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心路与行迹分析
廖大伟
一 情势变化与自信起伏
孙中山的个性自信乐观，之所以抱负满满，屡仆屡起，皆与这一个性有关。1896年他曾明确表示崇拜“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1]，后来向日本友人也坦言过志在任“大事”，希望做时代的先驱。[2]他说过“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3]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曾也谦逊过，他推举过容闳，寄望过李鸿章，然而并不意味自信降低，放弃抱负。合谋华南独立，被其视为推进革命的一步棋，以为将来之基础，所以推“容”寄“李”，只是顺势而择之时策，不代表发自内心的真谦逊。此事从孙中山的两次谈话可以解读，一次是与宫崎寅藏说：“（香港）总督之意，以为李鸿章挈两广宣言独立，用余敷设新政，彼（香港总督）暗中保护，可以无事。乃以此事说李，李既容之，余亦略略允其事，欲以作大计之基础。”[4]一次是与另一位日本人说：“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料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5]
乐观自信为一种感觉，往往认同越多，越有底气，反射愈烈，愈有动力。1895年孙中山流亡到神户，日本报纸称其“支那革命党首领”[6]。不久伦敦蒙难受西方关注，[7]“奔走国事”则更执着。[8]可贺的是他慢慢受到国人的推崇，1903年章士钊在《孙逸仙》序中写道数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时至今日“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9]。果然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被推为总理，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党领袖。有报纸说，“孙博士相信，彻底改变庞大的中华帝国政体的时机已近成熟”，在很有限的几年内将会“建立一个共和政体”[10]。武昌起义前两个月，他的期待更加强烈，乐观自信洋溢在给荷马李的复函里：“目前，无人愿与我分担权力，各省领导人均极欢迎我负责全面指挥，事实是他们唯恐我不接受此职。”[11]
此时乐观自信并非盲目，因为国内传来的消息令人鼓舞，比如1911年6月胡汉民来信说，之前寄上直隶刘捷的三封信，可证明北方军人已人心思动。而吴禄贞已被任命为第六镇统制，将来或许大有可为。广西新军原本约定响应广东，只因广州起义很快失败，所以没有跟进。目前各省军队里，都有我们的同志，只要有一定的经费，“则可成蜂起之势”[12]。另外国内形势也的确“大非昔年可比”[13]，一方面革命党不罢休，继不久前广州起义接着又在策划，[14]甚至长江中下游也纳入组织动员之区域；一方面立宪人士离心离德，表现在愈演愈烈的国会请愿和保路运动上。所以孙中山判断“成功之果”数年必至，[15]“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16]。事实也不尽然，革命发展比他的预料还要快，而且最先“得手”的不是四川也不是两广[17]，而是未曾想到的湖北，难怪武昌起义一个月后他说一句：“目前的发展，一切如我所料，只是事机来得快一些。”[18]意可理解“总体不出所料，具体出乎意外”。
获悉占领武昌后，他断言“斯举当有成矣”，可是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先往欧洲。身在国外却感觉良好，他说：“我有干练敏捷之人，散处重要之地，使号令一下，即可响应。”他已考虑“此次若幸有成，当暂立军政府”[19]。他的乐观自信终于在给友人的信里压抑不住：
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20]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11月中下旬他突然低调，甚至向国内发去“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的电报。[21]是否随意一说或有某种需要，显然不是，他不仅私下表示“不介意”，[22]更有公开声明“不重要”：
在中国人当中，有许多素养高尚之士，相信他们必能担负组织新政府的任务。他们早有精审的计划，使旧中国的王朝转变为共和国。……不管我将成为中国名义上的领袖，还是将与袁世凯或其他人联合，对我都不重要。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23]
及归国途中，他变得愈加小心，途经香港有个记者好不容易上船采访，结果被告知“你们应该知道我恰好什么也不能说。不久我将告诉你们我有很多话要说，但现在无可奉告”。[24]随他身边的荷马李也同样谨慎，所有提问都答“不知道”[25]。
“不介意”不可能，“不重要”也属于言不由衷，那么为什么会如此，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原来国内的情势有变化。
首先，首义之区不认可的态度及促袁反正态势的形成。尽管武昌起义后起义者们曾在报上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名义动员民众，[26]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内心。据蔡廷干告诉《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在武昌时他曾问道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蔑视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在当前这场革命中没有起过任何作用。”[27]另外武昌方面已与北方开始接洽，希望袁世凯反正而以大总统许之。当时持此观点的人为数不少，黄兴便是其中的一个，[28]“促袁反正”已蔚然成风。
其次，外交没达到预期效果，却了解英国支持袁世凯。孙中山未从美国直接回国而是取道英伦，目的之一便是借款。[29]经与英国外交部及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多次交涉，对方均以中国成立统一政府“乃能开议”而拒绝。[30]相反英国外交大臣毫不掩饰对袁世凯的偏爱，表示“所有外国人及反满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以总统职位”[31]，而且这样的态度已经成为英国对华的既定政策。[32]钱没借到有失国内期盼，有钱就“可以绝对控制局势”的自信也肯定大不如前。更重要的是英国支持袁世凯，英国的政策举足轻重，[33]所以以个人与大局计，接受现实。
最后，临时政府似有花落武昌的迹象。11月11日，鄂沪两地分别发出组建临时政府的倡议电，随后各省代表在沪积极筹备。[34]由于武昌方面的坚持，11月20日代表会议决定“认鄂军为民国中央军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统筹全局，划一军令。其中央军政府组织，请贵都督府制定”，同时决定将代表会议迁到武汉，[35]这预示首义之区将成为临时政府所在，黎元洪将挂帅临时政府。既趋向如此，也只能不拂“民意”，那就祈祷临时政府快点成立，希望它是个“善良”的政府，因为政府速建，国基早固，可免被外分割和内部分裂，[36]担心列强干涉，其早有之。[37]
但12月21日途经香港时，他的自信忽又复苏，担当的意识又重勃起。他不留广东要去上海，认为“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38]。他还致函龙济光：
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当今政策，莫大于此。[39]
态度的再次变化同样与时局有关，原来12月2日南京光复，两天后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并电告留沪代表一周内赴宁，共选临时大总统。[40]可结果是此后一路不顺，一会上海方面自选黄兴、黎元洪为临时正副元帅[41]，一会武汉方面通电反对[42]，一会传袁世凯也要共和但要一步一步来[43]，一会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由副元帅黄兴代行职权在宁组织临时政府。这样颠来倒去的不稳定状态，让孙中山既为之焦虑又想担当的自信得以重燃。
二 径直抵沪
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出发，目的地便是上海。[44]将上海作为归国后的第一站，早在伦敦时就已确定。[45]
孙中山不是没有选择，途经香港时完全可以由港赴穗，那里是他的“乡国”，是他一直寄重情感的地方，而且广东都督胡汉民也力劝他留下。胡汉民说，先生若去沪宁，必被推戴为大总统，那里兵无可用，号令难行，无所作为，“元首且同虚器”，所以不如“留粤”整训军队，然后举兵北伐，乃可成就统一大业。但他不这么想，他认为“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46]。孙中山不仅初衷不改，反而说服胡汉民同行。
这时的上海既是同盟会大本营，也是众多精英的聚集地。上海光复后地方名流与革命党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各省代表会议，目的是想掌握筹建临时政府的主导权。由于武昌方面反对，只好迁会武汉，留下部分代表“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可是当各省代表们抵鄂之际正逢汉阳失守，武昌危急，这时又传来占领南京的消息，于是决定定都南京，与留沪代表在那里汇合共同选举临时大总统。[47]这时本来就不满意“政府设鄂”的上海方面不仅派人劝回了黄兴，电请各省代表由鄂“折回”，[48]而且还由沪军都督府出面召开了时局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留沪代表，还有非代表的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人。12月4日更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规模更大的“联合”大会，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通过了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方案，发出通电，请赴鄂各省代表“即日来沪会议”[49]。按照规定，留沪代表尤其非代表人士没有权力如此行事。[50]
南北议和始于武汉，因12月6日清廷认可，遂准备互派全权代表正式开谈。[51]可是开谈容易，议和地点却是问题。12月9日北方全权代表唐绍仪离京南下，与此同时各省代表会议推定全权代表伍廷芳。黎元洪立刻致电伍表示已派专人赴沪“迎迓”，[52]可上海公共租界英籍董事李德立的一份电报让其难堪，电报说：“德立侨华已三十年，曾历二十二省，故不忍坐视糜烂。因特屡电商准袁内阁派员议和，民政府已允可，届期有代表磋商。沪上为公共保护中立地，于议和最属相宜。”黎元洪没有反驳，只是复电“唐使早晚可到”汉口，[53]因为只要唐一到武汉，在他看来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可是不曾想到伍廷芳、唐绍仪及列强方面都希望在上海开谈，于是上海方面终遂所愿。[54]两地竞争中上海胜出，孙中山抵沪留沪就不难理解。
三 沪上行踪与租界
1911年12月25日晨，孙中山乘坐的“狄凡哈”号邮轮驶入吴淞口，时有沪军都督府所派驱逐舰“建威”号前往护航。[55]不久“狄凡哈”号停泊浦东码头，黄宗仰等人以“江利”轮接孙中山一行驰抵三马路（今汉口路）海关码头登岸，一同到达的有胡汉民、谢良牧、李晓生、黄子荫、陈琴航、朱本富、余森郎、朱卓文、陆文辉、黄菊生，以及美国友人荷马李夫妇和六名日本友人，[56]分别为宫崎寅藏、池亨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忠次郎、绪方二三。
孙中山此次来沪，上海租界当局十分注重，这些情报如今见诸留存下来的《警务报告》和《警务日报》。[57]孙中山行将来沪，公共租界预先知晓，12月12日工部局警务处总巡勃罗斯即向工部局总办赖佛逊报告：“预料孙逸仙即将来沪，各方面将采取特别保护措施。”[58]12月25日勃罗斯再次报告说：“约一个月前，有7名日本陆海军军官自日本来沪，其中5名前往香港会晤孙逸仙博士，目前正随孙返沪。”[59]显然孙中山即将来沪已经不是秘密，而且租界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还比较具体。
日本友人知其行踪并会同而来，是孙中山主动告请的。11月28日孙中山致电宫崎寅藏，谓本人“乘丹佛轮归国，预定12月22日抵香港，请偕池到港接”[60]，宫崎、池亨吉等6人果然于12月19日抵港，[61]然后偕同来沪。而社会上获得正式消息，则始于12月23日《申报》发布的一则电报，此为胡汉民离穗前电告陈其美、黄兴：“汉民到港接孙先生，同英邮船来申，乞招待。”[62]
孙中山抵沪，当天的《警务报告》记载得十分详细：
孙逸仙搭“狄凡哈”号（S. S. Devanha）抵沪，由一艘悬挂两面革命军旗子的专用汽艇将其接至租界码头，然后乘坐176号汽车驶往静安寺路哈同公馆。孙在哈同公馆接见了伍廷芳先生及其它来客约三十人，后于下午2时30分前往爱文义路100号伍廷芳寓所，并一直停留至下午4时20分。晚上孙在戈登路7号彭济时（应为庞青城——作者注）家与友人共进晚餐，至夜晚11时离去。孙现住宝昌路408号，此屋系法国人屠榭（Toche）之产业。[63]
孙中山在沪待了八天，多次开会，还接见了许多来宾。据28日勃罗斯的报告：“孙逸仙博士整日在宝昌路忙于接见宾客。现法租界捕房已派人警卫该所房屋，夜间并有一人睡在里面。”[64]宝昌路408号现为上海淮海中路650弄3号，据勃罗斯报告，29日，“若干旅沪粤人在靶子路111号宴请孙逸仙博士、伍廷芳及温宗尧，参加此宴会的有旅沪粤商约四十人。孙逸仙博士于晚7时15分到达，9时5分乘坐345号汽车离去。另二位客人于晚7时乘313号汽车到达，于9时10分离去。当时有西探一名、华探两名在靶子路111号的花园内值勤”[65]。
1月2日的报告写道：“孙逸仙于12月31日出席了靶子路111号某粤人举行的宴会。那天下午6时20分，孙乘坐345号汽车到会，于晚8时离去。当时约有40人参加宴会，住宅周围有22名粤籍商团团员巡逻警卫。”[66]1月3日的报告写道：“1月1日上午11时，孙逸仙博士离沪去宁，由县城派200名士兵护送。”[67]相同内容的情报还见于1月2日的《警务日报》，该情报称：“昨日上午10时25分，孙逸仙博士被护送经过西虹口地区去火车站。上午11时，由200名士兵陪同离沪去南京。”[68]元旦这天公共租界也安排了警卫，据勃罗斯报告：“1月1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孙逸仙博士在前往火车站时途经老闸地区，由探目凯纳莱（Kennerley）护送。”[69]公共租界的护送安排是经孙中山要求上海领事团指示下实施的，1911年12月30日比利时总领事兼上海领事团领袖领事西弗尔特通知工部局总董葛雷说：“根据孙逸仙总统之要求，本人今发出通行许可，准许骑兵3人，卫队8人，均武装骑马，护送总统由西新桥往火车站。”随后工部局警务处照此指示进行了安排。[70]
租界当局不仅关注孙中山本人的行踪，还留意他所接触的人，尤其是陪在孙中山身边的日本人。据29日的报告：“孙逸仙之秘书现住熙华德路5号丰阳旅馆，此人被人称为作家，曾将郝门李将军之著作《无知之价值》译成日文，其真实姓名为保佐（Hosakawa），目前则用池亨吉（Kyokichi Ike）之名。与孙博士在一起的另一日人名宫崎寅藏（Torazo Miyazaki），此人曾任东京《二六新报》编辑之职达7年之久，为孙逸仙之旧友，曾在国外不断将当地消息带交国内革命党人。与孙博士在一起的尚有二日人：一是海军后备军官大田大尉（Captain Ota），一是陆军后备军官本乡（Hongo）。此二人于两星期前随另外20名日人一同自日本来沪，现住静安寺路172号。”[71]这样的深度了解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也曾询问过孙中山，比如同来的日本人分别叫什么名字，是否都是军人，带这么多日本人来干什么，这些人与你以往有什么关系，与组织临时政府有什么关系，与日本政府是什么关系。[72]这些问题的“关心”说明当时的英美对日抱有戒虑。
那么孙中山在沪期间究竟接触了哪些人，社交网络有多大，29日的报告则是列名最多的一次。该报告称：“彭济时昨晚在戈登路7号设宴招待30位宾客，内中有伍廷芳博士、孙逸仙博士、黄兴将军、陈其美都督、苏州都督[73]程德全、温宗尧、黄膺白、胡汉民，4位日本人以及郝门李将军及其夫人。”[74]根据这份报告再结合其他资料，大致可了解孙中山在沪期间与伍廷芳、温宗尧、陈其美、程德全、黄郛、胡汉民、李平书、彭济时及美国荷马李，日本池亨吉、大田、本乡等人有较多接触，黄兴因先行赴宁陪伴较少，此外与汪精卫、宋教仁、张静江、居正、赵风昌、张謇、唐绍仪、哈同、宫崎寅藏、犬养毅等人也有会议或来往，刘福彪也曾将一张攻打江南制造局时负伤的照片给孙中山看过。[75]
四 先内而外的思路
沪上党人获悉孙中山启程回国，即开始营造声势，尤其《民立报》虽未明确主张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但字里行间无不蕴含着深意。如12月15日刊登《孙中山之归讯》一文，称党人“拟举为大总统，然孙意不肯就职”[76]。如12月20日马君武撰写的社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认为袁世凯不如孙中山。[77]12月24日徐血儿撰写的《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更是对孙称颂不已。[78]12月25日孙中山抵沪，《民立报》又连续发表《孙中山归国记》《访问孙中山先生》等系列报道。
孙中山抵沪，各地贺电果不其然纷纷而来，[79]但孙中山依旧保持低调，[80]直到12月29日获悉自己确实当选，处事风格才有别于前。据31日《民族先驱报》报道：“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唐绍仪和伍廷芳就召开国民会议事宜，在市政厅举行会议。他们一致同意：湖北、江苏、安徽、福建、浙江、广东、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广西和山西等省代表作为民国代表出席；直隶、河南及山东等省代表则作为清政府代表出席。一俟四分之三代表到会，会议即可开始。有关此事已及时通知孙博士，孙对此建议颇为同意。”这里用了一个“同意”，说明当选前后表态有别，前面低调为确保当选，当选之后才宜表态。
其实孙中山抵沪当天就忙个不停，一直到深夜才回住处休息。必要的应酬是免不了的，但更要紧是争取党内意见统一。26日孙中山在住处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取舍，决定总统之人选。第二天黄兴便专程赴宁，向各省代表会议提出三项议案：一改用阳历，二以中华民国纪元，三政府组织取总统制。代表们对第一、第二项没有异议，唯第三项宋教仁“犹持前议，讨论颇久，克强说明提案理由，多数成总统制，照提案通过矣”[81]。
党内基本一致后，还需要沟通各省代表。除了黄兴已经在宁进行以外，其与对方直接面谈显得十分必要。27日各省代表专程抵沪会见了孙中山，结果双方达成两项共识：一选举大总统，不称大元帅，二袁世凯拥护共和，就让位给袁。至于是称大总统还是临时大总统，大总统就职之日是否宣布改用阳历等问题，因事关重大有待提交代表会议讨论决定。[82]
这是孙中山与各省代表会议代表第一次接触，也是孙中山与代表会议第一次发生直接关系。双方当事人分别以选举人的代表和候选人身份进行了坦诚交流和沟通，会谈中既有各自想法的提出，也有对对方的认可或存异，其中显而易见双方务实精神和彼此的尊重，而且都把民主原则放在不容置疑的地位。
1912年1月1日11时，孙中山在各省代表会议特派代表汤尔和、王宠惠的陪同和沪军都督府所派卫队的护卫下，偕胡汉民、庄思缄、荷马李等乘专列离沪赴宁。当晚10时许，于临时大总统府大堂暖阁履行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并再次承诺“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83]。
[1] 《自传——为英国学者翟理思编纂〈中国名人辞典〉而作》（1896年11月），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5～26页。
[2]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中下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3～174页。
[3] 《致港督卜力书》（1900年6～7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页。
[4] 《与宫崎寅藏的谈话》（1900年7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6页。
[5]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1900年8月中旬至21日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
[6] 《革命二字之由来》，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第1页。
[7] 事后有英国人约请撰写自传，有俄国人进行采访，并分别在英国、俄国出版和发表。
[8] 《伦敦被难记》（1897年1月21日），《孙文选集》中册，第28页。
[9] 黄中黄（章士钊）译录《孙逸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90～91页。
[10] 《数年内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政体——与檀香山〈太平洋商业广告报〉记者的谈话》（1910年4月20日），《孙文选集》中册，第219页。
[11] 《复咸马里函》（1911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2页。咸马里、荷马李，均Colonel Homer Lea之译，现一般取后者。
[12] 《胡汉民致孙中山函》（1911年6月21日），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第41页。
[13] 《复宗方小太郎函》（1911年7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4页。
[14] 《致刘易初函》（1911年7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1页。
[15] 《复宗方小太郎函》（1911年7月16日）、《复邓泽如等函》（1911年7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4～525页。
[16] 《复邓泽如函》（1911年8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4页。
[17] 《复萧汉卫函》（1911年9月14日）、《复咸马里函》（1911年9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9～540页。
[18] 《我的回忆——对纽约〈滨海杂志〉记者叙述革命经历》（1911年11月下旬），《孙文选集》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240页。
[19] 《与法国〈朝日新闻〉驻美访员的谈话》（1911年10月），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53～154页。
[20] 《致咸马里电》（1911年10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4页。
[21] 《致国民军政府电》（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
[22] 《与康德黎的谈话》（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9页。
[23] 《我的回忆——对纽约〈滨海杂志〉记者叙述革命经历》（1911年11月下旬），《孙文选集》中册，第239～241页。
[24] 《孙逸仙访问记》，《华南日报》1911年12月22日，转引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第245页。
[25] 《荷马李将军访问记》，《香港电讯》1911年12月21日，转引《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245页。
[26] 转见《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569页。
[27]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第794页。
[28]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第81～82页。
[29] 《与邓泽如等的谈话》（1911年12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7页。
[30]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244～245页。
[31]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第983～984页。
[32]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电》（1911年11月15日发自外交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第58页。
[33] 参见拙作《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华政策及其表现》，《史林》1992年第2期。
[34] 参见拙作《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述论》，《史林》1998年第3期。
[35] 《看看代表》，《民立报》1911年11月22日；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出版社，1981，第242页。
[36] 《与康德黎的谈话》（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9页。
[37] 《与日本记者的谈话》（1911年3月上旬），《孙中山集外集》，第149页。
[38] 《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
[39] 《致龙济光函》（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0页。
[40] 《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46页。
[41] 《选举假定大元帅》，《时报》1911年12月5日。
[42] 《黎副总统政书》卷一，湖北官书印刷局，1914，第22页。
[43] 《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50页。
[44] 《与邓泽如等的谈话》（1911年12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7页。
[45] 《与英国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9页。
[46] 《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7，第61页。
[47] 《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43～246页。
[48] 《致各省谘议局电》（1911年12月1日），陈麓旭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369页。
[49] 《选举假定大元帅》，《时报》1911年12月5日。
[50]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民立报》1911年12月11日。
[51] 《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200页。
[5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册，中华书局，1930，第408页，
[53] 《武昌革命真史》下册，第411页。
[54] 参见拙作《上海与辛亥议和》，《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4辑，上海三联书店，2008。
[55] 福州船政局自行建造的驱逐舰，清末编入长江舰队，上海光复后暂归沪军都督府统辖。
[56] 《孙中山归国纪》，《民立报》1911年12月26日。
[57] 据上海市档案馆专家介绍，《警务报告》系工部局警务处刑侦股编制的情报汇集，一般以在上海（特别是公共租界内）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活动为记录对象，属秘密性质，内容不对外公开，仅供警务处、总办处高级官员和工部局董事会成员阅读。
[58]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1年12月12日。
[59]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1年12月25日。
[60] 《致宫崎寅藏电》（1911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6页。
[61] 转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586页注1。
[62] 《广东胡督来电》，《申报》1911年12月23日。
[63]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1年12月27日。
[64]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1年12月28日。
[65]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1年12月31日。
[66]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2年1月2日。
[67]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2年1月3日。
[68]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2年1月2日。
[69]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2年1月3日。
[70]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2年1月2日。
[71]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1年12月29日。郝门李即荷马李（Homer Lea）。
[72] 《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1911年12月25～2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2页。
[73] 原文如此，应为江苏都督。
[74]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1年12月29日。
[75]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报告》1912年1月1日。
[76] 《孙中山之归讯》，《民立报》1911年12月15日。
[77] 马君武：《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民立报》1911年12月20日。
[78] 徐血儿：《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民立报》1911年12月24日。
[79] 详情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597～598页。
[80] 《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1911年12月25～2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2～573页。
[81] 《辛亥札记》，陈三井、居蜜合编《居正先生全集》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第77页。
[82] 王有兰：《迎孙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第779～780页。
[83] 《临时大总统誓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