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之关系

关于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者理论上的内在困境，以及表现在近代中国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上的影响和国人对此的两难选择上。萧守贸在其概述性文章中已就郭洪纪、杨天宏等学者的观点作过述评，指出了中国人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选择上的矛盾心理及造成这一心理的原因主要是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困境。^[47]故对这一问题，笔者不拟重述。

这里要补充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就提出了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他以“救亡”与“启蒙”为两大“性质不同”的思想史主题来解释中国现代史，认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条件下，救亡压倒启蒙，“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最终是为了国家、民族，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故“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48]后来汪晖则走得更远些，他指出：“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部主题’，它无力构成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和独立的主题。”^[49]这种“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史解读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争论亦随之而起，见仁见智。

李扬对中国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现代”与“传统”这一二元对立提供了另一种理论解释，说明了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救亡’与‘革命’，不但不是‘启蒙’的对立面，反而是‘启蒙’这一现代性生长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不但没有‘中断’中国的现代进程，反而是一种以‘反现代’的方式表达的现代性。”^[50]陈大白在评论王小东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说时，将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都归属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和蒋介石的民族主义”的路子，并认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可称为民主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意味着国民在民族建国精神和民主精神两个方面的自觉，“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至“五四”后，由于中国面临日本侵略的现实危机，民主民族主义逐渐失势，民族情感倾向了国家主权。^[51]曹跃明等在分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后，指出深藏其背后的一条民族主义潜流。从严复到胡适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将自由主义“以一种目的”加以接受，但更是“作为一种手段”而使用，他们对个人自由与个人主义的宣传，目的只有一个，“即民族的复兴”。他说：“对自由与国家的关系，自由主义者可以有两种态度：人民爱自由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是一块‘自由的乐土’，或认为自由的价值即在于它可以使国家富强，是一种强国富民的手段。中国的现代自由主义者大都属于后一种。”^[52]

罗志田则以胡适为个案，深入剖析了胡适的世界主义思想，指出胡适虽然接受了现代自由主义，终生为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但他“之所以服膺现代自由主义”乃因它是“以民族平等为基准的”。故贯穿于胡适思想和志业之中的是一种“对祖国深挚的爱”和“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关怀”。^[53]任羽中等撰文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相当巨大”，民族主义的基本价值乃是对本民族文化和声望的关怀，而民主主义者却认为传统是封建主义的“余孽”，因而“这种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态度，无可避免地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生了知识分子的所谓“反中国情结”，可以解析为“传统与近代（西化）”“个人与群体（民族、国家）”“有道（民主）与无道（反动独裁统治）”三对矛盾。^[54]岑树海检讨了民族主义与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双重变奏”后指出，民族主义是集体本位而民主则以个体为本位，从历史上看，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追求个人自主“同时起步”，“民族主义与民权是一对双胞胎”。在整个20世纪，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相较而言，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对民主的向往强烈，民族主义对中国近代政治运作的影响和威力远大于民主。民主观念在中国知识阶层生根，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它要求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等应该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不过，在“五四”后，“救亡”主题压倒了“启蒙”，人们“转向社会改造的方略设计和社会实践的程序设计”，“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压力下改变了既定目标，民族主义淹没了近代化，并使之偏离了初衷”。岑树海进而认为，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在今天中国所要求的应是理性的、开放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价值的良性互动。^[55]

许纪霖以梁启超、张君劢为分析对象，撰文讨论了特定民族历史命运下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融合，他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所致力的，是将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文化语言共同体以二元化的方式结合起来，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张君劢，既尊重个人的自主性，也强调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感。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具有民主政治内容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56]但他又从梁启超、张君劢的思想特征，说明他们属于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