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版权相关意识的朦胧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作者、作品与署名
现代版权观念认为，版权保护的主体是作者，版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版权保护，不仅要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还要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亦即保护作者人身权和财产权。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使得版权保护的建章立制直到近代才开始在国家层面出现。但这不等于中国古代没有版权保护。而且，中国版权的某些方面在历史上还比较超前。或者说，版权的某些元素在中国产生得还比较早。这样，在论及中国古代版权历史的时候，就不会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型期，应该是中国版权元素的朦胧发生期。这一时期，诸侯争霸，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竞胜激烈，不仅出现了彪炳中华文明史册的学术经典著作和影响后世的文字作品，还产生了影响中国千古文明的学术思想大家和著作家，更产生了后来版权保护所关注的署名权问题，这成了中国古代文字作品书籍作伪与辨伪历史的源头。这是中国版权保护历史的开始。
一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书籍作品创作的群体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学术下移”。原有的士阶层，即中国奴隶制时代贵族阶级的知识阶层、下级成员，在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崩溃以后，身份开始演化，队伍开始流动。所谓的“士”，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也就是说，凡是能事其事的就是士。由次可以推知，士是古代奴隶制时代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低级贵族。士具有贵族血统，从小就接受过贵族社会的良好教育，熟悉礼乐，博文多学，多才多艺。其实，士的起源很早，《尚书·尧典》篇记载，相传舜的时代曾经任命主管刑罚的皋陶为“士”。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就有“士”的身影见诸史籍。不过，这时的“士”主要指下级贵族。如《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这时的士，不会像庶人那样去田间搞体力劳动，但享有禄田。《仪礼》以详细记载先秦名物制度著名，其中的《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五篇，都对士的相关礼制进行了记述。清代姚际恒在《仪礼通论》中认为：“其实多通大夫以上而言，盖下而为民，上而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1]按照社会等级，士为宗法等级制中的低级贵族；依照社会分工，士就是有职司的官府人员。可见，士在当时应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个低层贵族等级。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分化、大改组、大整合。这一大变局中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士阶层的演变、分化与流动。春秋时期的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为新兴士人的成长开辟了广阔的社会前景，特别是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兴士阶层的形成极为有利。春秋战国之际所出现的新兴士人，是文化知识的掌握者，他们主要依靠知识和技能在社会上立足，依靠文化知识而获取职业。孔子儒家和墨翟墨家两家弟子是这方面的典型。据《吕氏春秋·尊师》篇记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儒墨两家的弟子，有的本来是处在社会的底层，却在这个特殊的变革动荡时代通过文化知识的掌握，上升为“名士显人”。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这是公元前539年的事，但贵族士阶层沦落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出现“公族尽矣”、“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现象，只是这种演变进程中的一个节点。一方面，原有的贵族士人，向社会下层滑落；另一方面，诸多庶民，甚至一些具有奴隶身份的有能力的人，也在战乱中寻找到机遇，或者是在战争中勇立军功，或者是通过接受私学教育提高了智慧才能，或者是在工商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就，都能够改变自己的地位，从庶人上升到士阶层，扩大了士的队伍。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在互相争夺霸权的过程中，为了增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纷纷采取笼络各种人才的政策措施；另外，由于官学下移，使得私人聚徒讲学得到发展，这又为士阶层输送了大批知识分子。以孔子的聚徒讲学为例，孔子本身就是贵族阶级沦落的士，还在游学列国之时吸纳了更多的士。《吕氏春秋·遇合篇》称：“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
在孔子之后，墨家领袖墨翟也是聚徒众多，弟子布满天下，足以和儒家相抗衡。墨家的学说和儒家的学说在当时并称显学。后来的孟子也以继承发展儒家学说聚徒讲学而著称，所以后世有“孔孟之道”之称。因为孟子招收的弟子也很多，《孟子·滕文公下》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2]之说。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学术领袖，他的学生李斯、韩非、毛亨等人，都是著名政治家、学者。
到了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应对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因为这四人都是王公贵族（国家君王的后代），战国时人称之为“四公子”。信陵君名魏无忌（？～前243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昭王少子，魏安釐王的异母弟。魏安釐王元年（公元前276年）封于信陵（今河南宁陵县），号信陵君。生年不详，死于安釐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43年）。《史记·魏公子列传》载，公子对于士，不论贤与不肖，都很谦虚，以礼相待，不敢以富贵而傲人。因此方圆几千里的士都来投奔他，以至食客3000人。诸侯的宾客所进献给公子的兵法，公子皆书其名，即署上自己的名字，即是后世所谓的《魏公子兵法》。《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中，有《魏公子》21篇。可见，四公子的养士，其中有一部分是著作的原创者。孟尝君，名田文（？～前279年），是战国时期齐国宗室大臣。田文的父亲名叫田婴。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庶母所生的弟弟。田婴曾于齐威王时担任要职，于齐宣王时担任宰相，后改封于薛，是为孟尝君，以广招宾客，食客三千闻名。平原君，名赵胜（？～前253年），是战国时期赵国宗室大臣，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封于平原县（今山东武城），号平原君。在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时任相，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以善于养士而闻名，门下食客曾多达数千人。春申君，名黄歇（前320～前238）为战国时期楚国公室大臣，曾任楚相。黄歇游学博闻，善辩。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县。春申君明智忠信，宽厚爱人，以礼贤下士、招罗宾客、辅佐治国而闻名于世。春申君黄歇在对外穷兵黩武的同时，对内则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竞相礼贤下士，招引门客，最高峰时黄歇有门客3000多人，其数量在“战国四公子”中居于首位。这四个贵族后代所养的士主要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其中有一部分“文士”，就是我们所关注的能够进行文字作品创作的知识分子。此外，还有秦相吕不韦，也以召集门客著名。在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都要通过礼贤下士，结交宾客，进而一争高下。这自然引起自恃强大的秦国的注意。秦相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还不如四公子有成就，感到惭愧，所以他也招徕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3000人，家僮万人。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一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吕不韦就命他的门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录整理出来，编辑在一起，就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的《吕氏春秋》。并将它公布在咸阳城门，并重金悬赏，让各方游士宾客指点批评，若谁能增删一字，就给予千金的奖赏。虽然吕不韦不一定有诚意让人帮他修改著作，但它却成为著作修改获得报酬的象征，“一字千金”从此成了后人经常引用的典故。用这个标准来推断创作作品的报酬获得标准显然不合适，因为作品创作者的劳动付出要多出作品修改者，创作报酬自然要高于修改报酬。《吕氏春秋》作为集体作品，是在吕不韦主持下创作的。吕不韦又是秦国宰相，可以说《吕氏春秋》又是职务作品。参与创作的人虽然很多，也只能由吕不韦一人用其姓氏来作为书籍作品的名称，同时也具有书籍作品的署名意义和作用。这种以作者姓氏作为书籍作品名称，拟或作为作品作者署名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书籍作品中，是一种常见的类型。诸如《孟子》、《庄子》、《荀子》、《屈赋》、《墨子》等，都用姓氏做书名，同时也蕴含署名意义。当然，这些书名和署名，可能是当时就有的，也可能是后人追加的。由于那个时代创作作品的相对困难，只能是书之缣帛和竹木，还不可能像后来那样，书籍作品书名完整，署名明确。但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是中国书籍作品创作署名的滥觞。著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作品虽然没有明确的署名意识和习惯，甚至为了争鸣竞胜，还要假托前贤和学派领袖来署名，但书籍作品创作者也不会随便把自己的作品，无偿地奉送给别人，或者让他人随意窜改、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创作之士，也会通过自己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来获得官职爵位，来获得类似“束脩”[3]的财物。
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环境，才孕育了一支知识分子创作队伍。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使得各个诸侯国都想增强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获得霸主地位，他们都积极笼络人才，以期获得统一中国的政治思想。于是各国养士成风，官学下移、私学兴盛。再者，各国忙于争霸战争，使得文化传播环境有所改善，进而出现百家争鸣局面。这样一来，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作者队伍异军突起，并且以此为起点，创作传播了一大批影响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经典作品。根据后世学者的总结，所谓的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十来家著名的学术文化创作群体。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其父司马谈的学术观点，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现代历史学家吕思勉把“数术”、“方技”、“兵书”也称为先秦诸家，可算为十二家。有的还把数术、方技归为一家，另加医家，亦十二家。诸子百家各有领袖，并且逐步发展演变。诸子百家大都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传世，各家的领袖又是这些学术流派经典著作的署名者。儒家产生于春秋时期，领袖是孔子，战国时期有孟子、荀子；法家在春秋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管仲（齐国人）、子产（郑国人），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李悝（魏国人）、吴起（卫国人）、慎到（赵国人）、申不害（齐国人）、商鞅（卫国人）、韩非（韩国人）、李斯（楚国人）等；墨家的领袖有墨子、禽滑厘、孟胜（战国）；道家的领袖有老子（春秋时期楚国人）、列御寇（春秋时期郑国人）、庄子（战国时期宋国人）；名家的代表人物有邓析（春秋末年郑国人）、惠施（又称“刑名家”，战国时期宋国人）、公孙龙（战国时期赵国人）；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战国末期齐国人）；纵横家的代表有鬼谷子（战国时期人）、公孙衍（战国，魏国人）、张仪（战国，魏国人）、苏秦（战国，东周雒邑乘轩里人）；杂家的代表人物有吕不韦；兵家的代表人物有孙子（孙武，孙氏，名武，春秋末年齐国人）、孙膑（战国时期齐国人）；医家的代表人物有扁鹊（战国时期齐国人），有的归入方技家。在诸子百家学术领袖的领导下，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著作者群体。当然，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者群体还不止上述，还有各诸侯国的史官，诸如屈原、宋玉等的楚辞创作群体等等。
二 创作了彪炳中华文明史册的经典著作和文史书籍作品
诸子百家各派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传世，但也有一些学派的著作已经失传。儒家的著作有《四书》（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后来所记录整理的作品。《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由孟子与学生万章等人所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传说为孔子弟子曾参作。《中庸》原来是《礼记》中一篇，一般认为它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创作。《诗经》在先秦称《诗》，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春秋中期前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司马迁认为是由孔子所编定，但有学者认为是由鲁国乐官所编。《尚书》又称《书》、《书经》，孔子时代，《书》大约只残存百余篇，孔子作了整理。《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周易》也称《易》、《易经》，本是古代占卜之书，古人认为经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等历代圣人编定而成。《春秋》本是记事史书的通称，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一般认为是孔子对鲁国《春秋》进行了加工编撰。
关于《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和《礼书》的作者，古往今来，就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之所以进行争论，是因为学者们对书的真伪、作者署名的注重。孔子作为大教育家，在教学讲授过程中，整理、阐释、解说古代书籍典册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孔子对诸多经典具有创作性贡献也是必然的。
法家的著作有《管子》、《法经》、《慎子》、《申子》、《商君书》、《韩非子》。《管子》一书，由管仲署名，书中记载了管仲死后的历史，有人认为并非管仲所著，文章出自深受管仲影响的稷下学派之手，但仍可以体现管仲的主要思想。《法经》是李悝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早的一部初具体系的法典。《法经》共有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或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后来商鞅把法经带入秦国，在其基础上制定《秦律》。慎到有《慎子》42篇之作，《汉书·艺文志》有著录，将其列为法家。申不害，《史记》称他“著书两篇，号曰申子”，《汉书》说申子六篇，但他的著作全都亡佚了。商鞅也是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他著有《商君书》，又称《商子》，是战国商鞅一派法家作品的汇编。韩非有著作《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的著作。《韩非子》现存55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有《墨子》一书传世。《汉书·艺文志》称“《墨子》七十一篇”，实际《墨子》现存只有53篇，实际是由墨子及门徒逐渐增补而成。
道家的创始人为老子。老子，又称老聃、李耳。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完成《道德经》（又称《老子》），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学说。其作品含有朴素的辩证法，又是道教的经典。道家的又一领袖是庄子，庄子名周，字子休，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传世著作为《庄子》。也被称为《南华真经》，是集庄子及庄学后人的篇章整理而成。
名家的代表人物有邓析，是春秋末年郑国人。流传的著作有《邓析子》两卷。也有认为是后人伪托，但其中有些思想观点当源于邓析；另外，战国时期齐人尹文，流传于世有《尹文子》一书。它不仅继承了邓析之脉，还是开启公孙龙之学的承前启后之作。今本《尹文子》的真伪也有争论，一般认为此书内容有后人的增补或窜改。公孙龙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著作《公孙龙子》传世。
战国时的阴阳家代表人物有公梼生、公孙发、南公等人，但以邹衍最为著名，但阴阳家的著作已经亡佚。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佚失。现有《吕氏春秋》、《史记》的一些文字对邹衍有所记载。《汉书·艺文志》记载：阴阳21家，有著作369篇；《公梼生终始》14篇；《公孙发》22篇；《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乘丘子》5篇；六国时《杜文公》5篇；《黄帝泰素》20篇。但现存只有少量残文，其他大都已经亡佚。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认为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章也属阴阳家的作品，《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了部分阴阳家的史料。
纵横家的著作有《捭阖策》，又名《鬼谷子》，相传是战国时代鬼谷子所著。另有《战国策》，其原创作者直到现今也无从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他按照国别体编辑了《战国策》。《战国策》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是《战国策》的编辑者，北宋时《战国策》内容散佚较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杂家的代表人物有吕不韦，代表作有《吕氏春秋》，又称《吕览》。由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编撰，吕不韦署名。是战国末期的一部政论文的汇编，共26卷，160篇，完成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为秦相吕不韦及其门人集体编纂而成。另外，战国尸佼撰有《尸子》。
兵家的著作有《吴子》，相传为吴起所著，古本已佚失。今本《吴子》只剩下6篇，有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兵家代表人物孙武有《孙子》，又称《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和《吴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军事书籍，作者孙武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战国时齐国人孙膑有著作《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
春秋战国时期创作流行的著作还远不止此。由于古代对书籍著作的分类情况比较复杂，除了诸子百家的作品以外，还有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方法。仅就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还有很多。如屈原的《屈赋》，又通过增加其他作者的作品，形成了《楚辞》。《屈赋》又叫《屈原赋》。据《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共有25篇，即《离骚经》1篇，《九歌》9篇，《天问》1篇，《九章》9篇，《远游》1篇，《卜居》1篇，《渔父》1篇，《招魂》1篇，《大招》1篇。其中，《九歌》的9篇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湘君》与《湘夫人》合一篇、《大司命》与《少司命》合一篇。《九章》的9篇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现代学者有的把《屈原赋》说成是我国最早的署名文学作品。[4]
就史部著作而言，先秦时期的史籍已经很多。现存的有《尚书》、《逸周书》、《春秋》、《左传》、《周礼》、《仪礼》、《国语》、《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等。还有《禹贡》、《洪范》及各个国家的编年史，这种编年史或称《春秋》、或称《乘》、或称《梼杌》，此外有《竹书纪年》、《大事纪》等编年体史书。
春秋战国时期靠传播文化知识和著者创作的士，也就是诸子百家的著书立说者，成为春秋战国著作创作群体。他们在诸子百家领袖的率领下、或在养士领袖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的知识特长，发挥自己的文化创作智慧，创作了一大批彪炳中华文明史册的文化经典著作和作品，也开启了中国文学、史学、哲学作品创作的先河。
三 春秋战国时期书籍作品的书名与署名
我国古代的书籍命名，应该从先秦就出现了。只是那个时候书籍创作的环境的特殊性，有的书籍命名和作者署名相联系、相重合。当代学者曹之在《中国古籍编撰史》的《专题编》对书籍命名和署名就有专门的研究。[5]
中国古代书籍的命名较早，据《庄子·天运篇》云：“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是春秋末年出现的重要书籍，它的创作都与孔子有关。不仅如此，孔子及其弟子还创作了《论语》。秦国吕不韦也在战国末年组织门客创作了《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传》说：“吕不韦乃使其客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这说明，《吕氏春秋》在战国后期就名副其实地出现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说到老子、韩非的创作，说老子“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他所著书的名称，不清楚；又说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也没有说所著书籍的书名。倒是后来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古书名称的时候，使用的书籍名称，对保护书籍作品作者的某些权利比较有利。这些书籍的名称，有的可能是本来就有的，有的可能是后世著录者赋予的。但这些书名大都与著者有关。曹之先生通过研究，把《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书籍的名称具体梳理为6种情况[6]：（1）以姓为书名，如《服氏》、《晏子》、《孟子》、《董子》等；（2）以“身份名”为书名，如《史籀》等；（3）以姓名为书名，如《公孙龙子》、《韩非子》、《李克》等；（4）以号为书名，如《鹖冠子》，作者为楚人，隐居深山，以鹖羽为冠，自号鹖冠子；《野老》，作者年老隐居田野，以耕种为业，自号野老；（5）以官名封号为书名，如赵国谋士李左车封广武君，集因称《广武君》；（6）以“姓名+文体”为书名，如《左氏微》、《屈原赋》、《唐勒赋》、《宋玉赋》，等等。不管先秦古书是否已有书名，拟或没有书名；不管这些古籍可以辨识出作者是谁，拟或是不易辨识作者是谁，《汉书·艺文志》的作者为了要著录先秦书籍，非要追加一个著录者认为合适恰当的书名。而且有不少古籍的命名，还与原书作者有关。之所以如此，自有著录者的考虑和用意。但我们据此分析，不外以下原因：一是遵从先秦和汉代当时的著作著录习惯；二是尊重书籍创作的客观实际。但无论如何，如此对先秦书籍的著录办法，会产生诸多效果。曹之先生认为这些命名方法对后世图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远不止此。用现代版权观念来看，首先，这一命名方法，即用与作者有关的元素给书籍命名，主要是尊重了书籍原作者的创作权，体现为署名权。尽管流传下来的先秦著作署名比较简单，著作家和作者可能只是具有朦胧的作品署名意识。而且，诸多情况下，还是由学派的领袖署名。个人创作，因为缺乏自信，或者社会环境影响，争鸣竞胜所需，甚至自己不署名而假托前贤。二是这一符合创作实际的古籍署名办法，对书籍读者的阅读使用是十分有利的。避免了内容与事件的张冠李戴，史实与时间的错乱。读者阅读与使用书籍作品，也是一种权利。假如图书没有书名，或者署名不真实，不仅会给读者和研究使用者带来很多麻烦，也是对阅读者正当权益的不尊重。事实上，从先秦到汉代，著作界不仅具有了朦胧的著作署名意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识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