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存行动的轮廓

特殊的行动者

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贫困问题是中国贫困研究的主题。城市由于各项制度的保障，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结构性贫困，充其量只有一些由于个人原因而陷入贫困的，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工作能力和家庭支持的“三无”人员（Guan，2003：78）。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因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而诱发的贫困正在改变着城市贫困的构成。由于个人原因而发生的贫困比例大幅度下降，由于企业改革而导致的下岗、失业、半失业人员成为城市贫困群体的主体，而且这一群体的规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呈现递增的趋势。近些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及大学生群体的待岗、自愿失业，城市新贫困群体的规模更加庞大，结构也愈益复杂。但是，这些变化依然没有动摇下岗失业人员在城市贫困大军中的主体地位，有学者估计，他们占目前城市贫困人口总数的70%～90%（Wang Zhao，2003：109）。

此外，在城市新贫困群体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群，即农民工群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谋求发展。城市中的农民工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1000万左右的规模（Fan，2002：103）。农民工的收入或许并不低，但是他们作为城市生活的“外来者”，总是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很差，有的甚至被当成“包身工”。

本选题在确立研究对象时，并没有把城市贫困者的所有构成都包含在内，而是在考虑研究对象独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定了城市贫民的范围。综合而言，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1）具有城市户口的常住居民。我国1958年开始实施现有的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划分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两类。户籍制度的实施，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速了社会分化。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了体制上的障碍。大量城市务工农民，连基本生存条件及安全感都没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城市需求及消费畸形发展。因此，享有“非农业户口”是一种结构性要素、一种体制性资源，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享有很多优惠和政策性照顾，这些现实对于享有者的自我定位、群体意识、政策评价等能够产生很大影响。

（2）属于城市新贫困的范畴。以此区别于传统的城市贫困群体，把因个人原因陷入贫困的人员排除在外。本研究强调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等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被动下岗、失业。对于他们而言，个人命运转折和社会转型属于同一过程，个人在这一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不仅被剥夺了工作机会，而且一系列相应的福利保障也随之失去，生活水平骤然下降，不满、愤恨情绪相应而生，由此具备了抗争行动的动力条件之一。

（3）失去组织依靠。一个“失”字，尽显转型改革前后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变化。这里的“组织”主要指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改革之前，这些贫困者都是有单位、有依靠的人，生活稳定而有保障。改革之后，通过“身份置换”，更多的是“买断工龄”而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更严重的是，原有的单位也在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破产、倒闭。这些人被无情地抛向社会，彻底成为无依无靠的市场自由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体制整合了绝大多数社会经济资源，并对劳动力实施着严格的人身限制。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分配，单位为人们提供从生到死的保障，个人就与单位建立了异常紧密的关系。一旦失去与单位的联系，个人就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茫然感，不知自己能够依靠谁，也不知自己将何去何从（李汉林，2008）。

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受到“基础设施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限制，国家对单位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各单位的性质和级别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单位改制的过程中，对改制结果产生了较大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受到更好的行政保护，其市场化进程稳步推行，单位职工的利益受损程度相对较小，个人—单位—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个渐变的过程，为个人更好地适应市场化机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时间准备和思想准备。相比之下，国有小型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改革速度更快、强度更大、损害更甚（冯仕政，2006：105）。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下岗失业职工都面临同等程度的困境。

由于各个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所处的地位、重要性不尽相同，单位领导人的改革意识和改革手段存在差别，在改革改制过程中机会和运气各有差异，所以，有的单位能够在经历了改革的阵痛后生存下来，或者经过改制改组原有的主体结构得以保存。对于这些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而言，他们的运气要相对好些，至少个人与组织的附属关系还存在，基本社会保障有人埋单，重大疾病或者权益受到侵害时还可以找到申诉对象，获得组织帮助。而那些单位破产、倒闭的下岗失业职工处境就艰难得多，失去单位的父爱式关照，更没有可以为自己当家做主的组织依靠，物质生活水平陡然降低，不安全感、焦虑感大大增强。因此，这部分群体才是本研究关注的对象。他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次性买断、社会保险由个人承担。

概念界定着研究对象的范围，是研究展开的基础。为了描绘出“失组织”城市贫民生存行动的整体画面，必须对相关要素加以说明，这里主要涉及制度环境、行动主体的特征以及何谓生存行动等问题。