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调查:新白领生存状况与社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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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白领的界定及抽样方法

(一)新白领的界定

白领(white collar)一词最早源自20世纪的美国。根据Coolins Essential English Dictionary词条的界定,“白领”指的是那些坐在办公室内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从源自西方社会的最初概念来看,白领的内涵仅仅是相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blue collar)而言的。

按照第一个提出“白领”概念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观点,白领阶层主要指不直接从事物的生产的职业劳动者,也可以讲是非体力劳动者,但是,又不包括从事管理工作的高层领导者。白领群体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产阶级的主体,为了与传统的中间阶层相区别,白领群体有时亦被称为新中间阶层(New Middle Class)[3]。国外对白领的界定不一而足,例如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认为,“白领”是脑力劳动者,“蓝领”是体力劳动者;社会学家弗里茨·克龙奈(Fritz Croner)认为,白领是雇主的助手和伙伴,他们承担四类职能,即行政事务,设计、计算、研究、分析等技术工作,监督、管理、控制,经营商业、买卖。瑞士社会学家罗杰·吉罗德(Roger Giraud)认为,白领有两个明显标志:从工作环境看,白领从事的是“科室工作”而不是在车间和机械打交道;从工作对象看,白领多与文件、文字、符号及人打交道,而蓝领的工作对象是物[4]。虽然西方学者对白领的解释不一而足,但大部分学者都接受将白领作为“中间阶层”或者“新中产阶级”的说法。

目前中国国内对白领这一概念也还没有做出确切的界定,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朱光磊等人为代表,认为“脑力劳动者,即广义的白领阶层”,把白领的主要特征归结为“脑力劳动”[5]。这与莱德勒的观点相类,但这样的定义显然过于宽泛。另一种观点主要是狭义上的界定,主要将白领界定为“三高”群体,即高学历、高收入及高职位。例如杨雄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将“白领”界定为在“三高”中符合其中两项条件,年龄介于20~39岁,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6]。郗杰英则认为“新白领”是指那些正从事着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热门职业,具有高学历,有着较高收入的青年群体[7]。另外,潘允康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角度认为,新白领的特征比较明显:在经济地位上属于中产阶级,在职业的特征上以脑力劳动为主,在数量上迅速增多,具有新式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了知识经济[8]

根据李强的观点,国际上,通常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归入白领阶层;将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归入蓝领阶层。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产业步入了后工业时代,但相比之下,商业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少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不高,很难将他们归入西方意义上的白领阶层。因此,中国的职业分层比西方社会的职业分层更为复杂[9]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在本调查中,我们将新白领界定为出生地不在上海,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在上海从事非体力工作的劳动者。

(二)抽样方法

由于上海现行户籍政策的限制,许多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新白领移民并没有上海户籍,甚至连居住证或暂住证也没有办理,因此不能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新白领移民的完整抽样框;此外,大部分新白领移民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属于中间层,使得他们接受面访和配合调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10]。因此,在调查中,我们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简称RDS)方法来抽取新白领移民的样本[11]。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特别适合于研究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人口,如下岗和失业职工、无家可归者、新移民等[12]。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1年7月份使用受访者推动抽样方法,对上海市新白领移民进行了生存压力与社会信心方面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新白领移民的家庭生活、工作状况、身心健康及社会生活情况等。

在具体调查过程中,我们对样本指标进行了进一步操作化处理:①出生地不在上海(有无上海户籍均可);②在上海从事非体力劳动;③拥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④在上海工作满一年以上(不包括普通高校毕业生实习);⑤来上海工作及生活不超过20年;⑥在企业规模1000人以下的最多抽取5人作为调查对象,企业规模超过1000人的最多抽取10人,以保证样本的分散性。

调查队伍由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构成,在正式调查前都进行了系统的专业培训。调查时间为2011年7~8月,通过面访和电话访问两种方式进行,最终在上海地区成功调查了1047名新白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