的话十分惊奇，转告了我父母，他们也同样诧异，还问起我这件事。这个小插曲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几年后，有一位客人在我父亲的书房里，当时我也在场，我指着中文书籍对他（或她）说：“将来我长大了，这些书全都是我的！”

20年代末，我读高中的时候，我父亲正在撰写他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一卷，我母亲则用打字机誊写该书手稿，因此，吃饭或者别的场合，总会谈论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由于这些因素的激励，在选择学校的作文和报告题目时，我尽量寻找有关中国的话题，并且开始阅读我父亲的著作，特别是《东亚重组》（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里的文章。所以，我高中毕业后自然而然地想到学习汉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未来的生活事先已经规划好了。我父亲虽然不反对我的选择，但显然感到惊奇，他写道：

……最小的儿子1930年在柏林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立刻毫不犹豫地决定学习汉学，他没有受到我的任何影响，他的决定甚至让我也大吃一惊。这只能说是环境的奇特作用，因为生物学的影响并没有发挥效果。至今，他从来没有片刻的疑虑，而是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笔直的道路，没有迷失方向。与他父亲走过的弯路相比，这当然意味着节约大量的时间^[2]。

[1] 华德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Chinesisch-deutsche Qingdao Hochschule für Spezialwissenschaften mit besonderem Charakter）。——编译者注

[2]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178-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